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文，不代表本号立场。 
就在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德尔塔变异毒株肆虐亚洲之际，中国此前成功的防控策略正在经受迄今为止一项巨大的考验。
疫情首先在东部城市南京的机场工作人员中暴发，此后，卫生部门官员每天报告数十个新增病例。
政府官员迅速采取行动，在短短几天内组织了令人震惊的900万次新冠检测。
但是首都北京已经出现一个本地传播病例，当地已经采取了额外的措施来防止感染者进入。这是对中国的严格措施和努力运用科技手段防疫的一次重大考验。
自2019年底暴发疫情以来，中国在抑制新冠病毒方面比其他任何主要国家都更成功。
某些地区偶尔由于海外旅客引发疫情，但它们通常在几天或几周内就被扑灭。
现在，中国的卫生部门人员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行们一样，正面临着一个更加严峻的挑战——快速传播的德尔塔变异毒株。
德尔塔毒株使印度的医院不堪重负并导致雅加达城外建起了临时坟场。在疫苗接种率很高的美国和英国，德尔塔毒株让当地的病例数量激增。
虽然亚洲各国都采取了封锁和新的限制措施以应对病毒，但中国的措施是组织最得力且最严格的。
到目前为止，它们似乎遏制了疫情的激增。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有24例德尔塔毒株本地传播病例，比前一天的31例有所下降。
检测是中国抗疫策略的关键
官方媒体如今表示，尽管南京首批感染病例直到上周才宣布，但是疫情可能早在7月10日就开始了。
在南京第一轮检测中，许多阳性病例出现在禄口国际机场附近，此后该机场已被关闭。
家住南京的张诺（Zhang Nuo，音）原计划本周举家前往北京看望亲戚，但行程因封锁被迫取消。
张诺有一个六岁的女儿。她说：“如果他们封锁城市，我也没法做些什么。我们都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没有人希望这种病毒传得更广。”
面对新病例迅速开展强制性大规模检测是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一个鲜明特点，威权政府能够迅速调动资源、检测人员、实验室和数百万公民而几乎没有反对意见。
然而，引人注目的检测数字掩盖了基层面对的困难。
“这事情发生的很突然。他们宣布了病例，然后我们小区的管理人员就说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检测，”张女士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时说。
“我们的小区管理人员非常迅速地组织大家去做测试，但测试现场真的很混乱，”张女士说。
“他们无法让每个人保持有效的安全距离，人们在排队时插队，有些人一边排队一边点外卖。
“人们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却被告知工作人员的检测试剂盒已经用完了，所以我们非常愤怒。”
张女士后来在一个组织更加条理的地点接受了检测。她的北京之行也许可以再次提上日程——虽然政府关闭了机场（疫情暴发的地方），但允许在48小时内两次顺利完成新冠检测的乘客坐火车离开南京。
另一名叫做闫志铭的南京居民说，自疫情暴发以来，区政府已经派出医务人员进入社区进行了三轮大规模检测。
“总的来说，居民们还是积极配合检测的，”他在接受ABC采访时说。
“教育机构全部都关了。学校和幼儿园都在登记孩子和父母的行程以及核酸检测结果，“他说。
强力封锁和严格的管控
中国严格的防疫措施因2020年初在武汉实施了76天的封城而闻名，此间，居民们大多都被迫呆在公寓里。
政府还封锁了武汉所在的湖北省，禁止人员出入。此举后来成为澳大利亚各州关闭边界的参考先例。
就像墨尔本去年的长时间封锁一样，这些措施发挥了作用，武汉最终病例清零，而中国其他地区基本上没有新冠病毒，除了偶尔爆发的疫情，但它们也很快得到了控制。
结果就是中国经济出现大幅复苏，使得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价格创下纪录。
从那时起，中国封锁的性质出现进化，政府封锁的是单个的住宅小区而不是整个城市。封锁方式与最近几周警察封锁悉尼两个公寓楼的做法类似。
香港大学临床病理学教授约翰•尼科尔斯（John Nicholls）表示：“中国的监测和监控远远好于澳大利亚，部分原因是大多数人都住在居民小区。”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的郊区主要是低密度住宅，没有高密度建筑中常见的摄像头监控系统或建筑管理系统，”他说。
对入境人员进行酒店隔离方面，中国走在了前端。这样的方式基本有效，也被澳大利亚效仿。酒店隔离也在不断演变，旅客现在被迫在酒店里隔离三周而不是两周的时间。
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接受了血液抗体测试，甚至还有更具争议性的肛门拭子检测。
在完成21天的酒店隔离后，一些城市会下令让旅客再进行一周的居家隔离。
在中国生活的澳大利亚人已经开始适应了当地的严格措施，澳大利亚商人迈克·哈丁（Mike Harding）就是其中之一。
他曾经不愿意接受鼻咽拭子检查，但最后还是做了三次。
“如果你还是不做测试，你的手机健康码就会从绿色变成黄色或红色，这意味着你基本上只能呆在家里，因为[除非健康码是绿色的否则]他们不会让你进地铁或者去购物中心，”他说。
“我知道自由世界对这种强制性的措施会怎么想、怎么说。但[这些措施]让我的工作在疫情暴发两周半之内就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中国健康码手机应用程序可以追踪数据
中国无处不在的手机健康码与澳大利亚使用的“签到”软件不同。
他们利用位置跟踪和其他数据自动给每个人一个绿色、黄色或红色的状态，如果人们在疫情暴发地区附近，这些状态就会改变。
但是，在澳大利亚复制这一系统几乎不可能。
悉尼大学中国法律专家黄洁副教授表示，“隐私概念和政治体系的不同”使得澳大利亚很难推出同样有效的手机应用程序。
“在悉尼使用COVIDSafe手机应用程序是自愿的，与就业、进入办公场所、参与活动或交换商品以及服务无关，”她说。
“[澳大利亚]签到软件和中国健康码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如果变黄，用户无法去购物或者乘坐公交。相对的，签到软件没有那样的功能，”她说。
与澳大利亚相比，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大得多，劳动力成本也低得多，因此中国的商店、办公室和餐馆可以雇佣更多的门卫来检查人们的健康码。
拉筹伯大学的刘朝杰教授表示，每个国家最终都需要设计自己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他说。
“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学习经验，但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其他国家成功了就照搬他们的做法。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他还表示，澳大利亚城市郊区的性质和不同的治理方式使得中国模式难以实施。


“我知道，在澳大利亚我们不能把社区划分成网格，然后为每个网格指派一名带头人去负责实施公共卫生措施，因为我们没有那种等级结构，”他说。
他说，州政府也不能像在中国那样对公民进行监控和监督。
但他认为，社区组织可以在帮助传播公共卫生信息和确保遵守规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许多社区组织都热心于提供协助，”他说。
澳中两国抗疫战略都面对质疑
与澳大利亚类似，中国的策略是将病毒数量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但居民会被封锁。
政府表示，中国的制药公司已经发放了超过15亿剂疫苗，但即使大多数人都可以接种疫苗，政府部门可能对适当的重新开放持有谨慎态度。
尼科尔斯教授说：“中国疾控中心（CDC）已经认识到目前的疫苗策略需要升级，包括mRNA疫苗之类的。”
他认为，这可能意味着中国政府将推动生产更有效的、类似美国辉瑞生产的mRNA类疫苗，以此作为加强针来强化当前的疫苗。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现有的封锁来扑灭突然出现的疫情，以阻止病毒向其他人群传播，”他说。
虽然从理论上讲，中国的边境对一些外国工人开放，但许多国际留学生和一些工作签证持有者仍无法返华。
由于航班短缺，海外的中国公民也难以买到机票回国。
如今，中国的公共讨论话题与澳大利亚有一些相似之处。
作为中国最著名流行病学家之一的张文宏本周写道，中国还没有经历疫情最困难的阶段。
“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以及“回归正常的生活”是“更艰难的事”，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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