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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转向”到“以演述为中心”的方法

朱刚
作者简介：朱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人大复印：《文化研究》2015 年 04 期
原发期刊：《民族文学研究》2014 年第 20146 期 第 129-136 页
关键词： 民俗学/ 语言转向/ 语言运用/ 演述理论/ 范式/
摘要：作为当代民俗学重要的理论范式，“以演述为中心”的方法与“语言转向”之后哲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发展存在深刻的学术史联系。“演述”的概念提出和发展，可以参考海默斯批判乔姆斯基忽视“语言运用”的路径，从哲学和语言学两条理论脉络重新进行梳理，以此来钩沉当代“以演述为中心”的民俗学范式产生的内在根据。“语言转向”所带来的方法论变革，使语言与意识、语言与人对于世界和存在的关系得以凸显。以“语言运用”为核心探索民众生活世界的内容和意义，正是“语言转向”之后“以演述为中心”的民俗学方法对于以往民俗学理论范式的突破。
作为一门学科，民俗学的历史不算漫长。但是，论及学术史上的范式转换，民俗学理论的谱系虽不那么复杂斑驳，却也映射出丰富的地域和时代色彩：地域上从德国的浪漫主义传统，到英国的遗留物传统，到芬兰的“历史-地理”学派，再到美国的“演述(performance)理论”①；时间上从十八、十九世纪大理论的方法(起源研究)，到二十世纪机械的方法(历史地理)，再到文化的方法论(文化模式、功能主义)、文本的模式(形态学研究)、结构主义(象征学、解释学)，最后是精神分析法、民族志诗学(海默斯)、演述理论(鲍曼)、女权主义、本真性(本迪克斯)等理论流派。②若以“民俗”一词统领上述理论主张，民俗学理论演进又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从最初“他者的民俗”(作为民族精神代表的下层民众)，到后来“本地的民俗”(传统存在于本土民众和社区之中)，再到当下“作为交流事件的民俗”(以演述为中心的民俗过程)。③当代民俗学理论处于第三阶段，要定位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必要的路径乃是厘清民俗学理论转换的历史内在脉络，以学术史的眼光把握理论发展的基本型廓。
在学术史中定位当代民俗学理论
如何从学术史的脉络中定位不同时代民俗学理论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具体分析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要点，从范式转换的内在逻辑出发，深入理解民俗学关键概念所呈现出的精神要义。仍以上文抽绎出的三阶段发展模型为例，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发展，与人类学中兴起的“地方性知识”理论热潮的发展过程相似，属于从“他者”到“本地”的视角转变。问题在于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范式转换，即从“本地民俗”转向“作为交流事件的民俗”，理论视角的转换似乎并不那么理所当然。如何理解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必须将民俗学的学术史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相结合进行考察。④因此，要理解当下“以演述为中心的民俗学方法”的内在学理，必须结合20世纪60年代普遍发生于各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语言转向”⑤这一重要的学术背景。重视语言是“语言转向”后人文社会科学众多学科重要的发展方向，也是各学科不同的理论动向在当代所体现出的共性，当代社会理论的变革几乎没有一项不同语言研究的新转折有关联。对于民俗学而言，“以演述为中心”(the performance-centered approach)的研究方法，正是语言转向引导下，语言学、民俗学、语言人类学等学科共同发展的结果。
20世纪民俗学理论与之前的“浪漫主义传统”、“遗留物”、“历史-地理”学派等民俗学主张最为显著的区别，在于“以演述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以1970年代鲍曼(Richard Bauman)等人合著的《民俗学的新视角》⑥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以演述为中心”的民俗学理论突破了原有的研究范式，从过去注重“俗”的研究过渡到了重视语境中的人类交流活动即以“民”为主体的研究的全新范式。有人认为，“以演述为中心”的理论，主要实现了以下两方面的转向：第一，从历史到现实的过渡；第二，彻底颠覆了民俗研究中“文本”的中心地位。⑦演述理论的兴起与民俗学对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反应关系密切，民俗学重新界定了研究方法和理论，关注传统在现实中的具体事件。从民俗学一百多年的历程来看，对“文本”的关注始终都处于中心的地位，这与民俗学诞生之初深受书面文学研究方法影响的历史有着内在联系。
由于“演述”研究的兴起，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从过去的“作为事项(item)的民俗”过渡到了“作为事件(event)的民俗”，也即民俗的实践(the doing of folklore)。对于“演述”的强调成为统领性的原则，民俗研究中对形式和功能的分析被整合入“演述”的视角。⑧作为演述的民俗，以演述为中心的方法，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现代民俗学所具有的醒目标签。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发展，并不简单是学科内部知识积累的结果，究其根本与“语言转向”思潮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语言转向”所引发的哲学研究思路转变
20世纪60年代是当代社会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段时期中，整个西方社会和人文科学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从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德里达、布迪厄，到德国的卡尔-奥托·阿佩尔、哈贝马斯、伽达默尔，再到英国的维特根斯坦、奥斯丁、温奇以及美国的奎因，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研究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学科都不一而同地发生了重要的理论革命。这种划时代的变化，并非少数思想家或个别著作起到了特殊的作用，而是一种可以和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相比拟、波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变化。”⑨这主要表现在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界所出版的一系列划时代著作，不仅对既往的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创造性地提出了全新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引发了全新的理论潮流。这种理论上的重大转折，正是20世纪发生在哲学领域的“语言转向”最为显著的表现。
“语言转向”可谓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人试图摆脱哲学困境的一种理论求索，由于三大传统研究主题“上帝(第一存在)、物质(自然界)和灵魂(精神界)”⑩的淡出，西方哲学失去了原有的研究对象，陷入理论危机。(11)“同时，随着新逻辑的发现，加之人们对于古典哲学的厌恶、对哲学中心理主义的反对，以及语言科学的建立和进步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哲学研究开辟出了‘语言’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转向’。”(12)“语言哲学因英美和欧陆的学术传统的不同，又可分为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解释学两个传统，但是二者无疑都体现了20世纪发生在哲学中的‘语言转向’。”(13)
卡尔-奥托·阿佩尔曾经这样总结西方哲学的发展：“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从近代开始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20世纪哲学注重的是语言。”(14)哈贝马斯也做过类似的概括，认为“科学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范式转换，第一次发生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与中世纪之交，体现为‘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过渡，第二次发生在二十世纪初，标志是‘认识论’向‘符号论’的语言范式转换。”(15)第二次语言转向的实质在于从传统的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过渡，它是人类科学领域迄今为止发生过的最深刻、最激进的范式转换。“由于关注点的转换，自古希腊时代以来的人文科学基础遭到了严重怀疑，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通过把握意义的载体——语言来认识存在。”(16)
“语言转向之后，哲学的中心问题是：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语言的意义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勾连的，例如，我们要想知道一句话是真是假，我们就要查看实际情况(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但仅仅这样做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懂得这句话的意思(语言的意义问题)。”(17)语言转向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就是意识的理性或者说不证自明的神圣性受到质疑，而意识的存在方式即语言得到普遍关注。语言学转向的中心是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不仅带来了哲学方法论的巨大变革，而且将其从主客体分裂和对立的死胡同中引导出来。
对语言的关注成为二十世纪语言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处于人文学术发展整体中的民俗学，很难不受这种学术思潮的影响。根据格拉西的说法，20世纪民俗学的危机在于人类学和存在哲学的双重挤压：民俗学者洞察到了民俗事项之间的关联，但弄不清造成这些关联的人类的原动力；民俗学发现了一些模式，但不知道这些模式是如何被真实的人类活动创造出来的；人类学提出了相对主义以及文化之间的差异，但是存在主义认为必须理解真实的、个体的人如何在真实的时刻创造历史——并非历史影响个体，而是个体创造历史。民俗学在理论上陷入了困境，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海默斯(Dell Hymes)提出了“performance”理论的重要基础，为民俗学的理论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18)通过下文语言学学术史的回顾，我们发现，“以演述为中心”的民俗学方法与“语言转向”之后语言学研究的理论有着学理上的内在关联。
“语言转向”所引发的语言学革命
语言学的历史最早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但只有20世纪的语言学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的科学研究阶段。(19)“索绪尔之后的现代社会语言学摆脱了古老语言学传统的重负，为语言学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使得现代语言学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获得了“领先”科学的美称。”(20)现代语言学有众多的流派，不同的学术观点和研究领域层出不穷，理论的翻新极为迅速，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是，只要把握住现代语言学从索绪尔的哥白尼式革命，到乔姆斯基的划时代发展，以及乔姆斯基之后的理论发展，现代语言学在研究范式上的转变便一览无余。在此，本文主要截取了语言学中自索绪尔以来所开启的言语研究，如何经由乔姆斯基的革命，为海默斯等人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反思的依据，进而对现代民俗学理论“以演述为中心”的方法提供了思想给养。索绪尔之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21)，开启了传统语言学所忽视的一个研究领域：言语研究(the study of speech)(22)。索绪尔创立的语言和言语的二分，分别衍生出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两个领域。
乔姆斯基将索绪尔的概念进一步发展为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运用(performance)，分别对应其转换生成语法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他认为，必须把说某种语言的人对这种语言的内在知识和具体使用语言的行为区别开来，前者是语言能力，后者是语言运用。语言能力就是语言知识，这种知识不是指对语言进行研究后获得的理论知识，而是指凡事会说这种语言的人都具有的语言直觉，也就是语言的创造性。而语言运用则是指实际运用语言的活动。(23)乔姆斯基指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语言能力而不是语言运用。因此，转换生成语法似乎又将学界的关注点带回了句法和语义学。学者们对于意义在句子构成中作用的关注，引发了语法结构研究的根本转变。
但是，转换生成语法学说视言说者为个体，而非特定群体的成员。言说者的语言能力被置于一种高度抽象的维度，同时预设语言能力为全人类所共享。生成语法学家普遍认为，语法理论与言说行为的社会基础关联甚微。因此，语言学到了乔姆斯基，仍处于一种语言结构内部分析的范式之下，鲜活的社会文化生活却处于一种不受重视乃至不重要的地位。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仍然没有走入理论核心。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的方法转变，现代语言学也逐渐走出了语言的抽象结构，原来在语言学中处于边缘地位的语言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探讨，越来越成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在上述背景下，海默斯等人的社会语言学主张可以看作是对语言结构主义研究的一种批判，原因在于其发展了乔姆斯基所忽视的“语言运用”(performance)这一索绪尔二元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针对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海默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交流能力的概念(competence of communication)，主要指人的处事能力，也就是使用语言的能力(24)。这种研究语言应用的视角与语言哲学也有所呼应，比如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哈贝马斯等哲学家就在语用学的基础上，构筑起了语言与哲学对话的新平台，“他们把语言看成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更多关注语言与语言运用者的关系问题。”(25)当然，语言学从语义到语用的转向，与哲学中“语言转向”后的语用学思想，当为同一种理论主张的不同体现。
“以演述为中心”的民俗学方法：朝向“语言运用”的全新范式
从“语言转向”到“以演述为中心”的方法，民俗学围绕“语言”进行求索的思路，只有经由海默斯的理论实践，才真正对索绪尔之后一直受到忽视的“语言运用”(performance)这一二元结构的重要方面做出了补充。这也应当成为我们理解“以演述为中心”民俗学方法的关键所在。但是，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要想完全理解“演述”一词存在不小难度。原因在于“演述理论”(The Performance Theory)是否是一种理想的研究范式，国内外学者皆各持己见，其理论限度未能得到进一步廓清；另外，单论如何翻译“performance”一词，中国学者也没有达成共识，以致进一步的应用受到限制。因此，我们对于“演述理论”的理解，除了该学说的理论难度和限度以外，还受到文化隔阂、语言障碍等现实因素的影响，一直处于类似“最熟悉的陌生人”的难以真正吃透的状态。
“Performance”一词在国内主要被译为“表演”，这也是为大多数学术受众所熟知的一种译法。但由于“表演”的译法难以全面传达鲍曼所说的“一种口头语言交流的模式”(26)的定义，有学者提出“演述”的译法，还有学者认为根本找不到中文的对译。鲍曼本人给出的界定是，“‘performance’是语言运用的一种形式，是一种言说(speaking)方式。”(27)换言之，以演述为核心的民俗学研究，应该将语言运用的方式视为根本。显然，当代民俗学的理论主张已经与以往的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分野，而如果离开了“语言转向”及语言学的背景，这种思路的转移几乎不可理解。这也就将我们的注意力拉回到语言学、民俗学、人类学的重要理论先驱海默斯的身上。
①Performance一词，在乔姆斯基的意义上指“语言运用”，与competence(语言能力)相对；民俗学中该词有“表演”、“展演”等译法。本文将其译为“演述”，但主张必须结合语言学中涉及“语言运用”的相关学术史进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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