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航
编辑 王姗
“我爱的是女排,不是金牌”
大胆点吧,走上去,告诉她们你也是中国人。看着近在咫尺的中国女排队员,张宇欣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作为志愿者,在日本读大三的张宇欣分配到排球馆整理选手信息,7月22日下午,偶遇来训练的中国女排,这个西安“00后”女孩傻傻停住了。眼前这身鲜艳的红色她再熟悉不过,电影《夺冠》看过几遍,好多队员都叫得出名。隔着十多米远,她一直紧张搓手,不知道该不该上前。
直到队员收拾东西,即将离开,张宇欣才鼓足勇气走上去:“我是中国人,可以提供翻译服务。”
她帮上了忙,排协工作人员正不知道去停车场的路,需要人翻译日语。跟着走到大巴车,她又为教练组解决了问题,将带冰块的储物箱留在了场馆。这天起,张宇欣给自己添了任务,只要女排来,就去服务她们。
几天后,女排首战对阵土耳其,张宇欣提前几个小时就到了赛场。带队员绕过复杂通道去洗手间,拒绝媒体赛前的采访,或是看着机会递上物品箱里最能迅速补充体力的香蕉,工作琐屑,她却因帮助到中国队而觉得满足。她说,出国久的人才能体会这份家国情怀。
近距离接触女排队员,张宇欣看到的也不再是群明星,而是可爱的姐姐们,上场前她喊加油,朱婷探了脑袋,回一声“嘿”,最可爱的是年过六十的郎导,丝毫没有架子,还称呼张宇欣同事“小可爱”。
这毕竟是最重要的奥运会赛场,私下简单交流,女排队员也会说到“有些紧张”。而且,土耳其女排七人因在飞机上成为密接者曾被隔离,赛前张宇欣听到有队员发出担忧——“天哪,她们还没戴口罩”。
志愿者不能被镜头扫到,比赛时,张宇欣只能待在接近通道的位置,她依旧能看到,面对对手扣杀,选手们反本能地跳起来,几乎是拿头在拦。
● 女排首战土耳其,张宇欣中途来到观众席观看。 讲述者供图
这天,中国女排输了比赛。接下去的两场,也没能拿下。这就是竞技体育,没有长胜之师,接受失败也是比赛的一部分。第三场惜败俄罗斯奥委会队后,姑娘们沮丧着低着头,主教练郎平告诉她们,“抬起头来”。
即便出线的机会已经渺茫,张宇欣仍看到,训练时女排队员们早早来到场地,一次次为救球将自己扔在地上,她不忍心说任何埋怨的话。“我爱的是女排,不是金牌。”她说。
7月31日晚,女排对阵意大利,队员进场时,张宇欣主动问能帮忙拿什么,教练递给她一条毛巾,“给你个轻的吧”。所有人对这个中国小姑娘友善,她说自己想做翻译,随队翻译还开玩笑,让她等自己退休。
这天张宇欣手都鼓疼了,她看到女排队员明显比之前的比赛“更燃”,场上对话也更有力,“保护!”“集中!”最终3比0战胜了强敌意大利的主力阵容。尽管大家在赛前就已经知道,女排已经无缘八强。
在乒乓球馆,中国志愿者乃云也见证了国乒罕见的失利,混双决赛,许昕刘诗雯不敌日本组合,自2004年后首次失掉奥运金牌。
中国队员压力太大了,乃云有直观感受,上场前的训练刘诗雯就几乎不说话。她两腿贴满肌肉胶带,这是其他任何选手都没有的,乃云惊讶,一个女孩的腿怎会如此伤痕累累。
相比之下,一些外国选手则很放松。预选赛,一个北欧选手突然在通道上停了下来,对她说“我都停下了,你怎么不停呢”。这让乃云慌了神,看到他笑,才意识到这是个玩笑。
许昕刘诗雯半决赛对阵法国,乃云带他们入场,路上她则感到“气压很低”,不敢说话,生怕打扰一分,直到他们上场前,才轻声说出一句“加油”。
选手上了赛台,乃云也坐到了自己的位置,就在裁判对面,刘国梁在观众席打气,“积极主动积极主动”“不要慌不要慌”,她也听得一清二楚。
别说选手,乃云都很紧张。比赛中她负责擦球台,电视里那个拿毛巾跑上去的女生就是她——如果你仔细观察,可以看到脚步带有某种慌张。她曾作为学生代表在校庆大会发言,镇定自若,这天的奥运舞台,尽管做着简单到不需要培训的事,她却生怕犯错,影响中国选手发挥。
倒是她爸爸很激动,在电视机上看到女儿和最喜欢的刘诗雯同框,直夸很棒。两年前她考取早稻田大学研究生,爸爸都没夸奖一句,“第一次看到他那么激动。”她说。
● 志愿者清理沙滩排球比赛场地。
赛场缔造的友谊
对乃云来说,这些天最美好的体验,不是为父亲给刘诗雯喊了加油,也不是见证孙颖莎战胜伊藤美诚,而是一段意外的友谊。
志愿者不能找选手聊天,但预选赛上,一个欧洲大叔看到她胸牌,主动问是不是中国人、家在哪。乃云是兰州人,大叔不知道兰州在哪,还把妻子叫过来一块聊。
他的妻子倪夏莲58岁,上海人,第五次参加奥运会,如今代表卢森堡出战。开始乃云还以为她是教练呢,等她脱去外套准备上场,才意识到竟也是选手。她很亲切,看起来就跟平时小区里见到的长辈一样,没有昔日世界冠军的架子,她给丈夫解释乃云家乡兰州的位置,中国的大西北,她曾经去过。倪阿姨也告诉乃云,她先生很喜欢中国。他们俩都说了中国队加油。
上场前,阿姨往她口袋里塞了个东西,乃云以为是糖果,拿出来一看,惊喜发现是卢森堡代表团的pin(徽章)。奥组委会为每个代表团制作pin,数量有限,志愿者最想得到它们。遗憾的是,阿姨说下场再去候场区找她,乃云正好带其他运动员上场了,错过了见面,也没留联系方式。那天阿姨苦战7局惜败给17岁的韩国小将,很快就离开了日本。
● 7月25日,日本东京,2020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单第2轮,本届奥运会乒乓球项目最大年龄选手倪夏莲不敌04年小将申裕斌。
志愿者工作没有报酬,每天只有一千日元(人民币约59元)交通补贴,甚至不够很多人坐电车的费用。但谈到为什么参加时,除了共襄盛举的参与感,很多人会说,在这里他们能认识不同的朋友。
“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生。”在选手村做代表团助理的衢州女孩赵翊雯说。线下研修(日语指学习)时,她认识了一位日本阿姨,学了很多种语言,到处玩,还有自己的旅游网站。她们留了联系方式,现在还会聊上几句。
在伊豆的越野自行车赛场,志愿者谷灯也收获了礼物,西班牙皇家自行车队的一个水瓶。那位选手练习时需要风扇,谷灯找大叔搬了一台给他。
谷灯本应在横滨的足球场服务观众,但赛前十天却收到邮件,因为取消现场观众,她的岗位也取消了。收到邮件她看了两遍,才确信自己失业了。
这注定是特殊的一届奥运会,延期一年依旧为疫情所困扰。7月,东京第四次发出了疫情紧急事态宣言,但感染人数依旧激增。志愿者们相比其他日本国民优先打上了疫苗,但很多人第二针还没打,志愿者工作却消失了。
谷灯申请到了越野自行车赛场的新岗位,她花了三个半小时,倒了五次车,才从东京来到了伊豆海边。
在这里,她看到了体育精神如何像旗帜一样展现在赛场。女子赛恰逢台风登陆,上午开始大雨,很多选手都摔了,但她们依旧坚持,比赛结束时身上全是泥巴水。还有的打着赤脚走回来。中国选手张鹏也摔倒了,腿都在抽搐,只有谷灯会讲中文,她帮忙找负责人拿到了休息室的钥匙。
她也看到了失利带给选手怎样的痛楚,男子卫冕冠军尼诺·舒尔特第四个骑到了终点,无缘领奖台,从谷灯面前经过回休息室时,他眼睛里满是泪水。
同样珍贵的还有和其他志愿者的友谊,赛事为期三天,谷灯小组六个人,就像同处一场战争,比赛结束,他们用日语互相告别:“一期一会”。
这大概也是奥运会的应有之义,一边是更高更强更快的赛场竞争,另一边则是了解彼此、缔造友谊的地方。一个组员是伊豆本地人,开着车把谷灯送到了车站。“下次来伊豆,记得找我,来我家住。”她说。谷灯能从她的语气听出来这是真诚邀请。“好啊,来东京也联系我,我请你们吃饭。”谷灯说。
● 谷灯(右)在越野自行车赛场。讲述者供图
不同的文化
郑州女孩侯嘉怡已经第三次参加奥运会的志愿者工作了。
2014年,她参加了索契冬奥会,两年后的暑假,又飞到里约,继续在媒体中心做志愿者。今年,她在网球馆做技术服务,录入每个球的技术特征——你在电视机上看到的统计数据,就是她和同事工作的结果。
侯嘉怡见证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参与到奥运会的志愿者工作。在索契,志愿者队伍大概只有30个中国人,官方公布了志愿者人数前十的国家,一些不熟悉的国家都上榜了,却没有中国。
两年后的里约奥运会赛场,她看到了更多中国人的身影,大概超过了三百人。这次东京奥运会,参与的中国人更多了,仅她组织的一个志愿者群,就有300多人——她也交到了更多朋友。
● 7月23日,部分志愿者在东京塔附近合影。讲述者供图
对侯嘉怡自己来说,到不同国家参加奥运会,最大收获是能领略不同的文化。
俄罗斯的索契冬奥会,志愿者管理严格,所有人住到一个酒店,早上集合出发,都有时间规定,秩序井然。里约奥运会则风格完全不同,巴西志愿者会热情地邀请外国同伴吃饭,同时也显得很随性,经常突然不见了,“他们早上起来想去海边晒太阳,可能就直接去了。"侯嘉怡这样的海外志愿者则不得不到处借调到其他岗位工作。她也看到了这个国家足球成功的奥秘,在贫民窟,不知道是泥地还是什么路上,一群小孩围着足球在狂奔。
这次东京举办奥运会,侯嘉怡也体会了日本人在一些细节上的认真。她和朋友一起组织了个交流会,计划教一些日本志愿者几句英文,惊讶地发现这么小活动他们都准备了排练,确定每个时间流程,好像显得过于认真了。另有志愿者对赛场临时由板房搭建的厕所印象深刻,内部配有空调,整洁得像酒店。志愿者能享受一顿午餐,一些志愿者对发放的严格印象深刻,一个人只能拿一份盒饭和一个冰激凌,甚至水都是限量的,两瓶。
不像里约对志愿者几乎毫无管理,东京奥运会关于志愿者的规定有许多,接受采访要申请报备,有志愿者说自己在赛场不能鼓掌,更不能喊出加油声。
在选手村,服务代表团的志愿者有最高权限,同时也有最多防疫规定。和代表团交流要保持两米距离,如果必须纸笔交流,要当着对方面先消毒。如果要指引盲人(残奥会参赛者),要先消毒手,告诉对方,再去挽对方的胳膊。除了口罩,每个志愿都有一瓶小的消毒水,暴露在公共空间的城市志愿者还有护目镜。
不过,和东京的紧急事态宣言一样,许多规定只是建议,没有被强制实施。选手村的几个志愿者就抱怨,餐厅里一些志愿者没有遵守规定,依旧在聊天。配发口罩只有两个,要一直使用就得重复清洗。相比中国志愿者不少会佩戴自带的N95口罩,日本的志愿者对此也不那么在意。在某个大场馆,工作人员和选手有各自通道,但又不是完全独立的,仍会产生接触。
和其他志愿者一样,选手村的志愿者也不封闭管理,每日坐电车来往。当他们穿着深蓝色服装坐在电车上,普遍感觉是有些扎眼——因为疫情,东京奥运会面临着许多民众的抗议声。7月31日,日本确诊人数再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连续第三日破万,张宇欣收到邮件,排球馆和体操馆附近第二天会有“恐怖游行活动”,让他们别穿志愿者衣服。今年3月,侯嘉怡作为火炬手在枥木县传递时还感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大道旁边站满了人,但这些天,她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都没人讨论奥运会,“只想着疫情早点结束吧。”
● 除了志愿者,侯嘉怡还是东京奥运会的火炬手。讲述者供图
另一些人也感受到了日本国民的礼貌和体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志愿者回忆,自己在下电车时被一个老奶奶感谢“今天辛苦了”。还有人得到了老年朋友的道歉——“代表”前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就性别歧视言论向身为奥运志愿者的她致歉。
但相比对普通民众的理解,志愿者们也对官方的组织能力有所怨言,许多决定像突然宣布无观众,看起来匆忙而草率。起初,只有接触选手的志愿者才被组织打疫苗,这引发其他志愿者抗议,许多人辞职了,于是开幕三周前,剩下的人陆续得到了安排。
或许因为缺乏疫情下举办大赛的经验,东京奥运会总在调整。有志愿者安排开幕式当天下午四点负责带路,但直到上午,诸多细节也没有敲定,要到下午两点才有相关研修。原本,选手领奖时仍需佩戴口罩,但几天后为了方便留影,允许他们有30秒的时间不佩戴口罩。
调整也产生新的混乱。在一个场馆,原来服务观众的志愿者被安排到其他岗位,却因为没有证件被拦在门口。而一些转岗志愿者缺乏培训,无法胜任新岗位。尽管如此,大部分志愿者依旧热情投入其中。“再委屈能有选手委屈么?”一位志愿者说。
“很多情况其实可以预想到,更早点作出安排。”侯嘉怡说,原本她有8月1日决赛的排班,两天前临时取消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她奥运会期间收到的第二封邮件,上一封是告知台风不会影响比赛,而在往届,她不仅会收到更频繁的邮件,志愿者小组也会用社交软件群聊及时沟通。
如果不是因为大学毕业来到日本工作,侯嘉怡会错过这次奥运会。她在里约认识的一些朋友就是这样。今年4月,有申请者接到邮件,所有海外志愿者不会得到志愿者签证。
侯嘉怡同样申请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志愿者工作。没能赶上2008年,她不想再错过这次家门口的盛会,她也相信,那会是正常的没有那么多困扰的一届奥运会。
(文中乃云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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