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社强教授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回复了邮件并欣然答应了我们的采访请求,西南联大在近期所受到的热切关注让他感到十分欣慰。谈到关于联大的一切:老师、学生、明、蒙自……他都一一详述,如数家珍。
如同他曾自嘲的那般,因为对联大的研究太过投入,他只是一名专家,一名除了联大以外几乎「一无所知」的专家。
但正是因为他贯彻于几近半生的研究,正是因为他对联大的这份持久的迷恋,才能够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去了解一个立体而又鲜活的西南联大。
易杜强教授在蒙自考察照片·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藏
知中:你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花了20年时间。最初是如何开始以西南联大为研究方向的呢?西南联大的哪些方面吸引了你?
易社强:在哈佛跟随费正清教授时,我撰写的博士论文主题是「1927年到1937年的中国学生运动」,还出版了一本名为《1927—1937年中国学生民族主义》的书。
之后约在1970年,我觉得应该对这个课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便去了位于麻省的哈佛图书馆,想找一些关于1937年到1949年间中国学生运动的资料。
当时我在书架上看到一本书,名字非常新奇:《联大八年》。我不禁思考:联大?什么是联大?为什么只有八年?为了解答疑惑,我借阅了这本书。
这是一个学生组织在1946年写的关于西南联大的故事。我一边翻阅,一边觉得这所大学实在太有趣了,我再也不想写关于学生运动的主题了。
于是我直接更换了我的课题,从那时起投身西南联大的研究。这所大学吸引我的地方——历史的重要性是一部分,它的主题本身也令我十分感兴趣。作为一名作者,同时也是一名历史工作者,我将历史视为一种艺术,书写历史对我来说极其重要。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联大这个主题有一个英雄史诗般的开始。师生们从长沙转移到昆明,在最危险的状况下进行了长达68天的长征路途,而在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中,伴随着日方的炮火,他们还得承受最可怕的通货膨胀以及政治环境压力。
△ 西南联大书库旧影·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即便如此困难,他们对学习的热情却依旧燃烧了整整八年,最后也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和学业的成功。这是一个多么精彩的故事!这个故事一定能够写出一本好书,所以我想由自己来讲述这个故事。
当然,这个故事的最后一章是个悲剧——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昆明四名学生被杀害,1945年发生了「一二·一学生运动」,1946年闻一多被刺杀。对我来说,闻一多象征着联大的意义。
我们将联大的故事总结为一出悲喜剧——抗日战争胜利的欢欣以及随之而来的悲剧。从文学角度出发,这个结尾显得更加动人和心酸。所以西南联大对我的吸引力包含了它自身的历史重要性以及它在文学意义上所隐含的魅力。
△ 联大教授冯友兰所撰《贞元六书》书影
知中:在你研究西南联大及出版《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时,曾遇到什么困难吗?
易社强:我在研究西南联大时并没有遭遇太多困难。我在美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都做过研究和采访,在中国大陆则进行了范围更广的调查。
1980年,我为研究西南联大去了两次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中国刚开始进行学术交流,第一代交流学生和教授在中美之间不断来回,我也是其中一员。
为了做研究,我必须找到一个交换学校,成为我在中国的接待单位。或许是因为受到美国文化的冲击,当时北大与清华都以「没有人研究西南联大的相关课题」为由拒绝了我。
△ 西南联大书库旧影·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最后据说是科学院院长私下去了当时的昆明师范学校拜访,是他们最终接受了我。那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的后继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
1980年我去了昆明。那时「文革」才刚过去几年,而我又是1949年之后来到昆明的第一个美国教授,所以并不是所有师范学院的人都能接受我,一些人甚至认为我是特务。
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了一名中国学生,他说:「哦,易社强教授,我听说过你。」我说:「是吗?你听说过我什么事呢?」「他们说你是费正清教授的学生。他是美国的特务,而你是他的研究生,所以……」
△ 清华国情研究所《云南个旧锡矿业调查》书影
事实上有些人确实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这就是1980年时我在昆明的背景。但最棒的事情是,即便有一些人认为我很可疑,师范学校仍一直支持我做研究。
他们带我去了叙永,1940年初的新生班就建在那里;然后又带我去了蒙自——西南联大迁往昆明之前的所在。他们把我需要的昆明的资料都提供给我,也为我引荐我想采访的人,他们非常开放非常自由。
然而1986年我回到北京时,作为联大校友会的客人,我去了清华大学并告诉他们我了解到清华大学有西南联大的档案馆,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时,他们说:哦,教授,非常不幸的是,最近我们的档案馆起了火灾,所有关于西南联大的资料都被烧毁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遗憾,于是我离开了,后来再也没有去过那个档案馆。这也算是我所遭遇的困难之一。在出版了英文书籍后,联大校友会告诉我他们想出版这本书的中文译本,我为此感到非常开心。
但因一些原因,中文版终没有在大陆出版。后来有一个年轻人,他翻译了整本书,还给我寄来了目录的脚本,询问我能否同他合作。他可以在香港或者台湾出版这本书。这实在是太好了
最后,台北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接手了我的中文译本。之后我也很惊喜地在北京找到了另外一家出版社,他们与我商定,待他们先确定内容之后再出版。
知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联大中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一方面,三校学生保留了各自的独立性,达到了和而不同;但另一方面,这种独立性又不至于引起分裂,例如另一个联合而成的学校,西北联合大学就产生了严重的内部矛盾。
你认为是什么让联大的学生们,在保持对母校身份认同的同时,又共同构建了对联大的认同?
易社强这个问题很好,这也是个关于联大的非常基本的问题。首先,即便这三所学校有着自己独特的学风,但在战争爆发之前,它们已经有过互相往来的历史。
比如说,很多南开的学生在毕业之后会继续进入清华或者北大就读,清华的学生则会前往美国、英国或是日本留学,归国的学子们有的进入了北大,有的则去往南开任教。
△ 冯友兰
在这些大学里,大大小小的家庭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冯友兰的几位兄长就分别在这三所大学里任教。
其次,学校之间合作的能力很大一部分取决于领导力。出于各种原因,这三所学校的校长中只有一人能够留在昆明。由于蒋梦麟和张伯苓都在重庆,清华校长梅贻琦就成为了西南联大的领导者。
梅贻琦是将这三所学校融合在一起的非常完美的人选。他平日里十分低调,话很少,思想开放且为人宽容的他从来不强求别人顺应清华的标准。
△ 梅贻琦
除此之外,因为美式教育在当时是最受尊崇和赞赏的,而且相比另两所大学,清华在联大拥有更多的学生和教员,所以这种联合化的教育模式能被联大人认同。当然,时代背景的因素也很重要。
如果这三所大学是在北京或者天津联合,可能争议会更多。但是他们在昆明:这是一个全新的地方,一个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在战争环境的驱使下,拥有不同出生背景的他们在国难面前依旧保持着对学习的热忱,都决心联合起来抵抗日本。
这些学生缩小了他们之间的不同:南开和清华的师生们有着从对方身上借鉴并互相欣赏的传统。这些都是西南联大能够将三所完全不同的学校联合起来的原因。至于你提到的西北联大,我并不是很了解。
△ 西南联大授课时间表·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藏
从我所知道到的西北联大的资料来看,西北联大没有师生一起合作的背景,没有足够的领导力,便没有西南联大所拥有的优势。
而且在我研究联大的时候,人们会说西南联大是空前绝后的,没有先例,无法超越,这也是令西南联大显得尤为独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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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文 | 林若羽
本文节选自知中ZHICHINA

特集016《西南联大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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