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大浪淘沙》

前段时间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大火，成为跨越年龄层的现象级剧集，在豆瓣上获得了9.3的高分。
精美的服道化、过硬的演技、紧凑的剪辑，让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彷徨、理想、激情，又一次感染了100多年后的人们。
回首百年前，“德先生”和“赛先生”从不是新文化运动唯一的主题，性别平等与现代性被新文化主义者牢牢地连固在了一起。
图/《叛逆者》

“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妇女权利”和“女子独立人格”等“新式语言”已经成为这个时期的标志——觉醒年代里，女性的觉醒令我们动容。
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一起追溯上世纪20年代前后，剧里剧外，女性革命党人的英姿。

知晓她姓名

葛健豪：突破性别和年龄的勇敢

在《觉醒年代》中，中年葛健豪边安静绣花，边听年轻人开会，末了温和说了一句：“要是可以的话，我老太太也想去法国勤工俭学。”其它镜头里，葛健豪总在厨房忙活、料理家务。
历史上的葛健豪，原名葛兰英，是中国早期带有传奇色彩的女权活动先驱、女子教育先驱、革命家。
她热衷女子教育，积极支持子女从事革命，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活动，与唐群英、王昌国等为争取女权而斗争，开创了宪法收录“男女平权”的先河。
图为葛健豪
她与秋瑾、唐群英并称为“潇湘三女杰”，被当时的舆论界称为二十世纪“惊人的妇人”“革命的母亲”。
尽管出生于1865的“旧时代”，她的思想却似乎并未被羁绊。
当葛健豪13岁的女儿蔡畅被迫被蔡父卖给一户地主做配偶时，她气愤地鼓励女儿同父亲抗争，并帮助她躲到长沙的亲戚家。正是由于母亲的全力支持，蔡畅得以来到长沙入学周南女校，摆脱了被卖作人妇的命运，最终成为妇女运动的先驱。
1914年，时年48岁的葛健豪也和儿女、外孙一起，来到长沙求学，却因年龄被湖南女子专科学校拒之门外。
她十分气愤，要儿子帮她写一张状纸，并自此更名为“葛健豪”：“‘健’就是要做改造社会的健将，‘豪’就是要做打倒封建的豪强。” 
最终，葛健豪被学校破格录取。
剧中角色为吴冕扮演的葛健豪
图/《向警予》

1915年，葛健豪结业回到家乡，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第二女校”，学生中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中青年妇女，她认为教育是争取妇女解放、让女性自立自强的途径之一。
在当时，很多妇女把这所学校当成了“妇女之家”：“进了二女校，就好像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天地。”尽管这些行为触怒了封建势力，使得学校开办了三个学期后暂时停办，但葛健豪更加意识到了女性读书的重要性。
1919年，葛健豪以54岁的年龄，与子女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学习法语、与其他国际学生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站在斗争的最前沿。
葛健豪（前排左二）和蔡畅（中右一）在法国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要活得有意义，我们现在去留学，将来回国就可以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
回国后，她又在长沙颜子庙办起了一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
葛健豪的经历，穿过颠簸的岁月到今天仍然光亮：对学习的热爱无关乎性别，理想激情也无关乎年龄。

邓春兰：冲破大学女禁

虽然在二十世纪初，一些进步人士就开始倡导男女教育平等，但到1919年，全国国立大专院校中仍然是“女子竟无一人”。
邓春兰是第一位打破这项传统的女性。
图为邓春兰
邓春兰是幸运的，她出生在一个重视教育的学者家庭，因此得已在家乡高小毕业后，进入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继续读书，并在毕业后去了一所小学任教。
但作为女性，仍旧不能进入大学深造，邓春兰深感遗憾和不平。
1919年5月19日，恰逢“五四”精神广泛传播，她给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了一封信，呼吁解除大学女禁：“春兰早岁读书，即慕男女平等主义，盖职业、政权，一切平等，不唯提高吾女界人格，合乎人道主义，且国家社会多一半得力分子，岂非自强之道？”
随后，她又拟了《请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暨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和《春兰上蔡校长书》一齐寄给北京新闻界，呼吁全国妇女同胞为大学解除女禁、教育平等而奋斗。
在她的带动下，山西、湖南、北京的一些教育团体和女青年们也通过提案或联合呼吁要求解除女禁。
在这些努力下，北京大学终于在1920年2月招收了王兰、邓春兰、韩恂华、赵懋芸、赵懋华、杨寿璧、程勤若、奚浈、查晓园共9名女学生人学，邓春兰作为其中之一，进入哲学系学习。
《北京大学纪事》于1920年4月15日记录九名女生信息。图/北大新闻网
至此，这条沿袭多年的封建戒律终于被打破，大学中有了女性的身影。

向警予：为我女界，大放光明

剧中蔡和森的故事浓墨重彩，而历史上，有位名为向警予的革命者，她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及创始人之一，与蔡和森互为革命伴侣，也同样值得为后人说道。
图为向警予
她原名向俊贤，自己改为向警予——寓意时刻敲响警钟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求学救国。
1919年秋天，向警予应蔡畅之约，去长沙筹备赴法勤工俭学，同时加入新民学会。法国留学期间，她学习法文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帮助翻译马克思著作。
法国蒙达尼女校的中国女学生，左一为蔡畅，中坐者为向警予，后立戴帽老人为葛健豪。

1922年回国后，向警予担任了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主编《妇女周报》，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推进“女子应有遗产承继权”“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男女工资平等”“母性保护”“赞助劳动女同胞”“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并提出“全国妇女运动大联合”。
向警予曾提出“女子程度不足，实社会制度与教育所致”，“此社会问题，亦惟提出社会解决之”，对女性的差别对待“并非特权专利，乃是要求平权权利”。
此后，她创办了男女兼收的新型学校溆浦女校，以“自治心、公共心”为校训，重视新思想传播，尊重学生个性。
再后来，溆浦女校更名为警予学校，校园里每天都唱响她当年创作的校歌：“愿同学做好准备，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
民国时期的女子学习

此外，还有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诚英、“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刘清扬、在街头巷尾演讲的学生邓颖超……
还有更多没有在史册上留下姓名的“她们”。
在这个轰轰烈烈的觉醒年代，女性从未缺席。

女性的觉醒年代

推崇新思想的进步人士意识到，“发现女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甚至是“现代性”的标志。发现新的人、召唤人、创造人，是目标，也是必然的结果。
“女性”从来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关键词之一，女性力量不可忽视。
新女性迅速成为了这一时期最耀眼的群体。她们多出生于世纪之交，经历了剧烈的制度变革，在此前晚清改革者反缠足和兴女学的运动中，获得了身体上行动的自由，甚至有了突破“禁地”、离家去大城市接受教育的机会，随后也有了通过教书来独立生活的可能。
在这个历史时刻，数千受过教育的妇女聚集在新文化出版活动集中的大城市中，作为独立的个体，积极参与到社会、政治和公共生活中。
民国时期的女性

为女性争取平权的各种行动也成了新文化运动中非常重要的节点：
1917年，《新青年》开了“女子问题”专栏，作者多是女性，鼓励妇女的平等教育和就业，批判儒家的女卑观念、封建礼教以及婚姻制度。
1918年，《新青年》“易卜生主义”专号发行，《玩偶之家》被译成中文《娜拉》。
易卜生对欧洲父权制家庭的批判被用来抨击中国传统家庭，娜拉的出走象征着个体的反抗。在她抛弃家庭以前，对丈夫说：“我是一个人，和你一样。不管怎样，我要尽力成为一个人。”
娜拉这一形象伴随着“独立人格”这一流行语，迅速传播，被新女性视作榜样。
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贞操论》译文，掀起了社会对主流性道德的讨论。
原作者与谢野晶子（Yosano Akiko）向传统的贞操理论提出质疑，论证了贞操不应该与道德联系在一起，还通过分析社会中的性别双重标准揭露了传统性道德内在的压迫性。
1919年之后的几年中，中国社会的女性意识继续蓬勃高涨，妇女运动中女性更具主体性的行动也开始出现：
妇女杂志成为女性新思潮的重要载体，数量激增并多由妇女管理，讨论女子教育与职业、经济独立、性别隔离、婚姻自由、家庭改革、女性身体锻炼等等问题；
1907年1月14日，《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办。秋瑾任主编兼发行人。该报称：“本报之设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
北京的女学生们发起了女子参政协进会、女权运动同盟会，形成组织，共同争取权益。
女性微光如星星之火，汇聚成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光亮。

写在最后

当百年后的我们阅读当年的故事，无论是家国情怀，还是个人理想，我们能感受到她们是如此聪明，如此勇敢，投身时代的洪流。
她们不应该被简单地塞入“贤妻慈母”的叙事，她们值得被看见更多面。
感谢那个时期的女性浪潮和女性活动家，我们因此拥有了女性的话语；也期待文艺作品有更广阔的女性视角、呈现更多的女性故事，提醒我们记住她们的名字和梦想——
那是动人的历史，也是我们源源不断的勇气的来源。

参考资料：

1.《新文化运动与“女性主义”之诞生》，杨联芬 ，《文艺研究》2019年第5期
2.《戴锦华：“五四”时期的电影如何反映“新女性”之“新”》，新京报
3.《思想史视野中的“娜拉”——五四前后的女性解放话语》，张春兰
P.S. 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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