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过工人、摆过摊、蹬过三轮车，38岁成了复旦博士

蔡伟/口述

孔宁婧/撰文

我是蔡伟，1972年出生于辽宁锦州，那里的冬天很冷，大雪白皑皑的。家庭贫困、高考落榜、下岗、打工、摆地摊、蹬三轮，这些词构成了我坎坷的前半生。一次偶然的机会，38岁的我考上复旦博士，跟随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治学，这使我的人生发生了转折，让我的后半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被命运推着走到今天，如今，48岁的我在贵州安顺学院当老师，平日里主攻学术研究，也教课，大学语文、古代汉语这几门课都是我给学生们上。过去二十几年的经历，我从没跟学生们提起，但长时间坚持的过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三岁时，妈妈带我在锦州公园游玩。

我的父母都是没什么文化的工人，我父亲在胶管厂做技术员，妈妈在汽车配件单位的生产线上做普通的机台工。家里除了我，还有个比我大三岁的姐姐。

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没什么多余的钱给我和姐姐报课外兴趣班。小学三年级暑假，学校组织了一个免费的书法班，请了一个老年教师带我们练书法，一个假期下来，我对写毛笔字有了兴趣。

我之前从来没接触过笔墨纸砚，都是照葫芦画瓢，好在领悟力好，老师说我虽然是零基础，但写得不比有基础的同学差，这让我对书法有了兴趣和信心。我酷爱古文，跟书法也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不练字，就不会对文字这么敏感。

我的小学毕业照，小学时期，我的成绩在班上还是名列前茅的。

暑假后，书法班的课结束了，我的练习并没有就此止步。家里没钱给我找专业的老师，我就自己去书店买字帖，从练习柳公权、颜真卿的楷书起步。书店的售货员也认识我了，会给我推荐适合我这个年龄段练的字帖。当时一本字帖是几毛钱，贵的一块多，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块，够零花钱不多的我攒好长一阵子了。

自学书法的唯一困难就是，总会遇到一些不认识的字。繁体字和异体字特别多，查字典也查不到，我就抄下来问邻居。我有个邻居比较年长，他念过高中，那个时候能读高中，相当于现在读大学。他从小就读《百家姓》，也练过毛笔字，算是我们那一片儿最有文化的人。如果他也不认识的话就只能先记着，有很多都是后来我读古文的书之后，才知道是什么字，该怎么念。

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都在班上名列前茅，父母对我虽然没有过多的要求，但他们也希望我能考上大学，不用像他们做工人，没想到我还是辜负了他们的期望。上了高中后，我的成绩急转直下，数理化很难学进去，除了语文，其他科目成绩都不好。

因为练过毛笔字，小学和初中也背过不少文言文和古诗，让我对古典文学很感兴趣。语文课上讲陶渊明的作品，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像是名篇《桃花源记》，还有他的一些古体诗。古体诗比近体诗更加难懂，同时也更有挑战性。另一方面，也因为其他科目成绩不好，我内心里就觉得，如果能把古文学好，也算是对其他科目的一种补偿吧。

除了练毛笔字，我也练硬笔书法和粉笔字。

古文的书在书店很难买，有时旧书摊上也找不到，我就从图书馆找书看。学校的图书馆很小，藏书也少，多数是教辅资料。在锦州，大的图书馆只有市图书馆一个，一周我要跑个四五趟，除了周末，平时放学一有时间就去。市图书馆还书期限是一个月，我十天八天就能把书还上，一两天看完一本书的节奏。

古文相关的小说我也看，光是《红楼梦》我就读了好几遍，虽然属于白话小说，但其中的词汇语句很多用了文言文，文字语言很丰富，还夹杂着诗词歌赋，我都背过。看完原著，我还去追看83版的《红楼梦》电视剧，里面的人物动不动就写诗、写毛笔字的，古风味道很浓。

在图书馆的借阅让我接触到训诂学。在我的理解里，训诂学是学习古文的一种方法和工具，其包含古音学、校勘学和文字学方面的知识，字义分为古义和今义，只有将这些学问综合在一起，才能确切理解它。训诂学的内容相对专业，我没有指导老师，看书和学习都没什么章法，基本就是拿到书后，根据目录按图索骥，找到一本看一本。这一领域的书籍在图书馆里本来就不太多，全被我看完了。

久而久之，我有了不少字音字形、文学常识方面的积累，比周围的同学认识更多的字，有时候老师不认识的字也会来问我。高中语文课本里，有篇《论语》的课文，文中提到“夫子哂之”，上课时老师就把我叫起来了，问我这个字怎么读？其实“哂”就是笑的意思，虽然不是特别难认，但也不属于很常见的字。

在那个年代，同学中都风靡小虎队，成天买他们的磁带、听他们的歌。我也追星，只不过我的范围不限于那些明星，我特别崇拜王力和裘锡圭先生，他们的文章写得太好了，对20岁不到的我来说，王力先生就是小虎队般的存在。

小学六年级，我买到过一本王力的《怎样学习古代汉语》，这本书很小，恰巧打折，我就买下来了，没想到看了之后，意外的很喜欢。初中时我又买了一套他写的《古代汉语》，里面会讲一些诗词格律，我被深深吸引。当时我也幻想，如果我能遇到像他们一样的老师，该有多幸运，没想到这些在二十多年后竟然成真。

初二时，学校挑选学习较好的学生参加夏令营，我们去到兴城，那里有明代的炮台。

光靠古文是没办法考上大学的，这点我很清楚。高考我落榜了，基本没有太多失落的情绪，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我思考了一下，以我的成绩，再考一年也没太大希望，况且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没有那么多钱让我再复读了。

身边很多没考上的同学，为了拿张文凭，有去读成人大学，有念电大的，我不想那样，所以没有违背父亲的意思，让他在胶管厂给我安排了一份工作。能挣钱、能维持生存，就是我对工作的全部要求。

没有技术和文凭，在胶管厂我只能做机台工。我在生产线上的最后一个环节，主要工作就是把做好的钢管脱模下来。这是个体力活，把管子从机器上卸下来要靠手抬，太重了，刚开始我根本抬不动，干了一段时间，连胸肌都有了。干的活也不太固定，后来厂里不怎么做胶管了，我又被安排去给玻璃钢喷漆，总之，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没办法，我不能多想什么，必须适应环境。

我的高中毕业证书，这是我当时拥有的最高学历。

厂子里班制是三班倒，早上8点上班，中午就能下班，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的。回到家后，把该做的家务做好，我可以自由地看书。刚开始，爸妈还会唠叨我，觉得看这些书没什么用，也不能换来经济收入，就是浪费时间，但说了我也不听，他们拿我没办法，也就不怎么发表意见了。

干活间隙休息时，有不少工友会聚在一起打扑克，我一般不参与，自己找个没人的地方，背一些古文。我性格不太合群，多数时候都是独来独往，在厂子里也没什么朋友，看书的时候一般不让其他人看见，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偷偷地看。平时上工，我有事没事就在手心和大腿上比划着练字，手里没有笔，就用手指，神神叨叨的，工友们看到，背地里猜测我是不是神经不太正常。

那个时候，很多古籍在旧书市场上买不到，图书馆也不给外借，我就花上好几天的时间，拿纸笔把整本书都抄下来，《尔雅》我前前后后抄了20天。最开始是帮助背诵，像是王国维的诗词，我都抄过，到后来就是为了记录一些问题，方便理解。

胶管厂发的表格纸被我攒成摞，将有字一面从中对折，订成一本用。这样抄了有20多本，有一些重要的笔记我至今还随身携带，剩下的放在老家保存。现在回头来再看这些，感慨万千，觉得当时的每一分努力都没有白费。

我将胶管厂发的表格纸做成笔记本，在上面随手记下读书笔记，至今留存完好。

在胶管厂干到第三年，厂子优化，我下岗了。我找了一个在招待所食堂当帮厨的活，主要就是揉面、做馒头，一个月100块的临时工。那段时间我很迷茫，生活的变数让我觉得一切都不稳定，总干体力活不是长久之计，但家庭环境不好，也没有亲戚朋友能给我什么帮助，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其实我能感受到，我内心还是向往校园的，有个安静的环境能读书，就是件无比幸福的事，可在当时，我只能靠自学。基础水平有限，又没经过系统的训练，全凭兴趣看书，我很清楚自己身上的弱势和问题。身边也有一些大学生，但上了大学不代表就有高的知识水平，我对我读的书有信心，我不比他们大多数人差。

这些年来，我自己看书，研究这些东西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是暗淡生活中唯一有滋有味的东西，我无法割舍，到了不学不行的地步。如果这些我都不看了，好像我什么都没有干一样，终日无所获。

自学的过程中，我也遇到很多难以独立解决的问题。裘锡圭教授是这个领域公认的名家，我看过他在很权威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于是萌生了写信给他请教问题的想法。他当时还在北京大学的古文献研究所工作，信寄出之后，我惴惴不安，等了十几天，没想到他真的会回复，之前我也给别的学者写过信，但都杳无音讯了。

1995年，我给裘锡圭先生寄信，收到他的回信。之后我开始用和名家书信交流的方式，解决自学遇到的问题。

我给裘先生写信不是很频繁，一年会有个一次，前后有三四封书信来回，主要是怕打扰到他，平时自学遇到的小问题，比如认字读音方面的，我都积攒着自己慢慢解决，通常不麻烦先生。我记得给他寄出的第一封是纯粹自己写的札记，后几封有问题的探讨。

不仅请教问题，我也坦诚地说一些自己的观点，比如对裘锡圭先生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内容，提出不同的看法，有些获得了赞同。一次，裘先生在认可我的意见后，特地发文更正。

1998年，裘先生根据我的意见发表文章，进行补充说明，这是对我是很大的肯定。

在食堂的工作赚得实在是太少了，没做多久我就想着能不能自己做点小生意，时间自由，赚得也多。1997年，我总共借了不到一万块的本钱，买了冰柜，在当时锦州市比较大的一个商场门口摆起了小摊，夏天卖冰棍，冬天卖炒花生和瓜子。

开始摆摊之前，我一个人去了一趟北京，去北京大学找裘锡圭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真人，第一眼觉得他是个很严肃的人，大学者的样子。

我和他交流了一些平日里看的书。裘先生建议，我这样的情况可以考虑读研究生，但我觉得不现实，因为我英语不行，也和课堂、考试这些脱节太久了。他听了后鼓励我多看书，一定要坚持自学。那次，我只在北京待了一晚，还花了几百块，背回去十多本书。

摆摊卖的雪糕和冷饮，要头一天去市场进好，晚上先放冰柜里冻起来，第二天再放到保温箱里，用三轮车驮到商场门口。我家住7楼，没电梯，这些保温箱和折叠伞加起来，有五六十斤重，上楼下楼都靠人力搬。遇上下雨的时候，就支个伞卖。夏天天气热，冰棍容易化，卖不出去就自己吃一些，一个月下来能挣五六百，远比工厂一个月一两百块的工资多。

摆摊最大的好处是时间充足，不是一直有人来买东西，我可以拿出很多时间来看书，一天起码能看四五个小时。边摆摊边搞学问的反差不免惹来一些“挖苦”，有人说我看这玩意儿没什么用，也有人说我上学的时候不用功，现在来找补，晚了。这些话我就打打耳旁风，从不往心里去，摆摊十多年，我坚持看了十多年，没中断过，如果没有这段日子的积累，可能也不会有之后的际遇。

虽然每个月赚得比以往多了些，但成家了，有了孩子后，家庭的负担也变重。按照困难户判定的标准，我们家的月收入都符合了，但我毕竟属于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低保没办法给到我，只能靠自己。

1995年，我和当时在服装厂打工的妻子结婚，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

锦州的冬天，气温低至零下10度，我舍不得开暖气，以往在胶管厂是单位代缴，改成一户一阀之后必须自己交钱，我家十多年都没交过取暖费。冬天的晚上，一家人睡觉前要灌上大大小小的热水瓶和热水袋，捂在被子里，或者是下楼动一动、跑一跑，等身体热了再上去睡觉。

虽然赚得不多，但是该买的书我也没落下，新书太贵了，我就盯着几家旧书店。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高亨的《诗经今注》都是我在旧书店里淘到的。2000年，我为了买书又专门跑去北京一趟，古文相关专业需要的一些书籍，在我们那边购买相当困难，北京琉璃厂附近有个旧书店的古书很全，我一口气买了500多块钱的书，来回的火车票也花了几十块。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屋子里，墙边、床底下都是我的古书。

在旧书市场找书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我有了第一台电脑。2003年，我和一个从广州打工回来的高中同学见了面，从他那里听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用电脑，我挺羡慕的，缠着我爸给我买了一台，花了四千多块。我爸一个月也就一千元退休金，这是他几个月的退休工资。

我开始用电脑上网站和论坛，发表一些自己对古文的看法和见解。在论坛上发言，我没用真名，给自己起了一个“抱小”的网名，意为“志向小学（研究中国古代汉语语言、文字的学科）”，不少裘先生的学生认出了我，觉得这个号发言水平很高，看起来是对古文有深入研究的人。

一些专业资料和书籍在老家买不到，董珊教授给我寄过几次学科相关的资料。

2007年，妻子突如其来的生病几乎要压垮这个家。其实也不是没有征兆，妻子在一家服装厂做工，厂子里的空气环境不太好，她本身就有心脏病和皮肤病，可能是人到了某个生活的极点，一下子累倒了。随后一年的时间里，她都待在家里养病，为了给她治病，我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5万块钱，这笔钱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巨款，当时摆摊不景气，我买了一辆几百块的三轮车，蹬三轮挣钱。

我每天蹬着三轮车穿梭在大街小巷，拉人也拉货，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拉十多趟，挣个四五十块，节假日和过年还会再多一些。蹬三轮是个纯体力活，费力费腿，现在我有时候还会腿疼，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毛病。一个月下来能有1000多块收入。每个月要拿出四五百块给妻子买药，剩下的钱还要吃饭，还有其他生活开销，所以过得还是很拮据，最困难的时候，还找亲戚朋友借了四五万块钱。

读博期间我回老家，楼下有其他人停放的三轮车。

一旦把挣钱当作生活的重心，就没有时间再思考别的，蹬三轮后的大半年我都没有碰过书，日子过得非常苦闷，很失意，到了一个低谷。我当时和几个古文字学者有书信往来，在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董珊的一封信中，我忍不住说了自己的现状，距离我的生活更远的人，反倒成了我能倾诉的对象。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刚拉完一个活，突然就接到了董珊老师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如果有个可以去复旦学习的机会，你愿不愿意去？我琢磨到他话里的意思，我当然愿意啊，但不敢相信，这个机会会掉落在我身上。直到复旦的刘钊老师又给我打了一通电话，正式邀请我加入《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编撰项目时，我才知道，我的人生有转机了。

虽然心里放不下妻子和孩子，但思来想去，我还是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一个人去了上海。刘老师的学生在复旦大学附近帮我租了一间房，项目组承担了我在上海的生活费用。

2009年，在复旦古文字研究中心，当时我在项目组负责写释文和注释。

在项目组，我的工作主要是文献注释。马王堆出土的帛简都需要有释文，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加，注释量相比之前有所增多，重新整理具体就是将竹简上的古文字先用繁体字写下来，再给出相应的释文。我很快适应了这个工作，20年以来的阅读和自学，让我对这个专业一点也不陌生，对分配到的任务，我总有自己的思路，一些看法也获得了其他专家的认可，团队里其他博士生都叫我蔡老师，把我当成前辈看待。

项目的时长只有一年，结束前，当时已调到复旦任教的裘锡圭教授跟我谈起了去向问题，裘先生建议我继续在复旦读博，不然项目结束了，我还是会回归以前的生活。因为我没读过大学，照理来说没有申请读博的资格，裘先生和其他几位教授为了让我有机会继续做学问，联合其他几位教授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可以不参加统考，作为裘先生的自招学生攻读博士。

考虑到我的英语已经丢了十多年，学校将考试科目中的英语改成了日语。我的日语是零基础，只能靠突击，项目组里正好有个日本的老师，我和他交流很多，常求问他一些日语学习方法。考试顺利通过，2009年，38岁的我拿到了复旦大学博士学位的录取通知书。

2009年，我收到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父母说要好好珍惜读书的机会。

在修博士课程的同时，我还要补修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我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几乎比周围的同学大一轮。头一两年，几乎每天都是在上课的过程中度过，学习资料越来越多，以前愁没书看，读博后书多得看不过来，但随着年龄增长，精力却比以前下降了。

从兴趣变成专业，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最开始我写论文很随性，很多写作规范我都不了解，在此之前，我只在网上零星地写过几篇观点类的小文章，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调整论文写作的话语和范式。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我的研究水平变高了，在期刊和核心网站上发表了不少论文，读博一年的成果顶得上前20年的。研究中心每月给我3000元生活费，我能攒下一半的钱寄给家里。

这六年的时间，让我体会到专心治学的可贵和幸福，身边的同学毕业后很多都去做了老师，继续做专业相关的研究，我想回老家东北，也希望能继续留在校园里。我前前后后投了20多份简历给锦州、大连和沈阳的高校，但被卡在了年龄和第一学历的问题上，都没通过。

2015年，我博士毕业，在复旦大学门口拍照留念，当时我已44岁。

毕业时，我已经四五十岁了，没有教师资格证，第一学历是高中毕业，工作非常不好找。贵州省安顺市的安顺学院破格录取了我，后来，安顺学院人事处的老师跟我讲我才知道，是人社局出面跟学校商量，才让我进了学校。进去后，我被安排在学校图书馆的古籍特藏部，编写馆藏古籍书志，还教古代汉语、大学语文和书法这三门课。

现在做学问、发期刊不容易，投出去的稿子，需要经过外审专家的审读，再经过编辑之手多次修改。另外学界很多大教授水平都很高，期刊排号不一定能轮得上我，但在学术上，我对自己的要求不关乎发文数量，但要写站得住脚的文章。

读博时期，我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编的核心期刊上发表了文章。

写一篇文章必须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不然不如不写。观点要有正确性，要站得住脚，起码要让别人看完你的文章后有所启发。从2016年工作到现在，我总共发过十多篇论文，算下来每年基本上只发两篇。但我一直保持着写文章的习惯，不在期刊上发，就发在网站上。原先复旦有一个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武汉大学也有个简帛网站，有新的材料的文物出土，我就写文章发布。

我常常跟学生说，你们能来读书，机会都不容易，考上大学之后不能太混日子了，还是要有所收获。我们学古汉语相关专业的学生，日后跟别人聊起天来，起码不能被人瞧不起；也不能把古人留给我们的东西都遗忘了，文化传统要记下，要继续传给下一代。

没课的时候，我会自己练习书法。

一切的教育都要从培养兴趣开始，这一点我深有体会，若不是兴趣，我也不可能和古文相伴这么多年。除了兴趣，就是认真，就像是写毛笔字，在课上我就跟学生们说，人人都能有写好的潜力，水平如何，跟自己下了多少功夫有关。

2017年，我和妻子儿子，一家三口合照。

因为我在安顺工作，妻子和孩子也跟着我来了贵州，学校帮忙解决家属工作，妻子现在在安顺学院的档案馆工作。儿子今年大学毕业，学制茶专业，也是他自己的兴趣所在，目前还在找工作。现在的生活我挺满意的，至少比之前要好很多，再回想起之前的那些年，只觉得，原来我之前的人生也经历过挺多起起落落。

过好每一天就是感谢现在的生活。我也希望以后能多出一些成果，发一些有用的文章，让自己在这个专业上更加精进。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去台湾的“中研院”看看，里面有很多我感兴趣的资料。还有北京，我因为开学术会去过两次北京，都没有时间仔细去看看国家图书馆。2019年，我出版过一本古典文献研究的辑刊，我还想再出一本书，收录这么多年来，我为古文写过的文章。

（*注：本文由蔡伟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由蔡伟本人提供）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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