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社恐这件事，我最有发言权

当年轻人害怕在社交中碰壁时，干脆选择钻回自己的世界里。/《四重奏》

当代青年不是不想社交，而是对社交成本及成效有顾虑。若套用村上春树的句式便是：哪有人能杜绝社交，不过是害怕失望罢了。

知乎用户“挪威的六便士”觉得自己“社恐”，理由是：她通过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家迈克尔·利博维茨（Michael Liebowitz）编制的社交焦虑量表（LSAS）进行自测，分数一次比一次高——第一次是74分，第二次是85分，最近一次是89分。

LSAS共包含24个情境，测试者分别对每个情境中自己的恐惧和回避程度打分，总分144分，分数超过30分，即可视为有社交恐惧症，程度有轻度（31—60分）、中度（61—90分）、重度（91—144分）之分。按照“挪威的六便士”的分数，她属于中度社交恐惧症。

她所描述的自己的日常状态，可能有不少人会心有戚戚焉：不敢跟异性同学说话，不敢上台演讲，害怕过斑马线，打招呼“简直是人生的一大噩梦”，等等。她本来想建个群和大家聊聊病情，不过，她从来不敢在5人以上的群说话——懂的人自然懂。

当代年轻人擅长在社交网络中潜水，通讯录里的点赞之交大大超过面基之交。/《盛装恋爱有理由》

有数据显示，2016年起，“社恐”一词的检索热度呈现连年走高的趋势。社交恐惧症（Social Phobia），亦称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SAD），是一种心理疾病。

然而，当代青年嘴里的“社恐”，还远远称不上病态，和各种焦虑一样，应该被称为一种时代病。对他们来说，“社恐”只是一个自我标签，代表着一种自嘲、一点傲娇以及一丝反抗情绪。他们不是不想社交，而是对社交成本及成效有着焦虑。若套用村上春树的句式便是：哪有人能杜绝社交，不过是害怕失望罢了。

“社恐”是和整个纷扰的世界为敌

村上春树就是一个不喜欢社交的人。他曾写道：“我的弱项之最是仪式、致辞和派对。如果这三者联袂而至，那简直就成了噩梦一场。”

他不喜欢公开露面，就算是领奖，他也宁愿让责任编辑代劳。接到通知要去领奖的时候，他甚至在心里嘀咕“世界上的奖项倒还真多”，戏谑称“弄不好奖项的数量比作家还要多”。

两个天秤座的社交名场面。

他也不喜欢参加派对，在一篇散文中，他曾这样描述何为“理想的派对”：

“人数在十到十五人之间，人人悄声交谈；大家都不交换什么名片，也不谈论工作；房间的一角，弦乐四重奏规规矩矩地演奏着莫扎特；不怕人的暹罗猫惬意地睡在沙发上；美味的黑品诺葡萄酒已经打开瓶盖；从露台可以眺望夜幕下的大海，海面上浮着半轮琥珀色的月亮；微风带来无限芬芳，身着丝绒晚礼服，睿智而美丽的中年女子亲切地向我详细解释鸵鸟的饲养方法。”

2018年5月20日，南京，参观者在观看南京艺术学院毕业生的布面油画作品《饭局》。/视觉中国

在村上春树的笔下，多的是和他一样不喜交际，享受孤独、沉默和寂寥的人物。这也是日本社会的某种写照：人成了一个个原子化的孤立个体，与现实、他人的联结越来越弱。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5年，日本媒体的一次全国范围的调查发现，有7%的受访者曾躲进厕所一个人吃饭，“便所饭”（べんじょめし）这个忧伤的流行词就此诞生。

有这么一个说法：如果说“社畜”是在与生存作斗争，那“社恐”就是和整个纷扰的世界为敌。在日本最受欢迎的网络论坛2ch上，不乏关于“社交恐惧的我该怎么办”的讨论。有网友表示：“没必要和所有人都友好相处。”“有一个像以前的工匠那样沉默寡言也能活下去的世界，我觉得很好。但要求每个人都拥有同等高度的交流能力，这太疯狂了。”

尤其在电梯这种面面相觑的密闭空间里，社恐的心里只有一个字滚动播放：“逃。”/《奶酪陷阱》

正如村上春树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里所写：“无论你是否‘社恐’、有哪种‘怪癖’，都可以作为我们生存在世间的准则。”一个正常、包容的社会，应该允许有多种选择存在。

我们不需要社交

不想社交，不爱社交

学者项飙发现，很多青年学生想去做实地调查，“但是他们好像有一种社交恐惧症，见了人就很紧张，不知道怎么说话”；他还表示，“其实我自己也有一点”。

调查数据也支持了项飙的这一判断：2020年年底，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中国社科院、社交平台探探发起针对当代年轻人的社交状况的调研。调研针对探探平台18—35岁的用户发放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4000多份，其中，40.2%的人表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恐”，52.7%的人认为自己缺乏社交技巧。

《中国青年报》的相关报道采访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文华。文华认为，医学概念中的“社恐”与社会学层面的“社恐”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需要进行严密的临床诊断，后者更多指一种生存状态。而当下大多数青年口中的“社恐”，并不是病理性的。

尤其在收到一对一饭约时，社恐脑海里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奶酪陷阱》

也就是说，“社恐”一词被泛化了。同样在上述报道中接受采访的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社恐”泛化背后的社会学意义：首先，它彰显了年轻人的个性化态度——聊得来的人就疯狂地聊，聊不来的就索性贴一个“社恐”标签避而远之；其次，它可以理解为年轻人对“社交泛化”的“反制”。“他们似乎被困在当下的社交系统里了，社交已入侵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需要一个‘盾牌’助其逃离。”

确实，现在的社会及商业逻辑是“一切皆可社交”：职场是社交（聚餐时该说什么场面话、该什么时候敬酒，需要学习），吃饭是社交（吃饭不是目的，见人才是目的），健身是社交（步数也有鄙视链，不能暴露自己是步数为零的死宅），听音乐是社交（通过歌单显示你的个人趣味），读书是社交（书单分享和歌单分享同理），甚至原本不需见面即可交易的二手书交易平台也想做社交……

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刻像当下这样，对人们的社交技能有着如此高的要求。”

当一切都被社交化的时候，年轻人反而愈加我行我素，索性屏蔽外界的声音。/《盛装恋爱有理由》

“被社交”让人疲惫，也带来压力和焦虑感，于是一部分年轻人选择自闭，尽量缩小存在感：下班屏蔽工作群、不看朋友圈，可以的话甚至不用任何社交工具，以此拒绝真实社交和互联网社交的双重夹击。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不需要社交，不想社交，不爱社交。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社恐”是怎样成为一种时代病的？

有分析认为，当某些群体不想面对某些问题时，最方便的方法就是为之赋予病名。比如，“赖床”听起来显得可耻，改叫“起床困难症”就多了几分自我戏谑；“爱喝可乐”有种原罪的味道，“肥宅快乐水依赖症”就有了正当的意味。同样道理，“废宅”显得很颓，“社恐”就显得很当代、很北上广、很年轻人：不是我不想社交，但欠缺社交技能的我还能怎么办？救救宝宝！（其实潜台词是“不要管我，让我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