有这样一个时代:两百年的人文复兴已步入尾声,理性的启蒙尚在酝酿之中,旧的蒙昧尚未退场,新的枷锁却已经铐上。
在当时的世界,新旧霸主即将易位,围绕国家领土、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势力范围的战争频频爆发……
在这个时代,有这样一个国家:距离世界霸主之位,还差一场海上战争,但是国王的专制统治、思想迫害,正在加速革命的到来。
在这个国家,有这样一位精英:生于官宦之家,坐拥丰厚的产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幸福的家庭、高薪的工作……他对现状非常满足,除了信仰和道德的败坏——然而,这恰恰是他最无法忍受的。
这个时代,就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它是人类历史大转折的时代。
这个国家,就是英格兰。几十年后,它爆发了革命。一百多年后,它成为“日不落帝国”。
这位不甘屈服的反叛者,名叫约翰·温斯罗普。为了纯洁的信仰,他逃离故土、远赴重洋,提出“山巅之城”的构想,并在新大陆将梦想变为现实。
在人类历史上,他是屈指可数的、“从0到1”的文明秩序开创者——但是如今,他早已被世界遗忘。
手捧《圣经》的温斯罗普铜像
▍逃离英格兰
「如果温斯罗普不去,我们也不去了」
1588年,对世界各国而言,并不是多么特别的一年。
这一年,丰臣秀吉成为日本的新主宰,为实现中央集权,他宣布收缴民间武器。
这一年,是大明王朝的“万历十六年”。古老的皇帝制度,即将进入下一轮“天命”循环。
这一年,法国宗教战争达到顶点,国王逃出巴黎,与吉斯公爵不死不休。
这一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成为新的海上霸主……
也就是在这一年,温斯罗普出生于伦敦附近的一个乡间贵族之家。
温斯罗普的家族产业丰厚、亲族和睦。
他从小接受贵族教育,生活安逸富足。成年后,他娶了美丽的妻子,生了很多可爱的孩子,有一份体制内的高薪工作……这是一般人可望不可求的。
但温斯罗普偏偏不是一般人。
他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最重要的是,他是个虔诚的清教徒。在那个时代,这不仅非主流,而且意味着被打压、被迫害。
在当时的欧洲,人们享受着大航海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先进科技都在这里汇集。欧洲主要国家的首都,则是财富的宝库、享乐的天堂。
与此同时,社会道德却迅速走向堕落,战争越发频繁,权力无所不能,平民的生命财产不受保障……
新教运动为这种堕落带来了变数。虔诚的清教徒,出于对上帝的敬畏,无法坐视社会不公、民生疾苦。
他们真诚地相信《圣经》中“千禧年”的预言:道德沦丧的欧洲,即将走向索多玛的结局。
在英国,历经几任国王的高压统治,清教徒的处境最为艰难。
尤其是查理一世的专权和癫狂,导致一系列内忧外患。
1629年,查理宣布解散议会。清教精英们对国家彻底失望,他们对“末日审判”的恐慌与日俱增。
很多人诉诸暴力革命——他们后来的确推翻了君主专制,甚至砍下了查理的脑袋。
但英国并没有因此实现和平与正义,经过几十年的倒退和动乱,最后不得不请回一个新国王。
然而这些都是后话,当时能预见暴力革命结局的,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人——温斯罗普就是其中之一。
担任法官期间,温斯罗普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经验,也逐渐意识到了英国的腐败和危机。
他到伦敦本是想报效国家,但工作却是给国王和官僚卖命:每日穿过穷街陋巷,剥夺阵亡将士孤儿寡母的财产——他将这份工作视为耻辱。
最终,因为信仰立场和反主流的言论,他被剥夺公职。
和那些善良温和的清教徒一样,温斯罗普陷入了两难:在良知面前,他不想和自己鄙视的势力同流合污,但也不想诉诸革命——因为他知道这是另一条不归路。
他该怎么办?
命运的转机很快到来。
1629年3月,一批清教徒获得王室的特许状,得以“马塞诸塞海湾公司”的名义,前往北美大陆开荒种地。
于是,“逃离英格兰”的选择,就这样排上了他的日程。
清教移民熟知《旧约》中的一个典故:以色列大祭司掌管的“逃城”,又叫庇护城,专门给那些罪不至死的逃犯提供庇护,使他们免于追杀。
于是,他们很自然地将北美视为“基督徒的逃城”,将“逃离英格兰”看作救赎的旅程。
在这批人当中,40岁的温斯罗普立场最坚定、头脑最清醒,也是最具创造力、执行力的领导者,没有之一。
温斯罗普变卖了祖辈传承的田产,全部投入到这场伟大的冒险之中。
这种破釜沉舟的勇气、追求纯洁信仰的诚意,赢得了移民们的普遍尊重。在起航之前,他就被选为总督。
然而,一场意外的风暴导致起航延期,种种疑虑再次泛起。
这时又是温斯罗普请来牧师,为大家祷告鼓励。在起航前,他们特意签署了一份信仰公告。
温斯罗普的演讲非常有感召力:“圣经要求我们‘仰望上帝的赏罚’,而不是俗世的利益或名声;我们要建立的北美社区,不只是‘基督徒的庇护城’,更应该是‘文明的庇护城’;我们现在逃离英格兰,恰恰是为了拯救英格兰、拯救欧洲,乃至整个人类文明!”
这份公告回应了关于“逃兵、叛国”的疑虑和攻击,使得大批的优秀人才云集响应。移民们甚至表示:“如果温斯罗普不去,我们也不去了。”
1630年4月7日,“阿贝拉”号起航前往北美。

▍在蛮荒之地建一座山巅之城

——温斯罗普的天才想象力

在温斯罗普之前,已经有很多怀揣梦想的欧洲人奔赴北美大陆,但是少有建树者。
早在1607年,英格兰人就在北美建成了第一个聚居地——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
然而他们从荷兰辗转来到这里,不是因为宗教理想,而是为了发财致富,或是逃避旧大陆的喧嚣。
1620年的“五月花”举世闻名,很多人都将其视为美国文明的起源。但是有些学者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事实是,在“五月花”号上,清教徒的人数没有超过一半。
备受尊崇的《五月花公约》虽然以上帝之名签订,但其效果仅仅是维持了“政教分离的世俗政治”。
早期移民建立的北美社区,始终没有长成规模。
旧大陆虽然不自由,但毕竟繁华喧嚣,而新大陆只有一片荒芜。
因此,很多移民无法忍受艰苦的环境,又重新回到了欧洲。
正是预估到这种“重回埃及”的巨大压力,温斯罗普在“阿贝拉”号上做了一场布道。
他鼓励清教徒们牢记自己的使命:要在基督这块磐石上,建成一座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传递上帝的亮光,救赎堕落的欧洲,照亮整个世界。因为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上帝蒙羞,不要让祂的祝福变成咒诅……”
当1000多人登陆北美时,今天那个叫波士顿的地方,还是一片野兽成群的丛林灌木,乱石成堆的泥涂荒滩。
坚定的清教徒并不气馁,他们把自己视为“亚伯拉罕应许的后裔”——怀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圣徒情怀,他们立志要在这片“迦南美地”践行敬虔的新生活。
但是,一连串打击接踵而至。
上岸几天,温斯罗普的次子溺水身亡,很多伙伴因营养不良而死。
因为几年前爆发了一场大瘟疫,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都不愿来抢劫他们。
他们住在棚屋和地洞里,忍受着饥饿、严寒和疫病,尽管有早期移民的帮助、来往船只的贸易,第一个冬天还是死了200多人。
更多人回到欧洲,带回了新大陆“破产灭绝”的谣言。
陷入绝望的股东们,拒绝追加任何补给。
这时候,又是温斯罗普自掏腰包到处求购食物,才让大家捱过最艰难的日子。
在家信中,温斯罗普描述了新社区的种种困难,提醒妻子再来时要带足生活用品。
但是他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尽管经历了这一切,我仍然感恩上帝。我毫不气馁,也毫无理由对那些美好的日子感到后悔或绝望,一切付出终将获得至高的奖赏。”
辛劳的耕耘,理应获得丰厚的回报——这一条公理,后来成为“美国梦”的完美表述。
后来的肯尼迪、里根,都曾引用过温斯罗普的布道。
第二年春天,他们开始建房、开垦。
温斯罗普自己开出了600亩肥沃的荒地,为大家找到了一片绝佳的宅基地。
他非常有商业经营的头脑,找到了很多北美盛产但欧洲急需的产品。
他建起了要塞和码头,而且早就搜罗了最好的造船工人,造出很多大船,开展航海贸易……

到了1631年秋天,波士顿的居民们就实现了丰衣足食。
温斯罗普全家都迁到了这里,他的妻子记载,“居民们为总督献上丰厚的礼物:猪羊,家禽,野味……”
受温斯罗普的感召和鼓舞,接下来的10年内,至少有2万人逃离英格兰,来到北美新英格兰。

从殖民地到圣约宪制:温斯罗普的文明拓荒史

优秀的创意非常稀缺,但是“把优秀创意变成现实”的能力,往往更加稀缺。我们见到最多的,常常是“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
这种现象,在“长于空谈、拙于行动”的地方,更是如此。温斯罗普不仅提出”山巅之城“的构想,而且在马萨诸塞州将它变成现实。
在温斯罗普之前,全人类有两种“成熟”的政治模式:
欧洲的绝对君主国家,它是政教分离、二元竞争的暂时妥协;东亚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它是世俗皇权、一元垄断的治乱循环。
简言之,人类社会此前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长治久安。
同时代的统治者:路易十四、崇祯皇帝
然而,温斯罗普在北美率先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从之前公司式的殖民地模式,到没有君主的“圣约自治”模式。
他是如何做到的?
在《逃离英格兰:约翰·温斯罗普传》中,作者埃德蒙德·摩根不仅再现了这位人类文明拓荒者“逃离英格兰”的传奇经历,更以专业学者的水准,还原了温斯罗普在“山巅之城”的创新——在蛮荒之地,如何建设一个圣约治下的世俗社会。
· 圣约宪制
马萨诸塞没有国王,没有主教,社会秩序主要靠教会自治来维持。
他们仿照《圣经》立法执法,连酗酒都要惩治。实行政教分立,牧师不担任政府公职。
遵循习惯法和陪审团,加入《圣经》的契约观念,形成了北美特有的法治。
此后100多年,北美各州都复刻了这套“圣约宪制”的秩序,后来成为13个州的邦联。
·世俗政府
税收须经民众同意,明细全部公开。民选官员,逐年轮换,事无巨细。
法院、议会和政府相互制衡……这套制度安排,是一百多年后费城会议联邦宪法的雏形。
“无代表、不纳税”后来成为北美独立战争时期最响亮的口号。
直至今日,波士顿自由大道上仍有相关的纪念景点。
·公民教育
18世纪的孟德斯鸠,在跨越时代的《论法的精神》中系统论述“公民教育与文明社会”的关系,而温斯罗普早在17世纪的马萨诸塞州,就建立了基础教育体系。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育富有怜悯、热爱公义的健全公民,最终使真理得荣、灵魂得救;一个人如果只受上帝真理的约束,就绝不会盲从政客的花言巧语。(参阅《逃离英格兰:约翰·温斯罗普传》)
100多年后,参与美国制宪的那一批美国国父(Founding Fathers)们,事实上都孕育自温斯罗普开创的公民教育。
读到这里,我们难免会产生疑问:作为精神教父+开创者,又有宗教光环加持的温斯罗普,为何没有施行寡头政治?
事实上,如果仅仅是为了现实利益或是便宜从事,温斯罗普有大把的机会独揽大权:最早的一批移民,习惯于服从主教、长官;作为创始人和大股东,他如果想要施行寡头政治,根本没有人反对。
之前所有“成熟”的殖民经验,也都是寡头政治——总督独揽大权,垄断暴力,然后控制经济、法律和舆论工具,才能勉强维持秩序。
也有很多理想主义者,空有美好的愿望和理论,却因为缺乏执行力和领导力,只能眼睁睁看着恶人靠着谎言和暴力,篡夺了果实,践踏和平和正义……
例如西班牙的殖民,流氓骑士巴尔博亚掠取了“发现太平洋”的功劳,而书生意气的创始人恩西索法官,却落得倾家荡产。
温斯罗普之所以能够成为文明史上的拓荒者,是因为“山巅之城、圣约宪制”这一伟大构想的力量,但更离不开他的施政才能和个人美德。
他坚信自己肩负着“上帝赋予的大使命”,然而他更看重“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则:人人都有资格亲近上帝,都对上帝负有契约义务;总督由选举产生,但其权力源自上帝。
关于温斯罗普的价值观,在《逃离英格兰:约翰·温斯罗普传》等书中,有几个故事非常有代表性。
1645年,因介入一桩选举骚乱事件,他被起诉“专断之治”。
站在被告席上,他要求为自己辩护,于是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讲:
“自然状态的自由(natural liberty)像动物一样为所欲为,它不尊崇权威,不敬畏道德,这样的放纵只会导致堕落与邪恶;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是上帝与人的契约,遵循的是善恶法则,它只允许我们做上帝眼中善良、正义和诚实的事。”
他有过很多次收缴武器、垄断暴力的机会,但是因为深知权力的责任和风险,他没有这么做。
有几年他连续当选,民众感到不安:如果总督长期执政形成了传统,又没有成文法限制其权力,万一将来遇到糟糕的总督,大家岂不是要遭殃?
于是,牧师们号召大家“不要选温斯罗普”。
同时又派人向他表达尊敬和爱戴,说明把他“拉下马”不是不信任他,而是热爱他的最好方式,是为了维护他开创的制度。
连续两年,他都落选了。
作为马萨诸塞州的创始人,他无暇顾及家庭,还经常贴钱修桥筑路。选民们如此“忘恩负义”,他的挫败和委屈可想而知。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仍然可以选择寡头政治。
他一直握有“股东原始协议”——王室特许状,随时可以赋予自己独断专行之权力。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顺从地交出权力。
人们紧锣密鼓地制定了《自由典则》,这部“马萨诸塞大宪章”写明了公民的自由,限定了政府的权力——尤其针对总督。
这下大家放心了,人们把他选了回来,而他一直干到病死。
世人大多赞扬华盛顿“和平交权的胸怀和智慧”,却少有人知道这是温斯罗普奠定的传统。
温斯罗普:制度企业家的先驱
据说,乔布斯当年在劝说可口可乐高管加入苹果公司时,问他“你是打算卖一辈子糖水,还是和我一起改变世界?”
乔布斯改变世界的武器,就是创新。这是所有伟大的企业家的使命。然而,创新也是分层次的:企业家的创新,聚焦于商品和服务;极少数人的创新,却在改变制度——这种人,张维迎教授称之为“制度企业家”:
制度企业家的创新,就是用新的价值观、是非观、行为方式和游戏规则,替代原有的价值观、是非观、行为方式和游戏规则。
衡量一个制度企业家是否优秀,要看他是否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和平、正义、合乎人性的思想和制度遗产”。
制度企业家还分为“理论型”和“实践型”。
“理论型制度企业家”无需考虑可行性。例如亚当·斯密。他的理论已经足够造福子孙万代。
而“实践型制度企业家”除了要有正确的理念,还须有强大的领导力:见识、愿景、激情、使命感、责任心、政治技艺……例如土耳其改革家凯末尔。(以上参阅张维迎作品,点击可收藏限量亲笔签名版)
毫无疑问,温斯罗普不仅是制度企业家,还开创了一种“温斯罗普式的制度企业家”:创新理念,并成功实践,他都堪称典范。
他塑造了美国的精神象征和生活方式,尽管他一直把“设计图纸”归功于上帝。毫不夸张地说,他创造了美利坚民族,他是“美国国父们的国父”。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设计并创造了这一切之后,他不贪权、不骄傲,功成身退,极尽谦卑。
在他的有生之年,科顿·马瑟将他的壮举类比“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时人如此评价温斯罗普治下的马萨诸塞:已经非常接近人类能够企及的上帝在地上的天国。(参阅《逃离英格兰:约翰·温斯罗普传》155
摩西临死前,在尼波山上眺望美地
遭遇不公,温斯罗普没有躺平,没有加入赞美“英格兰崛起”的大合唱,也没有自命清高或明哲保身。
他不是那种“屁股决定脑袋”的实用主义者,更不是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
相反,他逃离英格兰,远离故土。并以绅士的方式谋取权力,靠着天才的想象力、超凡的领导力,在蛮荒之地建成了一座“山巅之城”……
人不能选择时代与出身,但无论身处何种时代,都应该汲取温斯罗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变革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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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变时代,亟需重拾温斯罗普的文明遗产:温斯罗普的经历,不仅是一份“良善自治的原始笔记”,更是“家族繁盛、制度创新的参考方案”。
他是人类文明史上绕不开的拓荒者,遗憾的是,他不仅长期被世界忽视,甚至被美国人群体性地遗忘、背叛。
“温斯罗普式制度企业家”——VUCA时代的生存法则:在这个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VUCA)相互交织的时代,传统的“创意—落地”分工模式,已无法应对。
无论政治家、企业家,还是普通人,都应该将“温斯罗普式的制度企业家精神”作为生存法则:集创意、行动、美德于一身。
稀缺性:如今“美国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研究美国历史的著作汗牛充栋。但是,真正聚焦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的作品,即便在英文世界都非常稀缺。
这本由美国文明史大家钱满素先生推荐引进的《逃离英格兰:约翰·温斯罗普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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