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如今,50岁以上网民群体占比由16.9%提升到26.3%,互联网进一步向中老年群体渗透。对很多子女来说,父母陷入“网瘾”,需要谈谈;但对老人们来说,手机是从繁重的工作和家务中解放出来,进入新世界的大门。当手机进入老年人的生活,子女和老人的身份出现了对调。
记者|吴淑斌
“手机长在了手上”
“噔——”
放在厨房操作台上的手机发出震动声,切菜的声音暂停了两秒,突然有点安静,屋子里只有煮锅的咕嘟咕嘟声和客厅里婴儿的咿咿呀呀。很快,菜刀和砧板的碰撞声又重新响起,淹没了其他声音。
“噔——”
没一会儿,第二次震动声响起。这一次,李心怡从客厅里偷偷望去,母亲任秀娟把菜刀放到砧板上,双手随意地在围裙上蹭了蹭,然后捧起手机。李心怡只能看到母亲的背影,右手胳膊在小频率动着,她猜想母亲的脸上一定挂着笑,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写字,回复短视频平台上的评论。十几秒后,任秀娟放下手机,回过头瞥了一眼,正好与李心怡对视。母女俩都有些不好意思,李心怡收回目光,逗起了婴儿车里乖乖躺着的女儿,切菜声也重新在厨房里响起。
就在前几天,李心怡刚刚和母亲进行过一次“尴尬而稍微严肃”的谈话,主要内容是劝说任秀娟少玩手机。一番拉锯,两人最后达成的初步成果是“不影响睡眠,不超过4个小时,不见网友”。这次谈话之后,母亲玩手机的行为似乎有所收敛,但也有今天这样实在忍不住的时候。
图|视觉中国
李心怡今年30岁,刚生完孩子。59岁的任秀娟担心女儿的月子没坐好,也怕她休完产假没法照顾孩子,在李心怡生产前,就从安徽老家赶到了杭州。
任秀娟还在老家时,李心怡就知道,母亲喜欢在手机上看短视频,还自己拍。但同住的一年里,她才发现,母亲对手机到了痴迷的程度。即使是做家务,比如拖地,也会把手机揣在衣服兜里,只要来了消息,马上把拖把往墙边一杵,掏出手机看看。就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李心怡突然压低声音告诉我,“我妈拿着耳机进房间里了,估计又要去玩手机了。”
李心怡还发现,母亲会熬夜看视频。李心怡家的房子是一室一厅的小户型,任秀娟住的客房是从客厅里用磨砂玻璃隔出来的。
生产前的一天夜里两点,李心怡饿醒了,从房间走到客厅时,发现客房还有着微弱的亮光。她敲了敲门,问母亲“睡了吗”,没有回应。李心怡推开门,看到母亲侧躺在被窝里,手里握着手机、戴着耳机,正在看短视频。发现李心怡进来,她慌忙把手机屏幕直接关掉,扯下耳机,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不太困”。
李心怡叮嘱母亲早点休息,就退出来了。但孩子出生后,任秀娟开始经常把睡觉时间挤出来玩手机。有一次,李心怡外出一上午,买回大包小包的婴儿用品,开门发现母亲半躺在沙发上看手机,电饭煲装了米,却忘了按开关。任秀娟也爱拍短视频,去买尿布、陪宝宝打疫苗、给女儿做月子餐,都会拍下来,传到网上。外孙女打疫苗时,没有捕捉到打针的瞬间,任秀娟懊悔了很久。因为熬夜多,任秀娟的眼袋越来越重。
让李心怡最终决定“要好好谈一谈”的,是任秀娟的腱鞘炎和脊椎病。两个月前,任秀娟偶尔会念叨起自己的背疼,这是她的老毛病了,年轻时农活粗重,落下了病根。李心怡像往常一样,给她买回常用的膏药。但任秀娟喊疼的频率越来越高,还有一次,她的右手大拇指下方的肌肉酸疼得厉害,几乎无法弯曲。
最后,医院的诊断结果是“腱鞘炎和脊椎疼痛”,除了一支外涂药膏,治疗方法还包括“减少使用手机时间”。李心怡自己粗略估计,母亲一天拿着手机的时间能有10个小时,“手机就像长在手上了”。
《都挺好》剧
实际上,任秀娟的情况并不特殊,根据某移动内容平台与澎湃新闻联合发布的《2020老年人互联网生活报告》,去年中国有超过10万老人日均在线超10小时。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报告显示,截止2020年12月,50岁以上网民群体占比由16.9%提升到26.3%,互联网进一步向中老年群体渗透。和李心怡一样,许多子女眼中,自己的父母都陷入了“网瘾”。
与时代接轨
其实,手机在老年人生活中的出现时间并不长,任秀娟的第一部智能手机,是四年前儿子淘汰下来的一部国产手机。在此之前,任秀娟从没想过,自己还能玩得来“复杂的智能手机”。
任秀娟出生在安徽农村,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父母忙着讨生活,无暇顾及子女的学业,小学毕业没多久,任秀娟就辍学了,在家里搭把手帮忙。后来,村里掀起打工的热潮,她就和同村的女孩们一起,去温州宁波的工厂里做纺织、鞋子,或是到玩具厂、电子厂里做组装。
任秀娟告诉我,那时候连传呼机都很稀罕,大家只是每隔一周到公共电话亭里,给家里打个电话报平安。当时宁波的百货商场,餐馆,汽车、自行车,庞大公交车,都让任秀娟感到兴奋。大部分时候她过着厂房、宿舍两点一线的生活,但一个月休假的两天里,她总要到城区里转转,见识一下新鲜事,“不买衣服,会买一些糕点”, 她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去蛋糕房买点心的小心翼翼。
后来,她回到村里,和现在的丈夫结婚,生育一儿一女,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老家。李心怡记得,自己小时候,父亲常年在镇上的工厂打工,母亲偶尔也去,但更像是临时工,毕竟她还得留在家里做饭、洗衣服,照顾庄稼。在城市里打工的几年,成为任秀娟的谈资。
任秀娟拥有的第一款手机,是一部翻盖的国产音乐手机,那是李心怡在县城里上高中用过的。上大学后,李心怡换了一部更流行的苹果手机,把旧手机给了母亲,除了打电话外,任秀娟会用它来听音乐。那时,操持家务、干农活、帮着生活在村里的儿子带小孩,任秀娟有空打开手机的时间寥寥无几。
一直到孙子也上学了,她才算闲了下来,开始认真用儿子淘汰下来的智能手机学打字。收到母亲发来的微信好友请求时,李心怡以为是诈骗信息。她打电话给母亲核实,电话里,任秀娟听起来很兴奋,告诉她,“你哥哥给了我一个大屏幕的手机,可以用手指写字,听说用微信打电话不用钱。”
李心怡也觉得开心,以前,她常常担心母亲不会使用手机支付、没有健康码,在公交车或是超市外陷入尴尬。所以,看到母亲“主动与时代接轨了”,李心怡进一步教母亲用手机购物、发微信、看抖音视频,任秀娟不懂网上支付,她就给母亲的微信里转些钱。慢慢地,她开始收到母亲发来的“帮忙砍一刀”链接,还有朋友圈里分享的动态视频。
和李心怡帮助母亲接轨比起来,30岁的赵昭更担心父亲受骗。赵昭生活在一个南方小城里,与父母同住。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61岁的父亲爱上玩手机,深夜一两点还在朋友圈里分享养生或是国际局势分析的文章。赵昭有时瞥一眼父亲的微信界面,第一屏全是微信群,单从“竹林雅苑闲话”之类的名字上,压根看不出群聊的主题是什么。
老父亲还爱玩斗地主游戏,每天放下饭碗,就窝到客厅沙发上,架起老花镜打游戏,家里成天响着“要不起”“超级加倍”等游戏音效。大部分家务本就由母亲承担,如今赵昭的父亲更是成了甩手掌柜,遛弯、打牌、下棋,一切需要出门的活动几乎都被舍去,专心致志地在家里玩游戏。有一次,赵昭帮着母亲把饭菜和碗筷全都摆上了桌,伸着头朝客厅催了三遍,父亲才捧着手机,低着头走来坐下,一只手拿筷子,一只手出牌。
“那时候真想把手机一把抢过来摔到地上。”赵昭说话时有点愤懑,但是很快又笑起来,“大概我高中时在房间里打电脑游戏,我爸也是这么想的吧。”
如果只是玩斗地主、看微信文章,问题似乎并不大。赵昭最担心的,就是热衷养生的父亲会上当受骗,买回一堆无效甚至有害的“保健品”。
父亲是一名退休干部,上过大专,在同龄人里文化水平不算低,但为人执拗,又有退休工资。赵昭听母亲说,父亲有时会在工作日的下午出门,“和几个朋友聚聚”,有时聚会完回来,还买回一些鞋子、枕头。赵昭害怕父亲上了保健品传销的当,更怕这种“聚聚”会有更糟糕的后果——他还记得今年年初,东北的一场严重的疫情正是起源于老人爱去的养生馆。
“我老了,能做些什么?”
赵昭不止一次地劝说父亲,少玩手机,多出门走走,但父亲只需要一句话就能让他哑口无言,“你下班回家不也总是在玩手机吗? 在子女眼中,父母将大把的时间投入到了手机里,是“网瘾”,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种紧张在父母眼里却是一种多余的担忧。
任秀娟也不能理解,女儿为什么如此在意自己玩手机。她告诉我,自己愿意和李心怡坐下来谈谈,为手机的事情约法三章,不是觉得玩手机有错,只是不想因为自己的身体给女儿添麻烦,“孩子在大城市生活很辛苦,还要带我去看医生,太费神了。”
任秀娟是个活泼的人。她快六十岁了,去年春节时还到镇上把长发烫成小波浪卷,染上红褐色。她爱看短视频,没有什么复杂的操作,手指向上一划,就是一个新的视频。聊起最近看过的印象深的视频,任秀娟很兴奋,一连给我分享了好几个自己看到的“好玩得很”的内容,比如重庆有“架在天上的桥,摇摇晃晃,人吊着绳子走过去”,或者是她刚学会的如何用加热牛奶的方法,让有裂痕的盘子恢复原状。
李心怡没有关注母亲的账号,只有任秀娟转发到朋友圈时,才会点进去看看。任秀娟分享的视频五花八门,做得都很粗糙,点赞和评论数量也不多,但这并不影响她的热情。住在村里时,任秀娟发布的内容大多是村庄里的生活——村里的广场舞、新修的公共厕所、田里的水稻。其中获得点赞最多的一条,是村里一位百岁老人做寿时,家属宴席款待同村人的现场。视频底下大多是“真热闹”“想去吃席”等短评,配上一连串的玫瑰花、大拇指表情。
来到杭州后,她发布的视频看起来有些杂乱,没有什么特别的主题,有时是超市里的蔬菜货架,有时是核酸检测的队伍,有时是下午放学时学校门口拥堵着等待接孩子的汽车,评论里会有人问她,“这是在干嘛?”任秀娟一条一条地回复。
任秀娟告诉我,评论的人大多是同村的老姐妹,有的人还在村里,有的人分散到了各个城市里,给儿女带孩子。她们的文化水平都不高,不习惯打字,最常用的交流方法是发微信语音,在短视频下相互评论。我问她,为什么要拍超市买菜的视频?任秀娟说,“农村都是把菜摆在地上卖,很多人没见过这样整齐的,觉得新鲜。”
这些在年轻人看来重复的、制作简单、内容无趣的视频,却是和以往的农村生活大不一样的东西,给任秀娟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让这位长年生活在农村的农妇觉得新奇和兴奋,也填补了她在这座城市里大量的空白时间。
图|视觉中国
“老年杭漂”确实打破了任秀娟熟悉的生活轨迹。在村里,她忙着打理家门口的丝瓜棚,给几只母鸡喂饲料,和丈夫一起去镇里赶集,或是去儿子家串门。实在没地儿去了,就往祠堂门口一坐,很快就会有认识的妇女聚在一起聊天。在短视频平台,她常常也能刷到同村人的视频,这又是一次串门时的谈资。
来到杭州一年了,她仍然与这个大城市“格格不入”。每天做饭、洗碗、打扫卫生外,大把空闲的时间里,任秀娟尝试过去小区里的小花园坐坐,那里有不少老人在下棋聊天,但她的普通话带着浓浓的家乡口音,也听不懂有些老人的杭州话,沟通起来费劲,而且“退休金和孩子上学的事,我都没得聊”。
她也跟着女儿女婿去西湖、雷峰塔转过一两次,“人挤人,天气热,要走好远的路”。就连小区附近公园里的三个广场舞团队,都有统一的服装,任秀娟穿着自己的衣服,不好意思跟在后面跳。她告诉我,等到孩子大了,可以上托管班了,她就要“回村里过自在日子”。
每一次抖音视频收到点赞、评论,或是涨了粉丝,都是任秀娟最兴奋的时候。除非是抱着外孙女,她都会第一时间抽出手来回复。看起来,社交平台上的短视频和互动,让这位“杭漂”农妇收获了在大城市里难得的认可和赞美。
李心怡在一旁插嘴,提醒母亲,“没说不让你玩手机,但你不能每天都只玩手机啊。”任秀娟从我们的谈话中抽离出去,和女儿争辩,有些生气,也有些委屈,“每天干完活不能玩手机吗?我老了,也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出去到处玩,那我可以干嘛?”
(文中任秀娟、李心怡、赵昭为化名。)
END
本文作者:吴淑斌
微信排版:小风
微信编辑、审核: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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