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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下午,在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10米台决赛中,中国选手又一次包揽金银。14岁小将全红婵三跳拿到满分,以总分466.20分强势夺金,陈芋汐摘得银牌,不负“梦之队”之名。
但在取得优秀成绩的背后,中国跳水“梦之队”成员也顶着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作为中国跳水“梦之队”之始,熊倪14岁少年成名,四度参加奥运会,几次萌生退意又几次复出,而他在退役后的选择和轨迹,也成为中国众多运动员的一种缩影。
熊倪(蔡小川 摄)
2008年7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熊倪被定为主火炬手李宁的替补。当时在点火方式确定后,导演组对主火炬手人选规定了范围:不能是现役运动员,首选体操运动员。其实最初射击传奇名将许海峰原本是第一选择,但由于身体和时间原因未能实现。于是,根据体育总局领导推荐,内定李宁为A角,熊倪为B角。之后的那一个月,熊倪和李宁一样,每晚10点去鸟巢排练,凌晨一两点钟回。
熊倪虽然曾是高台跳水运动员,但当被威亚吊上40米的高空,依然觉得害怕,第一次练习当晚都没睡着。在地上单手拿着火炬跑400米都很累,何况是在高空,难度会更大。他在酒店里拿着水壶做了试验,结果单手举了一分多钟就受不了了。对熊倪自己来说,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而从旁人看来,这也是对他整个职业轨迹的一种认可。
中国体坛明星,尤其是奥运会项目运动员退役后的转型向来是个问题。袁伟民、邓亚萍、李宁,都算是其中的佼佼者。熊倪说,当年大家都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里一起训练一起生活,在同一个食堂吃饭,住在同一栋宿舍楼,经常抬头不见低头见。而退役后,每个人的轨迹又如此不同。
绝大部分体坛明星们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都会选择走体育局这条路。蔡振华当了一阵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而袁伟民则在体育总局局长位置上退休。邓亚萍是先在国际奥委会的道德委员会以及运动和环境委员会担任职务,之后于2009年开始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一年后成为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完全跳出了体育系统。李宁1988年退役后,加盟广东健力宝集团,以自己姓名命名创立了“李宁”运动品牌,抓住了赞助1990年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机遇,发展至今。
1997年第一次退役后,熊倪也曾尝试过李宁这条路,他与朋友一起开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服饰公司,但并不成功,随着次年回国家队,他也把公司注销了。待2001年正式退役之后,熊倪转而选择了蔡振华和袁伟民的那另一条路。他先任湖南省体育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2007年又成为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
熊倪说自己每届奥运会之后都想过退役,1992年是因为伤心,1996年是因为想急流勇退,2000年后也曾想过继续再跳,“但中国跳水队太强了,顺其自然就退下了”,让他后来决定彻底走上别的道路。
以下是熊倪的口述:
口述 / 熊倪
采访、整理 / 张星云
我14岁就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连自己都没想到。
1985年我们湖南省跳水队的一名女队员入选了国家队,教练借机把我们送到北京训练,希望通过他们的推荐让国家队教练关注我们。最后国家队的正副总教练梁伯熙和徐益明都看上我了。第二年初我就入选国家集训队,1987年第一次出国,那时还分东德西德,我去参加东德举行的罗斯托克国际跳水邀请赛,第一次代表国家参加跳水邀请赛就拿了冠军。所以通过短短两年国家队的选拔,就能参加1988年汉城奥运会,意想不到。
更没想到的是,我可以和美国跳水运动员洛加尼斯同场竞技。他是我小时候的偶像,在省队的时候,我们都把他的跳水动作当作一种艺术去欣赏。正是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心态,让我在那届奥运会发挥出色,尽管只拿到了亚军,却被很多媒体称之为“无冕之王”。
奥运会结束后我们去香港,霍英东宴请中国奥运代表团,我记得我们当时在汉城奥运会总共就得了5块金牌,陈静乒乓球单打,陈龙灿、韦晴光男乒双打,体操是楼云,跳水是高敏和许艳梅,一共就5块金牌,一桌都凑不满,所以就把我们这些成绩好的亚军也叫到那一桌。
现在回想,1988年比赛当天早上,教练为了让我多睡一会儿,就先去奥运村的餐厅排队为我取早餐,他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就拿了很多,结果我全吃了,到比赛场地时还觉得挺撑,可见当时心态的放松,不像后来几届奥运会,茶不思饭不想。
当时我从国内飞赴汉城(首尔)准备比赛,刚落地,就听到洛加尼斯在三米跳板预赛时头碰板了,但他并没有放弃之后的比赛,以实际行动去感染观众和裁判员。最后他得了金牌,我得了银牌,也觉得有些许遗憾吧,如果以14岁的年龄就拿了奥运金牌,也许会开创一个历史纪录。
90年代初我经历了一些波折。1990年北京亚运会和1991年澳大利亚佩斯世界锦标赛,我都只获得了银牌和铜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我也只获得了铜牌。我记得巴塞罗那奥运会后,新华社写了一篇报道,意思是说熊倪少年成名,有点飘飘然了,不努力,永远只徘徊在亚军和季军。
其实我那时并没有不付出努力。我们为了备战巴塞罗那奥运会,在三亚鹿回头专门设了一个训练基地,就在海边的沙滩上造了一个跳水池,每天在最接近正式比赛的时间训练,以模拟巴塞罗那的海风和光照强度,结果我被晒得起红疹子,脸上身上全都是,队里请的老中医看了说很多年没见过这么厉害的热毒。
但是1992年奥运会比赛的时候,我得失心太重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 1989年世界杯我一下拿了三项冠军。随着洛加尼斯的退役,当时媒体就说即将开创一个“熊倪时代”。每个人对我的期望值越来越大,我的备战压力也很大。巴塞罗那奥运会预赛我也拿了冠军,当时的赛制是预赛后休息一天才决赛,中间休息的那天我训练时就有点沉不住气了,跳得好时会想为什么今天不是决赛,跳得不好时又捶胸顿足,非常焦虑。
决赛前一整晚近乎失眠。决赛当天,在规定动作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瑕疵,整个人就变得非常急躁,摔毛巾,接着又一个失误。因为我预赛第一名,所以决赛时最后一个跳,我跳完,最终成绩大家一目了然,我只得了第三名,失望至极。
当时场地有地上和地下两层更衣室,一般大家都在地上更衣室换衣服。我跳完之后,黯然走向了地下更衣室,推开更衣室门的一瞬间,就潸然泪下,觉得自己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很委屈。当时比赛结束马上要进行颁奖仪式,结果工作人员全场找不到我,最后在地下更衣室找到我,发现我还穿着泳裤傻坐在那儿,于是最后我连领奖服都没穿,穿着短裤和拖鞋就上台了,因此还受到了中国代表团的批评,说没有充分展示中国运动员的形象和精神面貌。从巴塞罗那回来后,确实有过一段时间不想再去从事这项运动,起码小一个月。当时徐益名也知道我的心态,就不理我,让我冷静一段。
我认为自己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993年,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杯跳水赛,是第一次在北京办世界性的跳水比赛,方方面面看得也比较重。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那场决赛,孙淑伟拿了冠军,但他之后就查出视网膜有破口,进行了手术,不能参赛。因此男子跳台只有我了,当时老领队和我说,为了集体也要努力。那时尽管我手臂拉伤,但还是拿下了十米跳台冠军。自此之后,我觉得我对胜利的渴望又被点燃了。
但怎奈1994年意大利世界锦标赛前,我又遭遇了横突骨折,最终只获得了第五名。之后参加过1992年奥运会的男子跳板选手谭良德、李德亮都退役了,跳板后继无人,中国跳水队让我从高台跳水转向三米跳板,两者都兼顾。1995年我在三米跳板上拿了世界杯亚军后,彻底转项。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成了我实现多年愿望的最好时机。当时我三米跳板只拿过一个亚军,而对手马克·伦奇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冠军,余卓成是世锦赛冠军,萨乌丁也是多次世界冠军,因此我没有心理压力,从预赛到决赛都很顺利。最后一跳很完美,出水上岸后我久久地面对墙,背对着镜头,参加了三届奥运会,我终于拿了冠军。
1996亚特兰大奥运会,跳水男子三米板决赛,熊倪夺得金牌。(图|视觉中国)
奥运结束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运动员最好急流勇退,所以同一年我和伏明霞同时退役,退役后我赶着时髦“下海”经商,和朋友合作开了一个以我名字命名的服饰公司。
与此同时,中国跳水队废除总教练制,任周继红为领队,完成了重组。但之后的两年里,凡是奥运会的项目中国跳水队一块金牌都没有拿到。于是在多方劝说下,我1998年8月份复出,当时所有人都说会为我一路开绿灯,为回到国家队创造最好的条件。于是我在一年停训后开始恢复训练。
半年的准备很辛苦,但就在1999年澳大利亚世界杯比赛开始前不到一个星期,我接到通知说,因为跳水队选拔制度改革,复出时间并不长的我因为没有参加选拔赛,也就没有参加世界杯的资格。因为之前他们都说好为我参赛开绿灯了,等我付出了这么多,却没有得到当初的承诺,这种极大的反差让我很难受。我记得跳水队队长和领队来我房间谈话,我流着泪和他们谈了一小时。谈完话第二天正好是星期一,每周一上午是中国跳水队的例会,于是我就趁着例会,在房间里收拾了行李,订了机票,自己拖着箱子搭个出租车就从首都机场飞回湖南了。就这么走了,因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跳水队里的每个人。
昔日的跳水王子熊倪连日来出现在训练场上。已担任行政职务并经营着一家公司的熊倪希望九运会给他的跳水生涯划个圆满的句号,之后便正式退役(中新社/视觉中国 供图)
如今看来,这更像是冥冥中注定的事情,那届世界杯萨乌丁也缺席了,总共10个项目,中国跳水队拿了9块金牌,唯独男子三米跳板这块金牌没有拿到。比赛结束后,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主任石天曙从北京飞到长沙,再做我的工作。于是我1999年年中又回到国家队,伏明霞后来也复出了,队里郭晶晶、田亮他们那时还都很小,人们开始期待2000年奥运会的中国跳水队。当时整个悉尼奥运村里有两支“梦之队”,一支是美国篮球队,一支是中国跳水队。
本来是金牌大户,但没想到一开始极其不顺利,那届奥运会上跳水的前三项单项都丢了金牌。后来我才知道,前三项丢了以后,当天晚上中国代表团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说明天跳水一定要实现突破,就问中国跳水队教练有没有信心,我的教练说男子三米跳板是所有8项中夺金机会最小的。
当时是有这么一个前提和气氛的。当然教练也不会把这样的话传到我们耳朵里。比赛前我还和教练开玩笑说,规定动作是我的弱项,是萨乌丁的强项,只要我规定动作不输萨乌丁10分以上,我就还有希望在自选动作中赢回来。
2000悉尼奥运会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熊倪摘金。(图|视觉中国)
后来规定动作做完,萨乌丁赢我9分,我觉得还不错。谁想到自选动作开始后,前两个动作萨乌丁表现非常好,一下把我们两人分数拉开到31分。当时我就觉得不用管别人了,跳好自己就行了。后面又进行了三轮,每一轮我都在迫近萨乌丁的分数,第五轮过后,我看了眼记分牌,我们之间的差距只有不到10分了。
他预赛第二,我预赛第一,他先跳,我最后跳。那时我感受到了萨乌丁的压力,他把新学的难度动作放在了最后一跳,恰恰却失误了。我在爬楼梯的时候内心还是平静的,但等我登上跳板,发现萨乌丁最后一跳失误了,心理就起了变化,脖子开始硬了,手也是哆嗦的,全场最后一跳,不紧张不可能。
入水的一瞬间我都是后悔的,觉得水花稍微大了一点。但当我出水,看到记分牌上代表中国队的CHN字母排在了第一行,依然被吓了一身冷汗,因为总比分就比第二名多了0.2分,这在700多分的跳水得分中,就像游泳比赛中千分之一秒的差别一样。后来的镜头大家通过电视机都看到了,我再次赢得了金牌,领队周继红哭了,我的教练哭了,而我也没忍住。而中国跳水队之后的比赛全都拿了金牌。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40期)
END
本文作者:张星云
微信排版:小风
微信审核: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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