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已不再用头巾掩面 （吴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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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塔利班更乐意让瓜熟蒂落，用极小代价接盘。”
  • “水和土地”的核心问题，“至今悬而未决”，这也考验着所有问鼎喀布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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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吴佩
责任编辑｜姚忆江
2021年8月15日，穿着拖鞋、扛着火箭筒的塔利班们，涌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主干道。仅仅用了十天，长年被美军压制在穷乡僻壤的塔利班，几乎兵不血刃打回首都喀布尔。
据央视新闻报道，15日当天，加尼在总统府与塔利班举行会见。央视新闻援引俄罗斯新闻社（RIA）最新消息，加尼已同意辞职。距离2001年11月12日塔利班让城别走，已经过去了7211天。自2001年被美国赶入深山，塔利班卧薪尝胆20年，何以这么快获胜？
8月14日，前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卡特·马尔卡西安在推特上指出，几百年的历史教训，印证了“武力统一阿富汗纯属幻梦”，派系林立的塔利班，不是靠战斗中重创对手军事力量，而是阿富汗政府“自身难保”。
尽管对此有不少“甩锅”的批评，但“帝国坟场”阿富汗的多年乱象，引起国际社会一场大讨论。而阿富汗的过去，正关乎它的未来。
1

“塔利班更乐意用极小代价接盘”
根据2020年同塔利班达成的多哈协定，仅存的8400多名驻阿美军从5月起加速撤离，9月11日前撤完。尽管撤退安排得很低调，有些甚至在半夜三更行动，但强烈的“无助感”，依然席卷昔日并肩作战的阿富汗人。
“（美国）援助阿军和戒掉依赖之间的平衡，始终把握不了。我们用空袭阻止塔利班袭击阿军哨所，反倒鼓励阿富汗人一味依赖工事，而不是流动作战，这种静态做法降低了他们的抵抗能力。”今年6月号的美国《外交》双月刊上，马尔卡西安表达了上述观点。
“阿军每天都要求我们扔炸弹，他们喜欢知道哪里有美国人，”正在喀布尔机场做善后的一名美国军官说，“他们迷信美军会永久保护他们，或者把失败责任归咎于美军没有空袭。”
但美国让他们失望了。
阿富汗总统加尼最后一次发表电视讲话 （吴佩/图）
俄罗斯“自由媒体网”8月14日透露，赫尔曼德省一个基地，美军留守处发给当地雇员的遣散费只合七天的薪水，却骗他们在英文的“三个月遣散费”收据上签字，露陷后，美国人恼羞成怒，说阿富汗雇员“偷听消息”。
那些精通英语的阿富汗籍战地翻译，他们曾是美军“耳目”，在指道引路、战地执勤、搜捕抵抗分子等方面起到特殊作用，如今，多数“翻译官”没能出国，被塔利班追杀。这段时间，始终有数十名翻译聚集在喀布尔的美国大使馆门前抗议，“我们的主要诉求就是移民去美国，这是你们当时答应的。”
与此同时，塔利班正跨出农村，用并不算多的兵力攻城掠地。
早在7月份，塔利班就完成对阿富汗全国16座省城的包围，却“围而不打”。8月1日，俄罗斯“自由媒体网”援引美国兰德公司分析师贾森·坎贝尔的话说，“塔利班巧妙等待着临界点。”
“20年战争，已夺去2448名美国军人的生命，耗费约2万亿美元，拜登形容自己为‘第四位也是最后处理美国在阿驻军问题的美国总统’，表明华盛顿将不惜代价摆脱泥潭，条件只是希望塔利班留点颜面——承诺未来阿富汗不会是‘恐怖主义摇篮’，并袭击美国。”坎贝尔说，“塔利班更乐意让瓜熟蒂落，用极小代价接盘。”
果然，沿着美军自西向东，由北往南的撤退顺序，塔利班像洪水一样尾追。在省城塔卢坎，守军没等塔利班冲锋就一哄而散。在省城萨尔普勒，多数军警逃进城郊美军基地寻求庇护。即便号称抵抗最顽强的省城加兹尼，政府军也只坚持了48小时。
据俄罗斯《观点报》8月14日报道，总统加尼手里的“救命符”，只剩下两万多特种部队。几个月来，他们奔波于一个个遭攻击的城镇，可刚把甲地的敌人赶出去，却在前往乙地途中，闻听“战果得而复失”了。
马尔卡西安和同事追踪过400个与塔利班有关的推特与脸谱账号，发现他们密集发布阿军被围、缴械投降的画面，辅以过去阿军追随美军袭击平民和对女性搜身的照片——阿富汗传统社会认为这是极其可耻的，强烈对比下，凸显出塔利班的“解放者”身份。
由于更多城市陷落，大批溃兵难民涌入喀布尔，紧张不断加剧。不过，15日总统加尼同意辞职，首都大战并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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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之窗”
塔利班“强势归来”，只是近五年的事。
2001年美国发动反恐战争时，奉行“教法治国”的塔利班招致多数民众背弃，老百姓甚至认为反对塔利班就能避免美军空袭，还主动驱逐他们。
美国皮尤中心2016年的调查显示，73%的阿富汗人在遭遇塔利班时会害怕（仅次于臭名昭著的“伊斯兰国”），80%的人不同情塔利班。
然而，美阿一系列“神操作”，打开了塔利班的“机会之窗”。
阿富汗塔利班驾驶缴获的悍马车开抵喀布尔 （吴佩/图）
自2004年阿富汗宪法颁布后，国内就陷入激烈的政争。按照总统内阁制，总统和国民议会均须选举产生，鉴于普什图人占全国人口一半多，显然他们的人更易“出线”，且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届，能任命部长、省长、中央银行行长乃至强力部门负责人。
由于怕吃亏，以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哈扎拉族为主体的地方实力派，竭力用国民议会制衡。几经较量，2012年后，阿中央政府被迫让步，将副省长、地区主官等“朝廷命官”转为地方选拔，让渡了实权。
结果在2012-2019年，多达1.6万名中央直派的公务员要么被地方自行撤换，要么干脆因“人身威胁”不敢到任，导致全国402个区政府里有60%无法运转。
“先叛后归”的塔利班成员阿卜杜拉·哈米姆对媒体称，自己曾在2014年响应中央政府的“和平及重返社会计划”（APRP）放下武器，换取薪水、培训和工作机会，“因为我不希望孩子成为战争孤儿”。
他们拿着政府配给的几条毯子和几袋大米，搬到城市居住，可政府许诺的房子、工作和孩子的学校，全是虚幻的，“三个月后，我们全家又回到塔利班的怀抱”。
中央权威消解时，地方实力派却羽翼渐丰。
像阿国内公认的头号军阀是绰号“潘杰希尔帮”的塔吉克族集团，由前副总统艾哈迈德领导，拥兵4万，得到俄罗斯、印度、塔吉克斯坦支持，以喀布尔附近的潘杰希尔谷地和东北山区为根据地，即便塔利班攻势如虹，但“潘杰希尔帮”的基本盘未受影响。
面对此次塔利班攻势，加尼总统不得不向诸侯们妥协，不仅要求他们“勤王”，还破天荒地同意用美军遗留军火去武装民兵，尤其对拱卫喀布尔的洛加尔、霍斯特、加兹尼等省。但从效果看，实属“抱薪救火”。
“地方民兵得到武器和给养后，更能与塔利班讨价还价。”马尔卡西安在推特里说，拥有美制军车和机枪的地方民兵，主动为塔利班让开大道，而后者也心照不宣地避免在这些部落民兵的地盘上，埋设路边炸弹或组织伏击。
与“去中心化”的阿富汗政府相比，塔利班内部也有剧烈的“化学运动”。
2016年5月，塔利班第二任首领曼苏尔被美军击毙，当初由领导层集中分配的活动资金，转为由各地指挥官自行安排，这是塔利班权力下移的重要标志。
前阿富汗驻法国大使奥马尔·萨马德曾公开说，无论阿富汗境内的最高舒拉还是位于巴基斯坦奎达的协商会议（塔利班执行机构），都无法镇住部落主义和宗派主义，“尤其兼具恐怖袭击与黑道犯罪特征的派别‘哈卡尼网络’，自2011年后在塔利班内部坐大，他们在巴阿边境建立‘国中之国’，设有法院、税务等行政机关，通过清真寺征集捐款，从控制的贸易线路中抽税，勒索卡车货运公司，还跨境走私贩卖摩托、进行房地产交易，以致于今天该组织的头目西拉杰丁成了‘塔利班管家’，把首领阿洪扎达、主管政治事务的巴拉达尔及主管军事的雅各布（塔利班创始人奥马尔的长子）晾在一边。”
不过，在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点上，基于“先占先得”原则，塔利班各派进攻热情高涨。特别是塔利班领导层越来越注重政策攻心，减少胜利障碍。
阿富汗塔利班与哈扎拉民兵合作卫戍名城赫拉特 （吴佩/图）
“塔利班当前的策略，巧妙地避免了1994-1996年第一次全国大进军时犯下的错误，”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合作研究员乔治·勒弗夫尔认为，“当初他们先占领南部和东部的普什图族聚居区——塔利班骨干都是普什图人，然后拿下喀布尔，后因民族和教派歧视政策，导致进军西北部少数民族武装时没能成功。但这一次，塔利班做了长时间准备，获得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的投靠，壮大了队伍。”
勒弗夫尔发现，加尼上台后，积极打压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包括以反腐名义追查卡尔扎伊长兄马哈茂德，指责其倒卖军事禁区用于私人住宅开发。与之对应，卡尔扎伊则抓住美军屡屡空袭平民的丑闻，指责加尼政府变成“外国占领军附庸”。
这可能引发新的合作关系。从公开的视频看，塔利班夺取坎大哈后，城里的卡尔扎伊家族产业未被伤及，而且后者掌握的民兵也没解除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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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土地问题，至今都悬而未决”
治理能力低下，是阿富汗人在政府摇摇欲坠时态度冷漠的关键因素，这也是苏联、美国等外来力量久未解决的痼疾。
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弗朗茨·克林采维奇指出，当年苏联顾问向阿政府指出的“水和土地”核心问题，“至今都悬而未决”，也考验着所有问鼎喀布尔的人。
从苏联扶植的卡尔迈勒、纳吉布拉，到后来美国援助的卡尔扎伊、加尼，都设想过土地改革。
“在半封建和部落生活方式的国度里，一半以上的耕地掌握在部落领主或军阀手中，其中一多半没有得到有效耕种，”马尔卡西安表示，“解决这一问题不允许有任何拖延，否则将把大多数赤贫的农民推到政权对立面。”
综观过去十年，阿富汗虽从美国获得1200亿美元的援助，出现新的交通、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但凋敝的农村难有起色，地权水权依然高度垄断，农牧业人口仍占全国的80%，多数人得不到耕地与农具，干旱地区的水井成了拥有者坐地起价的“摇钱树”。
不仅如此，阿中央政府的税收制度可谓千疮百孔，地方当局以各种理由拒不上缴税赋。
2019年，阿国内税收预算仅16亿美元，据估算，受各地截流、贪污挪用、灰色收入等因素影响，中央财政每年至少有6-7亿美元的地方税缺口，这进一步瓦解了政府对民生的“兜底能力”，也难怪失业率达40%，半数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阿富汗，终究逃不出“暴力循环”的怪圈。
阿富汗塔利班在坎大哈的卡尔扎伊家族所在街道警戒 （吴佩/图）
更棘手的是，阿富汗本就稀缺的“水和土地”，正在被吞噬到毒品产业中。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事务办公室统计，2020年，阿富汗罂粟种植面积达22.4万公顷，比2019年增长37%，鸦片产量6300吨，约占世界供应量的85%，稳居全球第一。
糟糕的是，因新冠疫情造成的贫困和失业，进一步“提高非法作物种植的吸引力”。“阿富汗鸦片之都”桑金的农民穆罕默德·哈基姆坦陈：“这里的农民只有一种来钱快的作物，那就是罂粟……只有毒贩手里有大量资金，能给贫苦农户预支现钱，许多人就是靠这个接济度荒。”
但哈基姆强调，罂粟花最耗地力，同一片土地，种了两三年后便会耗尽土壤养分，种植者便得砍掉植株，另辟土地再种，势必导致土地进一步荒漠化，“我们曾要求政府提供蔬菜种子、化肥，可没人管我们”。
俄罗斯当代阿富汗研究中心专家德米特里·韦尔霍图罗夫指出，阿富汗农业已沦落到单一种植罂粟的可悲境地，毒品贸易盈利不仅左右着塔利班的预算，也决定着政府税收的绝大部分，毒品成为阿富汗外贸收入的主要来源和重要就业领域。
联合国调查表明，塔利班向罂粟种植户征收10%的鸦片税，夺控毒品加工厂，同时为毒品原料和海洛因成品输出阿富汗提供运输保护。塔利班开出月薪300美元的招募价码，高于当地农业雇工的收入水平，自然不愁没人扛枪打仗。
另一方面，阿富汗各地政府官员也直接参与到毒品贸易之中，与塔利班争夺毒品交易控制权，他们也对农民征收鸦片税，并把取自毒品的利益向上级输送，利益链一直通到喀布尔。
而夹在这场毒品收益争夺战中的许多农民发现，经历几十年战争后，他们已经到了不种罂粟就无以维持生计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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