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衲曰”
1904年7月3日，翁同龢去世
图为翁同龢遗像
原载：《国学》2011年第8期
作者：山谷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两代帝师、军机处领班翁同龢被慈禧太后以皇上的名义“开缺回籍”。不久，“戊戌政变”发生，十月，他再度被追加罪责，诏令“永不叙用”。翁同龢一生不乏政绩，“清末四大奇案”中的“葛毕氏案”得到平反昭雪，首功当归于他。史书记载：“倘非翁同龢细心推求，则杨乃武冤沉海底。此案平反之端，发于翁同龢。”细数翁同龢的政绩还有很多，但功勋若此，又能出入宫帷，与皇帝“造膝独对”的两代帝师：何以一夜之间从天堂掉到地狱，被“开缺回籍”以致“永不叙用”呢？后人不断谈论其原因是翁同龢受“戊戌变法”的牵连。康有为曾称翁同龢是“维新变法”的导师，当代不少学人也极力称赞他是“改革派”人物。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两代帝师，真的是“维新派”吗？他的“维新”抑或是“维旧”思想对中国历史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壹
考究翁同龢的一生，他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是与甲午风云分不开的。
在甲午中日对抗问题上，翁同龢是积极主战的，依照一般的说法，他是一位爱国者。而李鸿章作为“主和派”人物，且在战败后，又是被派往日本负责和谈签约的全权代表，似乎就是一个标准的卖国贼。事实上，这两个说法多少简单了些。
在晚清的政治现实中，一系列的国家变故，出现了波诡云谲的复杂政治局面，面对列强的欺侮，审时度势地处理内政外交需要明智、清醒的措施，不能简单地用主战或主和来作为爱国还是卖国的分野。
中日战争的前奏是日本侵略朝鲜，而中国其时是朝鲜的宗主国。处理这个问题，按照恭亲王的说法，“主和派”有三种选择：一、收朝鲜改藩属为行省；二、派重兵代其守国；三、使朝鲜对各国开放以抵制日本的阴谋。但是，身为军机大臣且主管财政的翁同龢却不同意上述主张，认为“均格不得行”，而是“惟一味夸张，力主开战”。
在翁同龢等人看来，西方列强的实力，中国无以相比，但一个蕞尔小国竟然如此放肆，“是可忍，孰不可忍”！反抗外侮、维护主权是大得民心的事，而且凭借大国的实力打败一个小国，想来是完全可能的，如得胜便可重塑国家形象，挽回在西方列强面前失落的脸面。其时一些外国传媒和政要在分析了两国的军事实力后，也认为中国可以打败日本。年轻的光绪皇帝也正好要急于显示一下有为之君的形象，进一步摆脱慈禧太后的钳制，确立自己的威信，于是君臣联手，开始了一场欲在树立各自权威的战争。
孰不知，这可是一场关系国家命运的战争。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战争最起码的常识，不在最前线也不直接指挥军队的文职官员对北洋海军的战斗力不了解，却想当然地一味主战，可见决策是怎样的轻率和盲动。连翁同龢的门生张謇也承认：“中国何尝有必战之布置耶？”在既没有整体的作战方略，也无法协调前线战况与后勤的军需供应、兵力补充，统筹调配失措的状态下，去抵抗早已虎视耽耽的日本军国主义，能有什么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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