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在这个像公共场所的家庭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其他居住在商品房里面的人看不到的故事。
文|邓丽贤
4个孩子
我是“80后”,却不是独生子女。不只不是,家里还有4个孩子,3个女孩1个男孩。4个孩子分别生于1982、1987、1988、1990年。而我,是老三。
从父母的只言片语和我们这几个娃的年龄差,我大概猜到他们本来也只想生一个,但是迫于爷爷奶奶想要孙子的愿望,以及姑姑家都有了儿子的压力,最后一不小心,又生了一串,直到有了我弟弟。
我家在河北省一个城乡接合的小县城,最近刚刚划归市区。虽然是小地方,也绝非“天高皇帝远”,20世纪80年代的计划生育据说执行得也挺彻底。小品《超生游击队》中黄宏和宋丹丹饰演的夫妇为了躲避计划生育,东躲西藏;我们家虽不至此,但也几乎动用了整个大家庭的力量——老二户口在姨家,从小也养在姨家,直到上小学回来;而我,户口在大姑家,本来也应该要一直养在那里,但是据说我被放在那里没多久,父亲过去看,觉得“孩子快要被养死了”,实在不忍心,又抱了回来。
《地久天长》剧照
我的父母,因为多养了这么多孩子,就注定有更多的艰辛。他们结婚前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在工厂,母亲在高中学校的食堂。父亲在工厂每天要扛几百斤的东西,而且这个工作还有各种安全隐患。有一次,他在锅炉边上干活,旁边几十吨重的锅炉突然大响一声,开始倒塌。他听到声音,想都没想,直接跳了出去,伏倒在地,正这时,锅炉倒下来,砸掉了父亲右脚4根脚趾。
到后来,开始改制下岗,他们搞到一个像大卡车车头的铁皮罩,拖到国道边上,开起了小卖部,开始了每隔几天就蹬着三轮车往返市里50公里进货的日子。那时的日子挺美,每天挣的钱和工厂一个月的工资差不多。20世纪90年代初,小卖部生意变差,他们觉得做旅馆更好,就在家里开了小旅馆,这么一干就是20多年,直到现在。
家庭旅馆在旁人眼中,可能是一种清闲、无压力、生活随意的工作。比如,活跃在微博、朋友圈里的旅店,有满院子的鲜花、美丽清新的女主人和各种清雅脱俗小清新的照片。可这些和我家的小旅馆有着天壤之别。凡事只要涉及生计,绝不会如此轻松随性,尤其后面还有4个孩子。
自从开起了旅馆,父母就一直睡在接待大厅里的一张床上。20多年来,床的尺寸不断变化,位置却一直在接待室的东南角。刚开始床边还有一个帘子隔开,后来干脆就敞开在外面。有些没有住过小旅馆的人,带着行李和内心的种种防备进来询问,母亲就说:“你看我们就住在这里,还能跑了?”这句话像是一颗巨大的定心丸,往往使很多人最后安心地住了下来,还慢慢和父母活络起来。
《相爱相亲》剧照
母亲睡眠一直很浅,而接待室又是临街,时常有人半夜过来敲门,有时候有人住宿,有时候甚至仅仅是有人想买一盒烟……晚上睡眠时间不确定,可她还要坚持每天5点钟起来给一大家子人做早饭。记忆中,这么多年,不论春夏秋冬寒暑霜降,母亲少有睡过了时间。
我们每天早上都能喝着热乎的小米粥,每个孩子还有一个蒸蛋。刚上小学的时候,二姐、我和弟弟不知道什么原因,总是去学校特别早,现在仍然清楚记得天还没有亮,学校门卫室的大叔还没有开校门,我们就等在校门外面。多年后,每当想起当年的情景,想到母亲因为我们而不得不起得更早,心里只剩心酸。
小旅馆里的万象
李玉是山东人。21岁时,李玉顺应母亲的意愿在济南电视台做了一名主持人。“我一眼就看到了
小旅馆开了将近30年。这近30年的时间,几乎见证了农村个体户的变迁。刚开始一张床位3元钱,一个屋子3到5张床,住的几乎都是彼此不认识的人,大家基本都是按照性别、是否打鼾、睡觉深浅这些因素,分配在同一间屋子里。当时极少有人会选择包下来一整间屋子。也许3元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吧,我猜。到后来,人们慢慢不愿意和不认识的人一起,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包间,也就是3到5倍的价钱,换来一人住一间屋子。二十几年过去了,一张床位先是涨成了5元,后来随着家里的房子进行翻修,变成了10块钱。最贵的包间要价60块,而几乎所有人都要讲价,最后50元成交。
在这个像公共场所的家庭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其他居住在商品房里面的人看不到的故事。
隔壁县里面的老太太40多岁的时候,儿子在我们县出车祸导致瘫痪。事实清晰,对方全责,她家却需要年年到我们县里来打官司。多年的官司打下来,老人家写得一手好状子,还认识了各种县领导。直到有一年,官司突然赢了,然而对方家徒四壁,赔不起巨额赔款,老太太就年年来法院催法院执行赔款。
等到所有赔款到手,已经过去十几年,黑发人已经白发苍苍。老太太十几年一直住3元的床位,偶尔实在没有位置才会住5元的。房子整体翻修前的一两年,仅剩一间3元房,采光不好,阴暗潮湿,已经没有人愿意住了,老太太仍然坚持住那里,每次都说挺好。
而邻省来的老头儿老靳,我们一直也搞不明白是干啥的。他常年包一间向阳的小屋,自己买了各种沙发、电视柜、茶几、鱼缸等等,让自己过得更舒适。90年代的小县城里面,谁见过皮面沙发啊,他屋子里就有两个。可是最后呢,欠了几百块钱,再也没有来过我家。有老顾客说在其他家旅馆看到他,但是最后也没有抓到人。
还有地痞流氓喝醉了酒,把接待室的柜台和门窗砸个稀巴烂,满地都是玻璃碴,而喊了的警察永远迟迟不来。曾经还有奇怪的规定,比如男女同住一室,必须要带着结婚证来登记。公安时不时出来查夜,随便哪间屋子,全部一一敲开,后来又为了推进身份证联网登记,而钓鱼执法。还有奇葩的男子,拿着小型电钻,在门上钻洞往里面偷看;也有做生意的妯娌,刚开始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最后因为互相抢生意,完全闹掰。还有和我年纪相仿的男生,不论什么季节,只穿着一条内裤跑出来买烟酒;爱吹牛的麻子老张……
这就是我成长的环境,可能远比很多同龄人要复杂。理说,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我们4个孩子都应该有超出同龄人的成熟和机智。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在父母的爱护下,我们仍然只是天真的孩子。
补偿与期许
20世纪70年代末,父母高中毕业。他们毕业那年,还没有高考。母亲毕业第二年,恢复高考,但是她害怕考不上被人笑话,没有参加。父亲工作后,工厂进来一个中专毕业生。这个中专生,入行比父亲晚,工作也比父亲轻松,最后却拿到更高的工资。很多类似的事情,让父母很后悔没有参加过高考,这种补偿心理也导致了他们对我们抱有极大的期望。
父亲眼中的教育,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说。换一种描述方式就是:唠叨。他觉得通过“说”可以把所有道理告诉你,而且这世界上除了爹妈,也没有人会这么掏心掏肺地唠叨。父亲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的理念。在饭桌上一刻不停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学习,考个好大学,和老师搞好关系……在父亲看来,我们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之外,都要一刻不停地学习,因此完全没有时间听他唠叨。
父亲说,他二十几岁就想生个孩子上清华北大。他一直的目标就是家里这么多孩子,怎么都会有一个清华北大。然而,三个女儿本科都不是清华北大,儿子初中就不上了。
大姐没有读研究生,二姐研究生也不是清华北大,他老人家很不甘心,一心希望我可以考上,希望我可以一路读博、博士后,然而,我都没有做到。我工作之后,父亲只要打电话,说的都是:“为什么你工资不高,别人清华毕业的一个月都好几万。”“有没有努力学习啊,考证没有啊,评职称什么的不要等,他们说等两年再评,你就等两年,最后都耽误啦。”大姐生了儿子,每天在为买房子、儿子上幼儿园发愁的时候,他打电话仍然是“有没有努力学习啊”,还时常跟我说“结了婚就不进步了,天天都是儿子这个儿子那个的”,言语中很是不满。
父亲总是在后悔当年没有去考大学,而是选择了工作。他常说,如果再来一次,他肯定没日没夜,拼了命地去学习,绝不像我们一样吊儿郎当。而母亲总是在梦中梦见做习题,怎么看都不会做,特别着急地醒来。母亲经常说,当年的题目都很简单,基本靠背,而她的记性又特别好,怎么都能考上。此话不假。开旅馆的30年,她几乎记住了所有顾客的名字、外貌和籍贯,全国各地只要不是特别偏僻的地方,随便说一个县名,她都知道在哪个市哪个省,还知道不少重名的地方。这让我们佩服不已。
父亲不支持“早恋”,这一点猜都猜得到。小学的某天下午,门前马路对面走过一个扎着高高长长马尾的女人。她双臂甩得很高,看上去有些异样。父亲跟我们说,她当年搞了个对象,后来分手了,之后精神就不正常了,这么多年过去,现在已经好多了;女孩子不要早恋,女孩子一恋爱,成绩就使劲地往下滑,分手了容易想不开,受打击太大。
《山河故人》剧照
无论小学的前几年上学有多么积极,如今的我还是成为一个不喜欢学校不喜欢老师的人。小学的时候,体育课想要去打篮球,体育老师兼数学老师说,一个女孩子打什么球啊;自然课上,老师的鞋子踩在第一排学生的桌子上讲课;班主任跟我们说她在家里如何打她女儿,就因为她女儿不好好学习,言下之意一片了然;校长在自己家里做假矿泉水;班长都是老师家孩子;成绩不是年级最好的时候,因为自习课问同桌一个问题,被班长记名,被老师批评,而成绩好了之后,什么批评都没了,入团优先、发奖状优先,连我这个四肢不协调的人都可以去跳集体舞了……所有这些,不论他们对我好还是不好,都让我觉得不好。一切都让我觉得有失公允。人的世界总是不会把孩子当回事,他们以为孩子什么都不懂,而实际上,孩子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只是被成年人忘记罢了。
小学之后的老师,开始慢慢地把学生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这些转变对我来说都有些晚,我已经开始不喜欢老师,远远看到远远躲开。这些行为全然不像是一个别人眼中成绩好的小孩所为。
每次快要找工作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跳出来跟我说“现在还能考教师资格证,赶紧去考一个吧”“女孩子当个老师多好,早早下班早早回家,每年还有寒暑假,工资三四千在家里也不算低”。可是却从来没有人想过,不是所有职业的好坏都可以用“钱多事少离家近”来衡量,至少老师、医生如此。对于老师来说,面向的群体越低龄,身上的责任其实越重,因为你要做到的已经远远不是“传道授业解惑”所能涵盖的。所有有关“教育”的思考,都使我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极度恐慌,觉得责任重,无力承担,以至于想要放弃生养小孩。
病与亡
由于生活在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我们避免不了接触到病痛和死亡。2001年,我奶奶去世。奶奶生前的最后1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3次脑血栓,瘫痪在床。每次脑血栓一次,瘫痪的症状就严重一次。刚开始的时候,还可以自己吃饭、可以搀扶着走路,后来自己不会吃饭,时不时还会有排尿排便困难,而且还因为血栓位置影响了血糖调节功能,患上糖尿病。奶奶每天的翻身、擦洗等等,全部要有人帮忙。
那时,奶奶经常到家后面的县医院一层内科病房住院。母亲做好饭,我们就从医院大门进去,把装好饭的饭盒从围了铁栅栏的窗户递到病房里。奶奶出院之后,就住在我家后院,每天需要定时翻身按摩,避免生褥疮,减缓肌肉萎缩。据说当年我按摩手法很好,经常给奶奶做按摩,只是我也不太记得了。奶奶脾气不好,常年卧床让她的脾气变得更糟,我们经常走在院子里就听到她在数落别人,这些“数落”让人倍感煎熬。
奶奶去世的时候,大姐在沈阳读大学。奶奶丧礼时,大姐刚好打电话回家,听到外面放炮的声音,有种不安。父母觉得学习要紧,不必回来,没有跟大姐说。我还不能确切理解“死亡”是什么,我哭了并不是因为人死了,而是因为看到爷爷哭了,至今记得爷爷含泪的表情和那句“人没了”。
奶奶去世之后,不记得多久,爷爷因为意外摔跤,尾椎骨骨裂。爷爷在床上躺了几个月起来之后,肌肉萎缩,行走能力变差,最后也瘫痪在床。加之后期脑萎缩,开始出现糊涂的症状,只要醒来看到身旁无人,就会大声呼喊。本来父亲是至孝之人,父母负担了几乎爷爷奶奶的所有医药费用和照顾的责任而毫无怨言。但是等到爷爷最后的日子,父亲也有点受不了了,那时我第一次从父亲口中听说了“久病床前无孝子”。
2010年,父亲53岁。那一年,旅馆生意一直不好,父母决定翻修后院房屋。翻修接近尾声,也许是因为遗传体质,也许是因为太过劳累,也许是因为父亲平时不想浪费,几乎吃掉了所有我们不吃的肥肉。总之,父亲突然也跟奶奶一样,脑血栓住院。血栓影响了父亲右侧肢体的活动能力,经过积极运动恢复之后,父亲右腿走路有点沉重,右臂力量没有恢复,可以正常吃饭,但是无法负重。
《悲情城市》剧照
家庭越大,成员越多,就越容易直面生死。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害怕生病,想要健健康康活到40岁,然后突然间就死掉;见到瘫痪不起或者坐着轮椅的人,心里就能联想到各种生活的艰难;不敢多吃肉,担心体脂率偏高,担心血液变浓稠,努力维持体重;积极探索临终关怀,坚决地支持“安乐死”……
很多人说,家里养更多的孩子,父母一辈年轻的时候比较辛苦,等到孩子长大,好日子就来了。我曾经非常认同,坚定地以为如果我早点毕业挣钱,父母就可以“退休”了。直到我长大成人开始工作,我才知道,这个论断可能只是对多子女家庭父母的一种安慰。孩子小的时候,洗了更多的尿布,花了更多的钱买奶粉、买衣服、读书上学;孩子长大了,结婚要操心,生孩子要操心,买房买车怎么过日子也要操心。
而我的父母,他们从不觉得60岁是停下来的年纪,他们一刻不停地希望自己努力,可以给孩子们减少负担。他们那个年纪的父母,人生里从来不曾真正轻松过。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3期)
END
本文作者:邓丽贤
微信排版:阿田
微信审核:小风
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转载请联系后台。
大家都在看
订阅「三联生活周刊」
每期杂志快递到家
▼ 点击阅读原文,一键订阅三联生活周刊」。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