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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前，斯坦福大学的美国心理学家特曼(Lewis Terman)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实验：他筛选出1528名智商在140以上的高智商儿童，持续追踪他们的生活、成就与幸福度。
这些天才儿童被后世称为“特曼儿童”(Termites)。许多特曼儿童确实在成年后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比如五十年代初经典情景剧《我爱露西》的著名编剧Jess Oppenheimer。
当这部情景喜剧在美国热映时，特曼儿童的平均工资已经达到普通白领工资的两倍。
然而，并非所有高智商的特曼儿童都能成龙成凤。约有四分之一的特曼儿童，从事着海员、打字员、警察等普通工作。
他们的聪颖也并非能保障生活的美满与幸福。据统计，特曼儿童的离婚率、酗酒率与自杀率也与常人无异。
无怪这位“智商之父”感慨：智商与成就，与快乐，都并无关联。
背负过高期望
日常多忧多虑
在美国的流行文化中，智商拔群者有时并不受待见，常常被描绘成“与他人格格不入”、“怪胎”、或“饱受精神折磨”的形象，例如人工智能之父图灵或者一生都受“疯癫”折磨最终自杀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海明威也曾有言：“聪明人的幸福，是我所知道的最稀罕的事情。”
 伍尔夫
学霸、天才并不快乐？这其中的一个解释是，及早露出的聪明，对于当事人，本身也是一种负担。他们常年背负父母、师长及周围人过高的期望。
上世纪90年代，当这批特曼儿童回溯自己80年的时光，并没有多少人沉浸在他们的成功当中。相反，许多人都表示，他们长久被另一种恐惧缠绕：害怕自己“高开低走”，不能延续年轻时的“辉煌”。
这也是在全世界的各类少年班、资优班、天才儿童团体中屡见不鲜的事例。智商拔群，被选入天才班，却最终不堪重负，或退学，或泯然众人。
“数学神童” Sufiah Yusof，也曾是一名特曼儿童。12岁时，她被牛津大学破格录取，可在期末考试之前她就辍学了，开始在餐厅打工。令人扼腕的是，之后，她成为了一名妓女。
另一个解释是，聪明人对事物如何“崩塌”有更清晰的认识。他们更容易看到一件事情的隐患或后果，或者说，在高楼尚建起时，他们已经能想象它在百年以后成为一片废墟的样子。
从科学研究上来看，多忧多虑，确实是高智商人的一种表现。
加拿大麦科文大学(Grant MacEwan University)教授Alexander Penney在研究中发现，高智商的人更容易焦虑。但这些忧虑事关日常，是生活中的平凡小事，而并非江山社稷，百姓苍生。
“不是说他们的担忧更深刻，而只是他们担忧得更多、也更频繁。如果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往往会想得更多，” Penney教授说。
这项研究还发现，更多的焦虑似乎与智商测试中的语言智力有关。不同于空间测试题(相反，它似乎与减轻焦虑关联)，语言智力越高的人，越容易表达焦虑并对此进行反思。
门萨俱乐部、
心理疾病与免疫障碍
除背负过高期望、容易多忧多虑以外，另一份科学研究还发现，高智商还与各种心理疾病及免疫性疾病有关，例如抑郁症、躁郁症、焦虑症、多动症以及过敏、哮喘和免疫障碍。
一份2018年发布在《智力》(Intelligence)期刊上的研究，统计了3715名门萨俱乐部成员(为全球最出名的高智商人群俱乐部)的患病率。
 高智商俱乐部——门萨

研究发现，高智商人群被诊断为自闭症(ASD)的可能性要比常人高出20%，被诊断为多动症(ADHD)的可能性要比常人高出80%，被诊断为焦虑症的可能性要比常人高出83%，至少罹患一种情绪性障碍的可能性要比常人高出182%。
在免疫性疾病方面，高智商人群对环境过敏的可能性要比常人高出213%，患哮喘的可能性要高108%，患自体免疫性疾病的可能性要高 84%。
研究人员指出，高智商人有“智力过度兴奋”(intellectual overexcitabilites)及中枢神经系统反应过度的倾向。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让高智商人群有更好的创造性，在广度与深度上，对所处的环境也有更好的理解力与洞察能力。
高智商对心理及生理兴奋过度的影响
取自《智力》期刊

但从不好的方面来说，这种过度反应的“超敏“性，也容易导致更深的抑郁及其他心理问题。尤其是语言智力越高的人，诸如小说家、诗人等，他们对于环境抱有的强烈的情绪反应，也会增加忧虑及过度反思的倾向，而这两者，都是抑郁及焦虑症的表现。
过度的活跃与兴奋，同样也会影响免疫能力。
因为这样的人，更容易对看似无害的外部刺激（例如衣服内部的标牌或者很小的声音）都产生强烈的反应。这种身心反应，可能会转变成慢性压力，并引发一系列的免疫反应。
当我们的身体感知到危险时，无论这危险是真实的危险还是臆想的危险，它都会启动一连串的生理反应，产生荷尔蒙、神经递质与信号分子。当这个过程反复被激活，它就会改变我们身体及大脑，使免疫功能失调并导致哮喘、过敏及自体免疫性疾病等。
同样重要的是：
情商与明智
尽管高智商意味着进入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更高，但是此前的科学研究也发现，一旦不考虑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智商和幸福指数之间，并没有关联。
换一句话说，两个社会经济地位相当的人，他们的幸福指数并不会取决于谁的智商更高。
智商与幸福指数的关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如何能够最大化利用你的高智商，从而取得相应的经济地位和事业成就。
与幸福指数更为相关的，是情商。
情商是预测一个人是否幸福的最强指标。它与幸福的关联度不仅超过智商，也超过了经济地位、年龄对于一个人是否感到幸福的影响。
情商高的人，无论他的经济状况如何，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都更容易有效地管理与调节自己的情绪，从而过上更充实、更圆满的生活。
刊登在《心理》(Psychology)期刊的另一份科学研究还发现，高情商能使高智商更有效地发挥，也能弥补低智商所带来的不足。
另一方面，近年来，意识到仅仅用高智商来衡量人的不足，“intellectual humility”的概念(译为智识上的谦逊，或者明智)被进一步提出，例如谷歌公司就修改了人才招聘的流程，并把“intellectual humility”列为重要的招聘指标之一。
相比智商超群，intellectual humility，明智，强调的是保持开放的态度，能够认识到自身智性的局限与自己身上的易错性，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在听取与自己完全相悖的观点时，也不会采取防御的态度。
强烈地意见
但轻轻地持着
谷歌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Laszlo Bock这样解释公司把“明智”纳入招聘指标的原因：“成功的聪明人很少经历失败，所以他们不会学习如何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相反，他们会犯基本的归因错误。如果有好事发生，那是因为我是天才。如果发生了不好的事情，那是因为其他人是白痴，或者自己没有得到相应的资源。”
至于在谷歌最出色的员工，Bock观察到，是那些对自己观点持狂热态度又争论不休的人，但是当一些新的事实浮出水面时，他们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换而言之，正是那些明智的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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