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何炳棣先生

何炳棣（1917年4月6日－2012年6月7日）

撰文｜江才健

不记得确实是什么时候和何炳棣先生开始有了来往，但一定是在我1998年到美国开始写《杨振宁传》以前的事。何炳棣和杨振宁是1945年同船赴美留学，两人以后一直维持亲近的友谊，我写《杨振宁传》那一段时候，住在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近，与何炳棣所在的尔湾相去不远，所以不时会与他见面谈话。

一般在谈论学术人物的时候，总喜欢说起他们的头衔，譬如说是博士、院士，还是什么奖的得主，但是和社会上任何一个领域是一样的，其实这些相同的头衔，多只是一个表象，内里也有三六九等之别。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识见，还需要有许多其他的评断标准。

我对何炳棣有较深刻的认识，应该是1996年以后的事。1996年6月间，杨振宁到台湾接受新竹清华和交通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当时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场座谈会，除杨先生外，另两位对谈者是何炳棣及陈之藩教授。

对谈后我替《中国时报》写的社论《科技与人文整合过程中的文化自信》，副题就是《由杨振宁、何炳棣两院士对谈谈起》，文中提到二人都触及为学方法论上所谓宏观和微观的问题。我记得当时的印象是，怎么何炳棣这个史学家，谈文论理似总不忘科学的方法，杨振宁是科学家，强调科学的方法不令人意外，何炳棣对于科学态度，似乎比另外一位学电机的陈之藩更为固置其事。

会有那样的想法，实出于对何炳棣在史学工作认知的浅薄。何炳棣1950年代完成英国土地改革博士论文之后，很快决定转入中国史的研究，而奠定他史学研究地位的明清人口论巨著，正是利用美国国会图书馆数以千计地方志资料，以及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大量资料，以扎实社会科学资料佐证完成。他不止「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爬梳浩瀚资料，更能够以透视眼光撷取资料里隐含的深意，他尝谓自己的史学研究不是「发现」，是「发明」，显现对于自己学术识见的一种自许和傲气。

证诸他在明清社会阶级流动研究，所提出「丁」和「亩」在文献中代表意义的创新看法，对于当时西方对中国历史研究主流观点带来的挑战，他的自许和傲气，可说并非过甚其辞。

1996年以后我与何炳棣便有较频繁的联络， 1997年1月他替我在《中国时报》负责主编的「时报科学」版写了一篇专文，分两个礼拜刊出。文章的题目是《由科学训诂互证看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

何炳棣之所以会写这样一篇文章，主要源于他自1968年起开始对中国农业起源独力攻关，并且不得不「孤军奋战」面对海外相关学科专家的「围攻」，他反对当时史学界认定稻作农业起源于西亚两河流域的主流看法，并提出论据由概念上批驳他们所谓的游耕法农耕。

另外，是因为当时何炳棣看到《洛杉矶时报》才刊出美国著名农业考古学家一篇专访，说前几年中美两国50位考古及相关学科专家的考古重要成果，证实长江流域是世界栽培稻作物的摇篮，时间有九千年之久。

我猜想，何炳棣一定乐于他的这篇文章刊登在一个科学版上，原因是他在2004年出版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就写道，他在开始向农业史进军之时，便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一生中至少能有一篇文章刊登于真正科学的期刊中。当然，在那之前，他的文章《美洲作物传华考》早已刊登在《美国人类学家》那一本声望甚高的科学期刊之上，能够再刊登在一个科学版上，应该也是欣然以对。

何炳棣先生的学术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

1998年我到洛杉矶长住一年，开始杨振宁传记的访谈和资料收集工作，便不时到何炳棣居住所在的Turtle Rock，他称之为龟岩村，看望他。

何炳棣的住家是一栋白色，相当有现代风格的独立家屋，后面还有一个相当大的院子，头一回去的时候，他特别带我在院子里看一些花木。整体来说，在南加州那个经常阳光普照的环境中，那样一栋透着新潮小巧的房子，其实并不很容易将之与身形高大的何炳棣连在一起。

我大多数和何炳棣见面，都是早上十点多到他的家里，我们会在家里谈话约两个小时，然后开车到住家附近一个小商场的一家中国餐馆吃午饭。何炳棣总是去同样的一家，餐馆老板也很认识他，通常会点几个菜，何炳棣并不特别节制，有海鲜也有肉类，通常我吃一碗饭，他有时要吃上三碗，后几年他还可以吃两碗饭，「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总出现在我的脑海。

由于我们和杨振宁的熟识，谈话也难免多次的谈到杨振宁。何炳棣好几次提到杨振宁的《读书教学四十年》，说他非常欣赏那一本书，也承认受该书影响，后来自己的回忆录也就用了《读史阅世六十年》那样一个类似的书名。

他也很喜欢说，杨振宁比他幸运，因为科学界有一个清楚明白的标准，不像人文学界，自己受到许多无稽的攻击和委屈，言下颇有「瓦釜雷鸣」之意。何炳棣和杨振宁同在1944年考上第六届的庚款公费留美，他常说自己的平均分数是78.5分，比杨振宁多了7分。

2000年我到洛杉矶，和由华府到那里采访民主党大会的《中国时报》同事老友傅建中会合，一同去拜访何炳棣。傅建中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脑中有一本清帐，而且记忆力过人，与何炳棣大有谈头，两人声音都很大，你来我往，那时候何炳棣的夫人邵景洛身体已经不好，通常不大出来见客，那一天居然走到客厅来张望，大概想不知来的是什么人，比家里的大声公声音还要大。

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对太太著墨不多，不过他回忆录中，有他老师雷海宗的专节，其中雷师母张景茀对雷老师的回忆，说出雷海宗是一个多么体贴的丈夫。以何炳棣对于雷老师的敬和佩，他回忆录中的这一段文字，恐怕多少有自况心境的味道。我有不少机会观察何炳棣和邵景洛相处的情形，予外人严厉刚烈形象的何炳棣，与太太相处，虽不能说铁汉柔情，但是对太太的体恤，确实是自然流露的。

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出版后，当然引起许多的注意，但是有没有洛阳纸贵，以及他自己对于社会反应是否满意，我有些观察，对于何炳棣的心境也有些了解。我看《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谈论他最先拒绝芝加哥大学历史系邀请他去担任访问教授，但是接受到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访问几天的一段，印象特别深刻。

1962年6月何炳棣由温哥华到美东访问途中，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停留访问几天。当时的系主任，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acNeil）在他到达当晚，就设家宴款待。第二天早上，在芝大历史系一批赫赫有名历史学家近乎口试的会面，何炳棣以他过去十多年扎实研究的根底，以对中西文化深广的涉猎，加以对英语驾驭的自负，使举座学者皆惊讶于他在完全没有讲稿情况下，居然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出入东西、博引旁征的深刻谈话，而大为叹服。

何炳棣自己也认为那是自己一生最成功的学术谈话之一。第二天麦克尼尔在办公室拿出一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聘约，请何炳棣签字，他说自己心无二念的欣然同意。他后来引述著名史学家刘广京教授来信说，「此邦中国史，均势一变矣！」，可看出他自1950年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皓首穷经，并发出「看谁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的狮吼以降，对于自己学术工作的自信和自负。由这个观点来看，他对于《读史阅世六十年》获得的反应，或许是有些失望的。

如果说得严格一点，何炳棣成功学术生涯背后的一个悲剧，是他始终认为，自己未能「名称于世」。造成他有这样感受的原因，其实并不全然是他自己也承认的「个性上的缺陷」、「不能容忍愚蠢」，以及与中外学术人物相处不和睦，更多的是对于学术有一种过于执著的单纯，不肯认识那不只是智力的较量，也充满了人性的算计。

何炳棣除《明清人口论》及《明清社会史论》奠定他史学地位，晚年更投入中国上古思想史研究，他所提出的孙子思想是中国上古思想根源的论点，可以说颠覆了过去许多主流研究的基本看法。他曾经将一篇文章《从爱的理论评价<红楼梦>》示我，文章以《失乐园》和《红楼梦》作一对比，探讨东西方文化中对爱情态度以及价值的不同。这些作品可看出他不仅思想深刻，而且涉猎广泛，也终生服膺「绝不做二流题目」的自我期许。

他的这种「横空出世」自许，虽说其来有自，但是也给他带来许多不愉快甚至痛苦。何炳棣1974年就当选了美国亚洲历史学会的会长，亚洲历史学会在美国之所以地位崇隆，有著中国长久积弱，中国历史解释权旁落「番邦」的时代因素。何炳棣以他扎实数据为本的史学创见，并具备「出入无不自得」的英语能力，以及「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斗志，舌战也笔战群雄，虽然赢得他应有的地位，但内心想必依然是感慨深重的。

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对于另一位史学思想家余英时获得「克鲁吉奖」（Kluge Prize）耿耿于怀，原因是余英时在1990年代曾争取亚洲历史学会会长，却败于一位日裔的女历史学家罗友枝（Evelyn Rawski）。1996年罗友枝就任亚洲学会会长演说中，公开就汉化议题向前任会长何炳棣挑战，何炳棣立时强烈回应，引起学界重视，汉化议题也再度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罗友枝后无回应，似乎是默尔认输。

因为杨振宁的缘故，何炳棣待我以忘年之谊，对于杨振宁和李政道的不睦，他未多置其辞。何炳棣与李政道亦有私谊，李政道儿子李中清是他少有的得意弟子之一。何炳棣称赞李政道的艺术收藏品味，但是他与杨振宁一直是惺惺相惜的好友，他过世之后，他的儿子曾经发电子邮件给杨振宁，说父亲最后告诉他，杨振宁是他最好的朋友。

最后一次看到何先生是2009年，那时夫人已故世，他也曾经小恙，家里有儿子回来陪同。那回我特别给他在家门口照了几张像，已显著暮年的苍老，后来我们出外吃饭，注意到他只吃了一碗饭，真「廉颇老矣」。

后来两年多，有两次机会经过洛杉矶，却没有时间去探望他，2012年6月传出他去世的消息，不免怅然。

何炳棣常常说，他黄昏时分会在住家附近急走几英里，我可以想像他那高大身影，急行在龟岩村的夕阳裡，或在家里绕室而行的景象，有时觉得他像一只被困的猛虎蛟龙，心中有许多别人不能了解的感情，以及一些无法畅然而吐的块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