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余英时（1930-2021）先生已于8月1日凌晨安详离世，享年91岁。 
余英时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他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论述中国哲学和文艺之著作甚多。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皆扮演开创性的角色，更提出许多发人深思的议题。
余英时，祖籍安徽潜山县官庄乡，1930年出生于天津。1949年，余英时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同年离京去了香港，经钱穆亲自题试后，入读新亚书院。1955年，余英时赴哈佛大学攻读历史系博士，师从陈寅恪先生弟子杨联陞教授。七年后受聘为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1973年，余教授回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新亚书院院长，兼任大学副校长，两年后重回哈佛任教。余教授著作等身，凡数十种，在中国大陆大多有出版。其中，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有：《汉代贸易与扩张》、《方以智晚节考》、《历史与思想》、《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史学与传统》、《陈寅格晚年诗文释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钱穆与中国文化》、《现代儒学论》、《朱熹的历史世界》、《重寻胡适历程》、《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等。2006年，余教授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奖(John W. Kluge Prize)，为首位华裔得奖者。而为表扬余氏一直为史学作出之贡献，2007年余教授母校新亚书院联同中文大学另一成员书院崇基学院一起成立“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余英时教授的学生黄进兴院士的文章《师门六年记》。“余英时老师以身作则，教导从何入手，方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康庄大道。他把我从‘概念取向’的迷途，导正到正确的研究轨道。”
师门六年记 :1977 —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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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进兴 文

文章节选自《学人侧影》
黄进兴（Chin-shing Huang，1950年－）
笔名吴咏慧，台湾历史学家，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文学学士、文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2008年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现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兼任教授。研究专长为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文化史、中国史学理论，以孔庙研究著称；又对中、西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特有兴趣。硕士论文导师为陶晋生，赴美期间受业于史华慈、余英时等史学大家。
头回看到余英时老师是1975年2月，他刚当选“中研院”院士不久，为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做了一次讲演，题目是“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这个演讲整理成稿后，成为以后二十年研究中国思想史“内在理路”的典范，影响极为深远。而我当时犹忝列“批余小将”，以打倒学术权威为己志，听了这个讲演，心中若有所失。
后来因缘际会到哈佛大学念了六年书，才算真正接触了余老师。我能够进哈佛大学完全得力于他的推荐。1976年，我到美国匹兹堡，还没有注册，听纽约的同学说，哈佛大学的余英时教授要找一个人谈话，这个人恰巧就是我。之前，申请哈佛的研究计划，写得有些不搭调，要去的院系不大对头，所以没被录取。大概余先生看了有点印象，他有次到台湾做演讲，我在台下聆听，却不明就里。同学帮我找到了余先生的电话，我打过去，余先生说：“既然你在匹兹堡大学还没有开学，就过来波士顿玩玩。”于是我就搭了灰狗巴士，先抵纽约，再转去波士顿。在哈佛的燕京图书馆跟余先生谈了三个多小时，对我后来的治学是个转折点。
余英时老师与作者（摄于1991年10月28日）
那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大放厥词。现在回想那次谈话，不禁会脸红：主要针对陈寅恪等名家而发。余先生跟我半聊天、半面试时，我放言：“读陈寅恪的东西，觉得他的表达方式很奇怪，常是先有引文，才有自己的观点。这引文里的信息ABCD非常多，最后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可是读者初读这一段资料的时候，并无法预知他的逻辑推论是怎样进行的。”余先生觉得这个初生之犊，连史学大家都敢胡乱批评，当然知道是很肤浅的。但余先生十分包容，聊了三个多小时后说：“你明年转到哈佛来吧！”我那时尚未递出申请，就知晓可以进哈佛大学了，不禁喜形于色，难掩内心的兴奋。
后来回到匹兹堡大学见到许倬云先生，老实供出实情。许先生说：“既然你的兴趣在思想史、学术史，还是跟余先生比较好。”在匹兹堡这七个月里，我便跟着许先生做一些导读，了解他的学问，也有不少收获。但我刚到哈佛大学那一年，余英时先生即受耶鲁大学礼聘为讲座教授，一时无法亲炙教诲。
哈佛大学的六年读书生涯，是我梦寐以求的快乐时光。以前在台湾大学读书时，无法早起，经常日正当中才去课堂，迟到或旷课乃是常事。而到了哈佛大学，早上五六点每每就自然起床，醒来便士气昂扬，想直奔课堂，目睹列圣列贤的光彩。又性喜逛书店，嗜书如痴，有位朋友到我的宿舍，看见藏书堆到天花板，就说：“幸好波士顿没有地震，不然那么多书倒下来，准把你压死。”
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生前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教授，与费正清一起被认为是当代美国两位最著名的中国学专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学术活动家。
初始，我的研究方向系西方思想史和史学史，后来起了变化，跟两位老师有绝大的关系。其中一位是比较思想史的大家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1916—1999）。那时我的西方思想史题目也定了，有一次他跟我聊天：“你有这样的底子，做西方的学术当然很好，但是在西方不乏有人可以做得更好，将来恐难脱颖而出。为什么不回去做中国学问？一般做中国学问的人没有你这般西学的底子，有不同的眼光和训练，说不定会看出一些有趣的问题？”当时听了有些泄气，好像史华慈看轻了我之前西学的努力。后来心情沉淀之后，也觉得不无道理。又去请教余英时教授，方才定案。其实余先生由哈佛大学转任耶鲁大学，并没有正式教过我，我读书跟的是余先生的老师杨联陞（1914—1990）教授。可是我上杨教授的课只有第一堂和最后一堂。第二堂去的时候，教室空无一人，我觉得奇怪，怎么请假也不讲。后来从系里知道，那时他的精神不佳。
杨联陞（1914—1990），著名文史学家、哈佛大学燕京讲座教授，被誉为“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其与海内外学人有着广泛联系，互相砥砺前行，堪称学界传奇。
史华慈先生说：“既然你问学有这样的转变，得在中国学方面多打点基础，我介绍你到耶鲁去跟余英时教授好了。”他显然不知我事先就认识了余先生，我则喜出望外，顺理成章接受了他的好意。当晚史华慈先生打了电话给余先生。之后，我每隔两三个月就会去余先生家住一两晚。这是我一辈子读书最愉快的经验。我和同学康乐（1950—2007）两个人一起去，每一次都聊到晚上三四点。因为聊得太晚，就干脆在余先生家打地铺，醒来再聊，下午才走。
康乐（1950—2007），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曾担任耶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 (1983.8-1995.8)，研究员 (1995.8-2007.10.26)。
康乐原本就读耶鲁，为人热情而有理想，对政治独有见解，常跟余先生做台湾舆情分析。我则把握难得的机会作了很多的提问。余先生在耶鲁时，恰值创造力的高峰，佳作如活水源源不绝。每回一有新作，他总会让我们先睹为快，我们算是最初的读者。有时我们就提供一些意见，我充当主要批评者，鸡蛋里挑骨头。那时等于读了两个学校，耶鲁和哈佛，常常来来去去。余老师和师母除了在学问上指导我们，生活也帮了很多忙。我们在高谈阔论时，师母便忙着做饭、准备晚餐与消夜。师母对我们很体贴，很照顾，我内心由衷地感激。
作者与余英时老师伉俪（2013年10月2日摄于普林斯顿）
在哈佛，我打了一个比较全面、扎实的底子。那时受余英时先生影响，且战且走，弥补旧学的不足。在哈佛，史华慈虽是我真正的指导教授，可是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十八世纪中国的哲学、考据学与政治：李绂和清代陆王学派》（Philosophy,Philology,and Politicsin Eighteenth-CenturyChina:Li 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ing）却是余英时先生给的。他的设计颇有深意，刻意找一个冷门的题目，令我无所依傍，没有二手资料可以参考，唯一的只有太老师钱穆（1895—1990）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一章专门写到“李穆堂”（1673—1750）。所以我只有把李绂的文集一本一本地翻阅，归纳出自己的看法。我的博士论文写得相当顺利，大概一年九个月就完成了初稿。当然并非个人天纵英明，而是有个学识渊博的老师做指引。每写完一章我就呈请余先生过目，看是不是“在正确的轨道上”（on the righttrack）进行，而不是胡扯一通。他说这个方向是对的，我就继续写下去。此外，史华慈教授对内容也有所批评与指点。犹记得他曾笑，我论文写了大半，主角“李绂”还未粉墨登场，仿佛故布疑云的侦探小说。后来论文完成之际，史华慈教授却难掩失望之情，似乎觉得偌多我在哈佛所浸润的西学，毫不见踪影，无从发挥。临别之时，谆谆告诫有朝一日，应将中西学问融为一炉。但拙作整体而言，关键的还是余英时先生的指导。毕业数年之后，酌加增订，幸运地被剑桥大学出版社接纳出版，这起码对得起师门了。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中学创校人。严耕望将其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学家”。
近来大陆有人要研究李绂，想翻译这本书。我说：日本也有学者写李绂，但自己还未取阅，应该可以参考。我想日本学者或有不同的见解吧！李绂是清代陆王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但罕有人注意，相对隐晦。他是一个次要的思想家，因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一个大时代的气候。因为第一流的思想家、学者，往往超越那个时代，走在前面，要谈朱熹、王阳明的哲学反映了当时什么具体的状况，并不容易；而李绂更能反映当时学术和政治的氛围。
我求学时，哈佛大师云集，游学于各名师之间，虽其乐融融，但如前所述，实际上受史华慈和余英时两位史学大家的教益独多。记得有次余先生偶过波士顿时，有一晚电话召我聚谈，难得有机会在名家前面表达己见，随意畅谈，只见余先生频频点头说：“年轻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上近代学者钢筋（观念架构）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消夜，我听余先生一再说：“做学问说穿了就是‘敬业’两字。”从古人的“闻道”到余先生的“敬业”，我灵光一闪，似乎看到近代学术的真精神。
余英时老师题赠的书法
年轻时，曾经有一段时间身体并不太好；一向很崇拜人道主义者——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梦想去非洲当无国界医生。余英时先生听了说：“你的身体这么差，不要增加人家的负担就很不错了。”方才有所醒悟。后来，机缘巧合之下，我练起了罗汉功，身体大有起色。四十岁以后身体才慢慢变好。我太太说，嫁我很不值得，一年有半载都躺在病床上。学问做得很辛苦，练了罗汉功，没想到身体就好了，总算度过了人生最辛苦的阶段。
阿尔贝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医生、管风琴演奏家、社会活动家、人道主义者，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1982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初稿，本来交上去了就可以毕业，但系上秘书告诉我明年的奖学金已批示下来，为了贪得多留一年在哈佛，我又将论文取回。其实，我的奖学金都是史华慈老师一手的“杰作”。他常怕我挨饿，有次竟然问：“有没有食物吃？”为了让我一心向学，他安排了令我无忧无虑的奖学金。其他同学似不明就里，只看到我整天闲荡，逛书店、到外系听课，不必带学生、当助教，有点奇怪。
任继愈（1916—2009），字又之，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任老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县人，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科学初稿》等。
陈荣捷（1901—1994），广东开平人。美籍华裔哲学家、朱子学专家。
那年余老师复推荐我申请到国际朱子学会论文发表的机会，不意增长了不少见识。那一次大会值得大笔特书：大陆甫开放，代表团里包括李泽厚、任继愈（1916—2009）等著名学者，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冯友兰（1895—1990）。但在几天的会议里，大陆代表却刻意与他区隔，在餐桌上他与女儿两位孤零零地用餐，不明缘故的我，心里很不忍。余老师、陈荣捷（1901—1994）老先生偶尔会过去跟他寒暄两句。
岛田虔次（1917—2000），日本东洋史学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自1940年代开始持续研究中国近世、思想史，日后被视为日本中国近世·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牵引研究者之一。
日本方面的代表团阵容庞大，不容小觑，居中汉学泰斗岛田虔次（1917—2000）教授更绝少出席国际会议。由于他念过天津中学，中文甚佳，居间常有请益的机会，有回他言道，虽与余教授的学术论点不尽相同，却不能不推崇他是当今中国最了不起的学者。这个评断，迄今记忆犹新。
毕业返台不久，有天同门康乐突携来一幅余老师的题字，说要给我留念。由于自认是书法的白痴，从不敢奢想老师的墨宝，不意竟有此意外的礼物。之后，每当夜深人静独处书房之时，遂常与这幅字两相对顾，细细咀嚼其中寓意。余老师藉龚定庵（龚自珍，1792—1841）的诗，这样写道：“霜毫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
另外，鲜为人知地，余老师在耶鲁任教期间，对台湾民主与人权的发展，甚为关切；他且一度为美丽岛事件（1979年12月10日）投书《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替党外仗义直言。有趣的是，当时代表当局立场反驳他的却是日后当上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马英九先生。该时余老师为台湾作育不少人才，他临别哈佛之际，除了收了我，还有洪金富、丁友两位同学。在耶鲁时，更收了康乐、陈弱水、周婉窈等台湾的留学生。他认为有必要为台湾培养一些读书种子。这些人后来回到台湾也各自在学术教育界坚守岗位，不负所望。内地改革开放之后，他复积极栽培大陆年轻学子，为中华文化做薪火相传的工作，此是后话了。
初刊于2009年12月，2019年7月增订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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