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视频 | 罗晓兰 徐朝阳
剪辑 | 闵一村
编辑 | 毛翊君
被城市挑选
若从天空俯瞰，这片人潮呈长方形，长近100米，宽约10米，面积如两个篮球场大小。红色、黄色的安全帽密密紧挨，反射着路灯的光。从墙角至路中央，队伍将单向四车道挤得只剩一条车道。过往汽车不停按喇叭，几个交警在人群外站成一条线，哨声不时响起。
劳务市场位于合肥的东北部，在瑶海区站塘路和临泉路交叉口附近，以前属于城郊。有人记得，10多年前，这里的马路上还铺着水泥，路面开着裂缝。村民住在自建的平房里，喝水用压水井。更早时，十字路口连红绿灯也没有。
此刻，所有人都站着，面向马路方向张望。
他们都是建筑工人，年龄在40~60岁之间，老家多在安徽农村。每天凌晨3点起，他们就在这个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揽活。这里存在近20年，聚拢的民工越来越多，从数千人到最多时万余人。
● 凌晨4点的劳务市场。罗晓兰摄
他们见证了站塘路的变化，也参与了合肥的发展。他们觉得，合肥现在有省城的样子了。
盛夏，连着下了几天雨，好多工地停工了。马路这边，一辆轿车停下。10多个男人“呼啦”围上去，有人右手抓住摇下的车玻璃，把头探进去询价，左手去拉车后门。司机说要3位小工，一天180元。4个男人抢先挤上后座后，司机不耐烦地扭过头，“下去一个”。车下的人趁机拉开车门，用身体顶住。可没人下车。司机无奈，踩下油门走了。
● 民工在抢活。罗晓兰摄
55岁的许良兵没有动，这和他的工种不符。和站塘路绝大多数民工一样，许良兵是瓦工，一天工钱在300元左右。他连着三天没有找到活。清晨6点，他的妻子已经在工地上了。她当小工，拌水泥，扛钢管，“什么脏活都做”，一天一百五六十元。
10天前的上午10点多，她所在的工地有个40岁的男人，倒在了去买水的路上，一段时间后才被人发现，他应该是中暑了，四周没有阴凉。救护车很快赶来，但男人没有抢救过来，当晚去世了。
他们多是日结工，现金结账，不签合同，没有社保。即使找到了长期的活，也只签一份协议，写明双方存在劳务关系，没写甲方责任。站塘路上的民工更关心工钱，如果出事了，他们一般选择私了或认栽。一位民工被欠薪近万元，讨要两年无果，最后放弃。
在那个工友去世后的第二天，许良兵的妻子去了另一个工地，再没打听此事。劳务市场就像一个季节性湖泊，大江大河需要水的时候，这些散工可以作为补充，只要短暂蓄水，很快就可以奔向不同的江河。克服高温，工地有自己的办法，早上开工从7点提前到五点半，十点半休息，避开日头，下午干4个小时，中午提供绿豆汤。
一天凌晨，许良兵骑着摩托车赶往站塘路，因为看不清路，他不小心撞到路边的铁栅栏，右脚挂在上面，无法动弹。血一直流，把鞋子浸湿了，他疼得喊叫。凌晨四五点钟，路灯昏暗，没有行人路过，他在地上躺了近两个小时。许良兵没想起来打120，看病要花钱，他也没给工友打电话。
● 民工骑来的车。罗晓兰摄
在这里，没有稳定的人际关系，对手或战友，都只是暂时的。一位年轻女性路过，务工者们从上到下，再从下往上，细细打量她。对于闯入者，尤其是年纪轻的，这群人心怀戒备。
许良兵皱着眉头，独自坐在路沿上。在松弛的皮肤上，他有着一头浓郁发亮的黑发，毫无杂色。这是他花了10块钱染的，在街边的理发店。他晃了晃脑袋，说要不然显老。天色将明，很多民工像他一样，知道今天揽不成活了。
“大建设”
2005年7月，合肥进行了一场规模罕见的集中拆除违建行动。随着1000多万平方米的城市空间被拆除，超百亿元投入城市基建，这座中部省会城市开始了他的“大建设”。
有民工看到，那时工地一个挨着一个，到处都是在建的楼房，绿色的安全网、黄色的钢管架，工人戴着安全帽站在上面，机器的轰鸣声不止。
那时，有人原本去站塘路招工，发现民工逐渐增多，但拉人的车很少，当即买了面包车，在工地和劳务市场间往返载客。
现年58岁的汪家好抓住了机遇。此前，他挖过黄沙，开过货车，合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之际，他在蜀山区南岗镇开了家建材厂。很快，他当起了包工头，自己承包项目。
他在合肥承包过近百个项目，盖过商场、超市、政府办公楼以及住宅区。印象最深的，是2011年的安粮城市广场。他记得，楼高本来是88层，要建成当地标志性大楼。在中国内陆，这样的高楼并不多见，超高建筑往往代表着一座城市的雄心。后来因为影响飞机航道，它改成了58层。广场处于几个行政区交汇处，有人称它是安徽省内最高端、合肥首个地区型购物中心。
这一年，合肥行政区划调整，将土地面积增至一万多平方公里，是广州的1.5倍。
汪家好同时承包了几个项目，接手后又分给其他人主管。在安粮广场，他的侄子每天带七八十个人去干活。同一年，他又承包下蜀山区的合作化南路高架桥。
几年里，在合肥拓展城市框架的背景下，建筑业风风火火。合肥市政府发文，甚至对建筑企业实行金钱奖励。每一天，汪家好的电话不停地响，有找活的民工，也有项目老板。两个手机被打到发烫，有时候会自动关机，电话里都是财源滚滚的消息。
原材料价格也随之上涨，水泥翻了一倍，钢材翻两倍，沙子也每方涨了几十元。
● 在站塘路，民工聊着天，一辆货车载着新轿车从他们身边驶过。罗晓兰摄
2005年之后，合肥进入狂飙式的发展。到2015年，合肥GDP突破5000亿元，是10年前的5倍，虽然没有几年后那么高光，但渐渐地，没有人再说合肥是中国最大的县城了。
民工们不清楚数据变化，只记得活是一个接一个。那几年，他们的足迹集中在滨湖新区。
2006年，这里正式启动建设。新区在合肥市东南部，紧依巢湖，合肥希望借其走入长江、融入长三角，紧跟着华东城市群，安徽多个省政府部门，合肥的金融商务、行政办公、研发创意等中心均在此聚集，他们提出愿景：“合肥未来十年看滨湖”。
这时，汪家好也到了金葡萄家园。这是政府的安置房项目，居民原本住在附近的大圩镇。新区设立后，该镇被划入市区，成为滨湖新区的一部分，此后发展生态旅游。项目太大，分给了四个建筑单位，持续了3年，300多个工人分成4个组，组长自行找人，都从站塘路上招的工。
在一片荒地上，民工们修起了路和桥，盖了学校、商超、写字楼。2015年后，公寓房变多。在一个民工的印象里，他建的公寓房子类似宾馆，二三十平方米，有人租下来办公或做生意，更多的是出租屋，里面带有洗澡间和小厨房。
除了在合肥及周边城市打工，他们也辗转过山东、陕西、江苏、湖北、广东等地。一个司机开着面包车，载过不同面孔的民工，这些年里，他透过车窗，看着城市的高楼大厦从无到有，很多地方变得陌生，高架桥和地铁线路都增加了。
他们的算盘很简单，城市漂泊的生活都一个样，工钱相差不多，外地物价更高。此前，在一些民工看来，合肥和家乡县城无异，无非是楼高了一些。
在站塘路，马路早已变成柏油路，附近盖起了居民楼，沿街的底层都是商铺。残存的城中村面临拆迁，被墙围了起来。离这几百米，瑶海区最繁华的商圈之一——万达广场开业了。
大多数民工不记得去过什么项目，在哪里干过活，连施工单位的名称都不知道。那些建筑如同森林里的树，每一棵都挺拔生长，却形象模糊，转身即忘。除了讨薪，他们鲜少回去看他们种下的树。
● 凌晨3时许，民工在小摊上买早餐。
千万人之一
没找到活，许良兵回了租处。在外总要花钱。
房子离站塘路3公里，是城中村里的移动板房，30平米左右，没有桌子、衣柜等家具，床是几条板凳搭的，上面放上床板。房内没有装饰，裸露着原有的银色，只有窗户上挂着大红色的窗帘。屋内有一间卧室和一间狭小的卫生间，厨房在室外。
房东装了空调，为了省电，他们不轻易开，只用电风扇。这一晚，他们用扇子。晚饭是米饭配一个菜——炒豆角，没有肉。
许良兵是肥东撮镇镇人，在合肥的东部。在劳务市场，多数人来自肥东，部分人家在外地，还有极少数河南、山东等地的民工。他们来此地的时长不同，有人务工近20年，有人去年刚到。
按照合肥2013年发布的战略规划显示，合肥将成长为千万人口级别的特大城市。这个目标在2020年实现。昔日被称低调的省会城市，一跃成为新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增速超过上海、宁波和南京。
这其中，有一部分是这些流动民工。站塘路日渐繁华，农村逐渐凋敝。民工说，村里几乎没有年轻人了，只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在家，侍弄几亩田，很多地被荒废。
另一方面，流出农村的这些劳动力，提供了城市扩张的动力。合肥快速发展时，房地产风潮正席卷全国，由于合肥是价格低地，它一度成为全国最具“投资潜力”的城市。合肥也先后引入了科大讯飞、京东方、蔚来汽车等明星企业，可以说这些企业都是在昏沉岁月中被合肥慧眼识英。资本市场尊称合肥是“赌城”，这座城市获得了巨大成功，GDP进入万亿俱乐部，位列全国城市第20位。
“哦，京东我知道。”民工没听过京东方等响亮的名字。他们没有受过太多教育，十几岁就出门闯荡。许良兵是小学毕业，他的妻子没进过校门，从小在家放牛种地。租处没有电视，他们也没有看新闻的习惯。
● 凌晨4时许，一位老年民工坐在马路边打盹。罗晓兰摄
在不自知里，时代的潮流裹挟他们向前，他们也分到了一些红利。
最直观的是，住宿条件变好了。刚进入21世纪时，他们住在工地上刚建好的毛坯房里，砖块摞好，放上木板，几十个人躺在一间房里。几年后，房子不让住，他们搬进了移动板房。起初没有窗户和空调，10多平米挤着十几个人，闷热，气味难闻。后来，宿舍变成钢管搭的隔热房，同样的人数，面积增加了四五倍，还有空调和窗户。
一年前，有人在某知名房地产的工地上干活，公司给他们租下了小区房。里面宽敞明亮，有地板砖和洗澡间，还有厨房，“像家里一样”。
对于找工作的难易变化，民工口径不一。在包工头看来，工人的确有了挑选的资格。有人一到点就撂挑子走人，即使活只差最后一步。有人坐在路边刷抖音，晒太阳，不主动找活。
一位附近居民说，民工其实好吃懒做，喝了酒就地躺下，随地吐痰，有时还打架。
有人因此完成了阶层的跃升。汪家好开了3家公司，买了3辆车，在合肥有4套房。一位民工在90年代末到合肥打工，花10万元在站塘路附近买块地盖了栋房子。近几年，房屋被拆，变成了两套回迁房。
这似乎与机遇、眼光有关。在站塘路，大家都背着工具包，衣着朴素，贫富差距被隐藏起来。许良兵的生活似乎没有被改变。他穿着蓝色迷彩裤和航空公司文化衫，衣服是女儿的公司发的，早已洗得褪色变形。在他的帆布包里，保温杯掉了漆，里面是空的。原本，他要灌满稀饭，再买个煎饼，装上免费的咸菜。食物从流动早餐摊上买来，只需要3元，是他当天的午饭。
● 各式各样的工具包。罗晓兰摄
儿子与房子
在许良兵夫妇的租处不远处，儿子一家住在楼房里。房子大小是这里的两三倍，有阳台、大窗户、一应俱全的家具。2010年，许良兵凑了10万元首付，给儿子买了这套房。那一年，儿子22岁。
他的儿子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很快结婚，给他添了两个孙子。如今，儿子在一家餐馆打工，给朋友帮忙，每月工资七八千元，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房贷还有10年才还完，每月需两三千元。这需要许良兵夫妇帮忙。
传统观念像水泥一样融入他们的身体与思想。民工们大多育有几个子女，谈起孩子，有些民工自动默认说的只是儿子。
2015年，合肥房价开始上升。次年二月，房价跳涨，甚至一天一个价，举国瞩目，全年均价同比涨幅为75%，合肥因此被称为近年房价上涨最快的城市之一。
房价飞升，建筑工地增加，又让他们有活干，能赚钱。他们的工钱是10年前的2倍。以瓦工为例，日工资每年大概涨20元。有人是木工，技术好，经验丰富，一天能收入六七百元，一个月就赚了2万元。
他们对此不以为意，因为生活也变得昂贵起来，彩礼逐渐升至10万元，一桌至少2000元的酒席，以及越来越贵的儿子婚房，才是他们热衷计算又无法回避的对象。
房子涨价最明显的是滨湖区。他们似乎都去过那里的工地，但无一人在那里买了房。
一位民工家在瑶海区郎溪路，老房子被拆迁后，他买了这附近的一个花园洋房，有160平米。楼盘共15层高，他的房子占了其中一整层，有三个卧室、两个卫生间和一个书房，每个卧室都有阳台，明亮开阔。住进6年，他后悔至今。当初此地和滨湖区房价差不多，现在那边涨到一平米1万多元，自己家还在5000元附近徘徊，“亏了几十万呀！”
汪家好的房子都涨价了，几乎翻了一番。他在六安又买了2套房，供以后养老用。他还资助儿子开了家公司，同属建筑行业。2020年，合肥又开展了一轮“大拆违”。
● 天亮了，没有等来活，一些民工坐在路边不愿散去。罗晓兰摄
没有人不为自己的儿子铺路，“这是我们的责任”。民工的生活以站塘路为圆心，紧紧地胶着于此，找活，出工，回家，几乎不娱乐。他们每天凌晨三点左右出门，晚上七时许到家，九点多入睡。
在老年民工看来，下棋、跳广场舞，都是拿退休金的城里人的专属。比起家人，许良兵觉得自己过得还行。他的父亲很早因病去世，弟弟因为离婚受到刺激，现在住在精神病院里。
偶尔，在夏天的夜晚，有位40岁的民工会坐在瑶海区万达广场门前纳凉，和相识的民工闲聊。他铺过和这门前一样的大理石，在滨湖区的万达。下面铺上水泥掺黄沙，将水泥浆子和得像稀饭一样，浇上去，最后盖上石块。一块正方形的大理石，六七十公斤重，有5厘米厚，当时要两个人搬。
但他很少进去消费。大部分民工的衣服都从街边小店买入，很多是断码处理品，衣裤的单价大多是40元。
有两次，他听说万达请来了歌星，也去凑热闹。商场里，舞台边围着一圈观众，每层楼的栏杆上都趴满了人。嘉宾是网络歌手，唱了首《做我老婆好不好》。他挤在人堆里，觉得唱得真好听，自己也见过明星了。
经年累月地干力气活，他们大多有腰椎间盘突出，有时一天下来，疼得直不起腰。鲜有人没受过伤，被刀割伤，被重物砸伤，最常见的是从架子上摔下，轻则肌肉损伤，重则骨裂或断腿。一位民工没有断开电源，直接徒手接电线，当场触电身亡。
这些隐患、疾病与惨痛，换来他们一家老小的温饱，以及一定程度的阶层上升。
许良兵的女儿大专毕业，现在是某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他的儿子买了房落不了户，孙子只能上私立幼儿园，每学期的学费5000元。即便这样，他们也要让孩子留在城里。
另有民工的两个女儿留在老家上学，一个读初二，一个上五年级。对于在合肥买房安家，他“想都不敢想”。但他决定，要让自己的女儿读大学，“有文化的和我们干苦力的不一样”。暑假期间，他给孩子报了班，让在校大学生辅导。平时，家人在镇上租了房陪读。
● 交警在维持交通秩序。罗晓兰摄
对于民工来说，合肥不疏远，也不亲切，是一种暧昧的存在。他们理想的老年生活，是攒下钱，老了回农村。
许良兵已经55岁了，没想过何时离开，“干不动了再说”。他身体里留着一块钢钉，阑尾被切了。他自觉身体还好。干了近40年建筑工，他指节粗大，手掌心磨出了厚茧。他稍一使劲，小臂上就鼓起肌肉，肱二头肌也瞬间隆起。拉起衣袖擦汗时，一片白色露出来，与红褐色的脖子形成刺目的对比。
天亮了，在站塘路劳务市场，高频率闪动的警灯熄灭，哨声和“往里走”的催促声停了，城管也下了班。这里长期被投诉脏乱差，是城市管理的“老大难”。2020年，当地在旁边开设了农民工创业孵化园，民工可刷卡进入休息、找活。他们登记了信息，却鲜少进去，理由是不方便，且里面招工信息少。
如湖泊开闸泄水一般，人群和黑夜一起消散。一位头发斑白的清洁工，“唰唰”地扫过地上残留的一次性餐盒、塑料袋和纸巾，有民工没来得及抬脚，她大声说，“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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