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知识分子，还要不要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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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 | 文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觉醒年代与乡土

今年是党建百年，世所瞩目。热门大剧《觉醒年代》，就将百年前的浪潮、觉醒、抗争描绘得淋漓尽致。

剧中，李大钊的澎湃、坚定与深情令人难忘。不同于陈独秀与胡适，从北京乡下的长辛店，到面临辫子军迫害南下乡村调研，到躲避京师警察厅追捕回河北昌黎种地，李大钊的精神基地和思想路径，始终与乡村紧密联系在一起。

李大钊曾写过一篇《青年与农村》，号召“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他认为，一是“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二是要推行民主政治、“立宪”，就先要有个民主、立宪的民间，先要“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才有培养民主的沃土。第三条很实在，他说，现在许多青年，天天在城市里漂泊，找不到出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这是一种“自误”——可叹的是，百年后的今天，这个观点依然成立。

五四的另一个重要思潮，即是这“新村运动”。与陈延年等在城市组织工读互助社同步，一些理想主义者在农村建造“新村”，实行财产公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同过着一种一边读书、讨论，一边从事农业、手工业劳动的新生活。周作人、毛泽东都是积极探索者。

同步“德先生、赛先生”、社会主义理论的引进，一代寻路者们就认识到，要改变中国面貌，必须发动广大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民间去”。这也是百年中国第一次乡建运动。

如果说第一次乡建运动同五四运动一样，尚限于思想、文化运动范畴，到30年代就已发展为一种广泛的社会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改造中国须从农村开始。于此形成两种不同路径。

其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认为，农村问题的根本是土地制度问题。从土地改革入手，改造农村生产关系，再以广大农村为根据地，进行全国变革，最终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去往农村发动革命，改造农村，建设苏维埃。

其二是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分子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为“愚、贫、弱、私”，应对此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即通过对“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解决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从平教运动，到发动大学教授、原政府高官到河北定县实践，到抗战期间建设乡村建设学院，及至战后因得不到政府支持远赴菲律宾、危地马拉等国继续开展国际性的乡村改造运动，他的一生，充满着“平民而伟大”的现实主义光芒。

梁漱溟则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因此应以中国固有文化为基础，吸收西方先进技术，建立民族新文化。在山东邹平等试验区，他以乡农学校为核心，将传统乡绅力量、乡约礼俗重新整合，设立涵盖地方教育、议事、行政等于一体的组织机构，同时，建立生产、销售、运输合作社、农民银行等生产、金融组织，推动农村技术进步，走一条以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

| “碧山书局”中的梁簌溟

彼时乡村建设如火如荼，据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1934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达六百多个，实验点、实验区一千余处。它们是民国“黄金十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多因日本侵华告终。

第三次乡村建设运动发生在抗战期间。

在民族的大流亡中，大批知识分子走向中国的穷乡僻壤，在实际接触中加深了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结合党内的整风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等，毛泽东呼吁，“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于是，大批知识分子涌向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开展与工农结合的第三次乡建运动。

尽管这次乡建运动有其独特背景，但知识分子在下乡过程中加深了对农民、农村，以及国情的了解，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客观上也大力推动着乡村建设事业。

与前两次不同，这次乡建运动是思想、政治、文化、经济全方位的大改造。譬如，1942至1945年边区开展的大众教育运动，与同时开展的减租运动，互助、合作运动，大生产运动，民主选举运动互相配合，引发了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的全面变革，并为抗战后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及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如果没有第三次乡建（改造）运动，就难以获得广大农民的坚定支持，也就难能有解放战争的摧枯拉朽、新中国的迅速建立。

建设时期与乡土

第四次乡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建国后，国家的教育、文化、卫生等政策都是倾向农村的。虽然过于“人定胜天”，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运动等，造成了相应后果，但整个五六十年代的国家建设，也便是一场以乡村为主体的全国性的乡建运动。

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满怀激情和热爱，选择广袤农村，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实践理想、改造思想。

正因为无数的人才涌入乡村，今天广大乡村“半现代化”的基础，就是那些年代打下的：

那时，私塾教育被取消，“老师傅”被拉下神坛，乡村急缺教师，如果不是那些知识分子，一代人都将失去教育机会——今天，我的父亲还时常回忆起他读小学时那些来自上海的优秀老师；

知识分子与农民一起，钻研农田水利技术，直到今天，许多乡村的水利工程，还在吃那个时代的老本；

乡村的第一批赤脚医生、沿用至今的乡村合作医疗制度，也是许多城市医生、医学生培养起来的……

建国后第一批城市知识分子，与勤劳肯干的中国农民结合，共同奠定了中国乡村建设、以及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而在建设乡村的过程中，那些知识分子也建立起自己的“精神根据地”。

钱理群回忆，大学毕业时，组织上分配他到贵州边远山区去，尽管多少有点因“家庭出身”不好惩罚的意味，但依然欣然前往，这不仅是党的安排，也是“好男儿应当志在四方”的个人理想，他也因此对中国社会有了真正深切的了解，他与中国的底层社会真正建立了血肉联系。

知识青年与乡土，何尝不是相互建设的关系。

第五次乡建，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文革造成的学校停摆，叠加不计成本的三线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城市劳动力过剩危机。为此，毛泽东号召，“农村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如果说第四次乡建主要参加者是知识分子，那第五次乡村运动，包含的就是中学生在内的知识青年了，六七十年代，共有约4000万知识青年参与到持续的上山下乡运动中。这场运动也因此更为广泛、影响深远。

当然，这场上山下乡运动，许多是非自愿的，也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但知识青年也被乡村深入塑造着。钱理群曾在一篇文章中引述过一位当年知青说的一句话：我来到农村，“才知道了什么叫中国，才知道了我们的老百姓是多么地苦又是多么地好”，而这两个“才知道”，无论对知青本人，还是对未来中国的发展，都意义重大。

这些知识青年，构成了对文革和中国现状的反思，以及文革后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直至今天，活跃在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各界的许多中坚骨干，乃至国家领导人，都是上山下乡的4000万知青中的一员。他们对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变革，产生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 稻田中的“先锋书店”

回首百年中国，党建、乡建与知识分子，向来都是紧密联系的，没有任何一个因子，就难有其他两者。

甚至可以说，党建史即乡建史、知识分子运动史，也并无不可。

大变局时代与乡土

理解了党建与乡建的关系，就不难理解今天百年大变局时期的“乡村振兴”战略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国家政策导向工业化、城市化，乡村不再有规模的建设运动。不光城市知识分子，包括农村自己出产的知识分子，也都逐渐远离乡村。乡村缺乏建设走向没落，可想而知。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百年前，李大钊说，“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农村中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把那清新雅洁的田园生活，都埋没在黑暗的地狱里面，这不是我们这些怠惰青年的责任，哪个的责任？”

七十多年前费孝通说，“在传统的乡土文化中，人才是分散在地方上的……一个乡间出来的学生学了一些新知识，却找不到一条桥可以把这套知识应用到乡间去；如果这条桥不能造就，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是悬空了，不切实的……提倡都市化是不错的，但是同时却不应忽视了城乡的有机联系。”

在建党百年、建国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一针见血。社会建设、知识分子因远离广袤乡土，尽管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收获颇丰，又何尝不是雨打浮萍、若有所失。

可以说，不了解乡村，就不懂中国共产党，不懂中国共产党就不懂中国，不懂中国只好向外求解药，但外来的药并不一定都适合乡土、中国之病，便觉得失望、被冒犯、被打压，因而生气、喋喋不休、易怒偏激……这便是今天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面临的“精英困境”。

若说解药，显而易见。

今天许多的调研中，从深入乡土、造福一方的县委书记到镇长、村长，从扎根乡土、亲身实践的城市知识分子到艺术家、文化学者、NGO组织，从市场化、城市化大潮中率先觉醒的社会企业家到万千村民……都在默默摸索、实践各自的乡村与国家振兴路径，收获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