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掘金(ID:gold1849) |  震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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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成千上万个中国家庭迄今为止最难熬的一个暑假,但绝不是最后一个。
“双减”文件出台,K12感觉要被团灭了,打击校外培训机构已经被一些地方纳入了“扫黄打非”、“扫黑除恶”的专项行动检查中,丝毫不让外界怀疑整治的决心。
甚至还传出了大厂底下的教培机构开始裁员的消息。
教培机构要转向“非营利”,各地学校的“民转公”工作也纷纷开始。
中国也在探索“德国化”的“双元制”教育模式,鼓励职业教育。
新冠疫情也使得大批留学家庭的计划搁浅,再加上史上最高的高校毕业人数和被裁的教培员工,几千万人不知道如何度过接下来的秋天。
我一个师兄,担任一些游戏主播的经纪人,在“双减”文件出台之后发了条朋友圈,感叹身边很多干教培的同龄人一夜之间就失业了,加上购房政策也在收紧,留在大城市的希望更加渺茫了。
没想到才过了几天,监管的火焰就烧到了游戏行业。
当然,更加手足无措的是中产家庭。
过去,大量家庭执着于暑假“弯道超车”。现在,不仅直接“被判停赛”,开学了还得烦恼如何赶上和学霸们的差距。
毕竟,在这些中产家庭看来,下一代才是最大的财富,是用以维系阶层的核心。
9月份马上就要到了,你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有危就有机。回头看7月这份“双减”文件,核心是三大调整:
给学生减负,减少作业量;
学校要提供更多课后支持和辅导资源;
杜绝教育机构被资本控制;
可以看出,校外培训行业未来会有三大转变:
第一,转向素质教育,培养创新意识。
如果学生在校外反而能获得更多主课的讲解,就会淡化公立教育的意义,也会给教师腐败提供土壤。
校外培训一开始实际上是帮助那些在学校成绩较差、跟不上进度的学生。
但随着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校外培训就不止是一种“补差”行为,优等生也可以通过一定的补习而变得更加优秀。
比如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的,班上成绩最好的10%学生家里花在校外培训上的钱,往往比最差的10%还要多。
有需求就有市场。既然不论成绩好坏,都可以去补习功课,那校外培训自然会成长为一个巨大的产业,作为正常公立教育的“影子”,本质上在争夺教育权。
就像打击“影子银行”一样,喧宾夺主是要被监管唾弃的。
第二,转向技术支持政府和学校主导的课后辅导。
“双减”文件其实反过来给政府和学校提出了两个问题:如何搞好课后辅导?如何加强线上辅导?
孩子下课不能去上补习班,不能回家打王者荣耀,自然需要建立妥善的课后托管与辅导机制来填充家长还没下班的这几个小时。
第三,转向职业教育。
作为公立教育的“影子”,校外培训如何起到辅助的作用?未来的落脚点很可能是从“兴趣班+课纲内教育”的“补差”,转向职业技能的“提前学习”。
中国正在学习“德国模式”,打造自己的“双元制”教育模式。
学校和制造业共同培养技术人才,职业技能培训就是架设在中间的桥梁,是一个很好的缓冲期。
K12龙头企业也正在转型职业教育。猜不透国运,亡羊补牢总是可以的。
一连串的教育监管风暴和体制地震,受伤害最大的还是中产家庭。
首先,最富裕的前1%阶层肯定不受影响,一对一的高端私人定制教育早就被玩溜了。
然后,70%到80%的普通家庭也不受影响,因为可能本来也没有机会上更多的补习班。完全禁止校外培训,反而可能让这些家庭省下一笔钱,拿去消费,刺激内循环。
真正最痛的,是高于80%的人又攀不上顶尖1%的孤独的中产家庭。
更具体来看,是中产家庭里偏上层的一般家庭,和偏下层的优秀家庭。
本来,通过一定的补习,偏上层的家庭的孩子可以踮踮脚,摸到更高阶层的边缘,完成人生的跨越。偏下层的优秀的孩子也能有机会往上爬。
现在,没了这些补习资源,两个阶层的家庭都面临往下落的风险,偏上层的中产家庭再也无法碰触到更高阶层,偏下层的中产家庭甚至要失去原有的中产地位。
其实要是更细分,我认为最痛苦的应该是那些有着路径依赖,从小一路靠补习逆袭上来的“做题家”家长们。他们曾经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了社会地位和财富状况,却无法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完美复制。他们心里估计都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该何去何从呢?无人知晓。
但可以知道的是,未来家长和孩子之间的相处时间会更多了。
好的一面是,两者之间的爱和连结会更强,而对孩子来说,或许才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东西。
很多家长都想着用寒暑假甚至是周末来弯道超车,但很少有人想到用这些时间来补偿平时无法陪伴孩子的时间。
其实孩子们想要的很简单,就是爱,只不过在如今的环境中,他们必须学会用成绩、奖项、技能、社会认可来换取这些爱。
坏的一面是,更长时间地辅导孩子做作业,可能真的会让一些家长崩溃。这一点,你懂的。
仅从教育来看,中国虽然目的是更多管控的德国模式,但是过程很可能是磕磕碰碰的韩国模式。
在治理校外培训这项事业上,韩国可真是摸着石头过河,过去50年间至少犯了三次错误。分别针对教育改革、行业监管和打击龙头,却都事与愿违。
第一次:均衡反而导致了差异化需求。
韩国在1969年和1974年都实施了均衡发展政策,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采用统一的课程,甚至取消了中学阶段的入学考试。
政府的设想是,大家都在一个水平上发展,自然不需要通过补课来缩小什么差距,因为差距根本就不存在,也就自然限制了校外培训的发展。
结果呢?政府显然低估了鸡娃的威力,人往高处走,明明天赋异禀,谁愿意跟平均水平的孩子泯然众人?
政策招致了大量的批评,比如将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分组在一起,反而激发了对那些能够提供能力分组的校外补习的需求。
教育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牵一发动全身,就算初衷是好的改革,也往往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第二次:一刀切反而是无效的。
进入80年代,韩国的动作更为激烈但也更令人摸不着头脑。
1980年,韩国政府颁布了《教育规范化及消除过热的课外补习方案》,禁止所有教育补习行为,一刀切干掉了整个行业。
然而,激烈的行业监管往往会受到市场的反噬。跟70年代相似,80年代的韩国家长一样希望孩子能出类拔萃,成为人上人,没有了校外补习的途径,就只能私下里偷偷上课,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
于是,在政策颁布之后的20年间,韩国政府一步步地放松了该禁令。
1981年,开始允许技能类及活动课程的校外培训;
1984年,放开高中学生寒假的补习培训;
1996年,允许大学毕业生参与家教……
直到2000年,政策颁布二十年后,法院彻底废止了该政策。
事实上,在市场中,有需求一定会有供给,虽然颁布了禁令,但实际存在的供求没有被消灭。比如,在一些农村偏远地区,教师是校外辅导的唯一潜在提供者。若是一刀切禁令,就可能让一些确实需要补习的学生失去了弥补劣势的机会。
第三次:限制行业龙头的发展反而促进了整个行业的壮大。
来到21世纪,韩国仍然在犯迷糊,打起了行业龙头的主意。
2009年,韩国政府宣布将对韩国最大的校外培训机构Hagwon(韩文音译,指的是一类校外培训机构)实施宵禁,晚上10点后必须关门,不得继续上补习班。
然而有趣的是,在这之后,中学生们花费在课外补习上的时间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因为其他类型的补习时间增加而导致总时间也增加了。
这等于是一次反垄断,让更多的教培机构成长起来了。
由于竞争从未停止,久而久之,家长们形成了共识,只要多花钱,就能买到更优质的校外教育服务。据统计,2015 年韩国中小学生和高中生的私人教育总支出为 17.8 万亿韩元(约1006亿人民币)。
韩国的政策或者说治理校外培训的韩国模式,无一例外都反而推动了校外培训的发展壮大。
韩国在50年间解决的矛盾,都是现有的教育资源的供求问题,也就是政府认为减少了校外教育资源的供给,自然会将需求引向原有的校内教育资源。
但这显然不符合社会现实。事实上,最大的困境在于,这些校内外的教育资源与有限的选拔机会之间的矛盾。
历史上,跟韩国一样采取规范与控制等手段来治理校外培训的还有柬埔寨、缅甸和毛里求斯等。最终统统宣告失败。
因此,完全禁止校外培训往往是无效的。在控制这部分供给的同时,应当提高公立教育的质量,以及加强政府资助的课后辅导。
政府和学校主导的课后辅导将越来越重要,这不仅是“双减”文件的调整,也是其他国家走过的发展趋势。
韩国虽然踩了那么多坑,但也曾在2006年推出过经典的“放学后学校”计划。通过政府投资和收取少量的学费,在放学后提供学生托管、学术性补习、艺术辅导和活动辅导,尤其有利于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地区的学生。
与韩国类似,英国政府也曾大力推进落后学生的补习教育。在2012到2013学年,拨款5450万英镑,推动学校在午餐或者放学后,利用空教室开展小组学习,以及假期开办短期的集中补习等。
在新加坡,有两个校外培训相关组织,Filmo和Tutorcity,通过建立网站,让具备资质的老师们和想要上课的学生有共同的平台互相匹配。
这也可能是中国治理教培之后的方向之一,只不过主体肯定要换成政府的网站平台,教育市场化基本结束了。
从各国治理校外培训的经验来看,完全禁止是无效的,加强课后辅导是有利的,政策风向是会变的,有限的竞争机会是不变的。
所以,刚买了学区房的家长们也不用太担心,等风再吹一吹,静待花开。
想要主动出击的家长们,可以留意这三点。
(一)对于偏上层的中产家庭,既然国家这一次整治是来真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花大力气换一条赛道,选择国际学校。
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去泰国的清迈、普吉上国际学校,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2017年圣诞节,我的朋友刘翁卖掉了自己在海淀区的一套房,一家三口人从北京来到了泰国普吉岛。用他的话说,新的一年,希望有新的开始。所谓的“新开始”就是12岁的儿子火火正准备在泰国的国际学校上初中一年级。
刘翁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到泰国来的。2015年,火火学习不太好,各个科目都没有拿得出手的优势,小时候也因为刘翁忙,没怎么安排类型丰富的补习班。刘翁不由得开始担忧儿子能不能上到好的初中,毕竟这可是在首都北京,争夺教育资源已经到了厮杀的地步。
很快夏天到了,刘翁带着儿子在泰国参加了一个月的夏令营,从此刷新了他们对于教育的认识。
跟夏令营合作的是位于普吉岛的英国国际学校(BISP),在这里,刘翁明显感觉到,创造力比记忆力要重要得多,学会和身边的朋友分担任务和分享快乐比能不能讨得老师欢心更重要。火火是一个稍显沉默的孩子,但在夏令营结束后,他主动添加了好几个孩子的联系方式。
这一切,让正在担忧孩子的未来的刘翁放下了心头大石。“出去就出去呗,只要孩子好,重新开始也无所谓,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二)对于偏下层的中产家庭,既然短期内失去了教育这个唯一的上升通道,那就应该先提升自己的财富,至少先更新一下家庭理财配置的观念。先把自己这一代人的社会阶层弄上去,再期待后代的发展。
(三)至于普通家庭,不妨就顺水推舟,趁机加强一下孩子的职业技能,培养一下创新意识,提高一下社会情商。
教育领域的大洗牌,其实给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问问自己:
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到底能给他什么?
爱与陪伴、兴趣、好奇心、生存能力、美的认知……太多太多了。最重要的,是要有追求幸福的信念。这样的孩子,无论以后下课需不需要上补习班,都会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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