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福斯与海德格尔式人工智能

德雷福斯认为，人工智能构想一开始就是西方传统哲学发展的结果。早期的人工智能研究，如纽厄尔 (Alan Newell) 和西蒙 (Herbert Simon) 的 “认知模拟 (cognitive simulation) ”以及后来的人工智能理论都相信，人的智能行为类似于或本质上就是数字计算机处理信息的机制，人和机器对信息的处理包含同样的基本过程。德雷福斯指出，这种 “把人的心灵当作通用符号处理设备 ( a general-purpose symbol-manipulating device) ”的思路基于四个假设：

（1）生物学假设，即大脑在离散的操作中处理信息，就如同操作开关的过程。（2）心理学假设，即心灵是一个根据形式规则处理大量信息的设备。（3）认识论假设，即所有知识都可以被形式化地表达为逻辑关系。（4）存在论假设，即一切存在都是一系列逻辑独立的事实，原则上能够被分析为脱离境域的确定元素 (situation-free determinate elements) 。这也是最为基本的假设。

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曾担任美国哲学学会会长，被誉为海德格尔工作的最精准和最完整的解释者。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与弟弟斯图亚特·德雷福斯(Stuart Dreyfus，美国计算机专家和神经科学家)合作，从现象学的观点出发批判传统的人工智能研究，之后，进一步把研究视域扩展到对一般人性问题的思考。

德雷福斯所指出的，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并没有一个独立于世界以及其他存在者的主体，这个主体仅仅运用自己的心智来处理从外部世界而来的形式化表征信息。人的 “在-世界-中-存在”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处在一个外在空间世界中的现成身心复合体。海德格尔的此在 ( Dasein) 在其生存中首先是被 “打散”在周围世界中而非被抽离在外的。周围世界也不是由现成之物聚合而成的空间世界，存在者同样并非现成地对人在场。世界意蕴就是存在者的意义关联整体。

在海德格尔的 “世界”现象中，没有什么存在者一开始就被看作现成之物，而是首先从人的生存实践出发得到领会。由于实践情境的变化，存在者的意义——也就是它们当下对人而言的功能(functions)——也是不断变化的，人不能将它们一劳永逸地功能化、规则化。试想如下情境：你带着家人去野营，搭帐篷的时候发现没有带锤子。这时你并不会宣布野营计划失败，而是会找到一块石头来敲钉子。石头自身并没有锤子的意义，但在这种情境中，这块石头就能够被 “作为”锤子使用。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在人的变化的生存情境中，意义结构也是变化的。虽然人的存在是整个意义关联的 “为何之故 ( Worumwillen) ”，但在具体情境中，人的实践目的并非固定的，所设定的目的也或大或小地发生改变；随着情境转换，相应的意义结构也在变化。人的理智是情境性的，“理智行为包含人……在情境中发现意义结构的活动，它唤起有意义的行为。意义结构是人的需求、行为和感知在这个情境中的特有产物 ( local product) ”，“意义结构不是根据一些固定的、独立于情境上下文的元素的规则应用。相反，属于情境的整体结构使得规则成为可能”。按照海德格尔的 “在- 世界-中-存在”的意义结构，我们将锤子的存在方式定义为 “上手状态”。这个定义以整个的世界意蕴以及当下的具体情境为背景。取消了这个背景，锤子之为锤子就丧失了本来在世界中的意义。德雷福斯提出，仅仅将功能指派给原初的事实 ( brute facts) ，既不能把握锤子的存在方式，也不能把握锤子所处其中的日常世界的意义组织。

经历了 20 世纪 70 年代 “人工智能的冬天”之后，新型的神经网络人工智能( Neural Network AI) 在80年代开始发展，以替代之前的符号处理和规则应用 ( symbol manipulation and rule application) 模式的人工智能。神经网络人工智能不再单纯处理和控制符号，而是尝试模拟人的大脑结构和活动。大脑神经元根据所受到的刺激，通过打破、强化或弱化同环境的联系来确定认识。神经网络学习就是神经元之间的上述联结不断被经验修正的过程。不过，这种模拟神经元活动的联结主义和形式符号人工智能一样，仍然将智能看作信息处理能力。而人的真实生存情境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克服所谓的 “框架问题 ( frame problem) ”，才能真正称得上智能。 

1969 年，数学家麦卡锡 ( John McCarthy) 提出了框架问题，并称之为 “魔鬼问题”，它甚至构成了对人工智能希望的致命一击。惠勒 ( Michael Wheeler)认为，一个人工智能程序是否可行，就取决于它能否解决框架问题。而以往的符号系统和神经网络系统都不能避免框架问题。丹尼特( Daniel Dennett) 认为框架问题是认识论问题，他同样指出联结主义不能解决框架问题。明斯基 ( Marvin Minsky) 则相信，如果能表征出客体的上百万个事实，包括其功能，就能解决常识知识问题。

但德雷福斯非常敏锐地洞察到，深层的问题不是储存几百万个事实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知道哪些事实关联于特定境况：“计算机对当前的世界状态进行表征，如果世界中的某个东西发生了改变，那么程序怎样确定，它表征的事实中哪些可被看作保持不变的，哪些必须更新？”

针对人工智能发展所面临的框架问题，德雷福斯认为海德格尔关于人“在-世界-中-存在”的哲学能够避免这个问题。在德雷福斯的影响下，力图突破框架问题、向真实世界敞开的“海德格尔式人工智能”按如下三个阶段发展了起来。

海德格尔式人工智能虽然在应对变化情境的表现上比传统人工智能有所改善，但是，现有各种版本的“海德格尔式人工智能”仍然不能彻底解决框架问题。德雷福斯认为，这是因为这些所谓的“海德格尔式人工智能”其实都“不够海德格尔”——他们都还坚持表征主义，认为我们同外在世界的关联是通过使用信念、记忆等表征进行的。这种做法首先保留了笛卡尔式的假设，即心灵和外在世界是隔离的，然后再从外部表征出世界。虽然海德格尔认为使用技能是基本能力，但所有的处理活动都发生于“在-世界-中-存在”的背景之中，而后者并不包含任何表征形式。换言之，海德格尔并不把人看作思想着并使用外在表征工具的心灵，而是看作已经在世界之中的“此在”。对情境的最佳把握方式不是靠心灵表征目标及解决问题，而是对情境“有技巧的回应(skillful coping)”。用惠勒的话说，这种打交道是卷入式的或“在线的( online)”，而所有表征式的问题解决方案都是离线( offline)发生的，即脱离开现实生活世界的。对非上手( un-ready-to-hand) 事物的各种形式的表征都是从一个整体性的、非表征性的处理背景中抽离出来的，德雷福斯认为揭示出这一点，是海德格尔式人工智能所能作的最重要贡献。

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的批评在人工智能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德雷福斯最初批评的那种人工智能已经被更新型的技术所代替。有学者认为这并不影响德雷福斯批评的效力；也有学者认为德雷福斯的批评已经过时了，不能应对认知科学的挑战。

认为其批评依然有效的人提出，人的智能活动的非表征性、不可形式化、不可规则化的特点是人工智能不能比拟的，所以，人可以处理那些难以表征的任务，但机器和人工智能做不到。反对者则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形式规则化阶段，具身的“在-世界-中-存在”也属于广义的算法范畴，可以用算法进行模拟。

在笔者看来，后一种观点对人的认知活动的判断过于武断，且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过于乐观；而前一种观点也没有对人的智能活动的非表征性特征给出充分的解释。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的批评所针对的并不是哪种具体类型的人工智能，而是涉及更根本的问题，即表征性和概念性思维是否为人的根本思想和行为方式。如果不是，那么以处理和计算表征性及概念性信息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算法就不能真正等同于人的 “智能”。德雷福斯恰恰坚持认为，人在日常活动中所使用的通常不是概念思维。

就这个问题，德雷福斯和麦克道尔进行了长期的争论。麦克道尔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乃由于他具有一种无所不及的概念理性(conceptual rationality)。概念就是心灵和世界关系的中介，架起沟通两者的桥梁；并且思想和概念不是空的，而是具有表征内容( representational content) 的。麦克道尔认为人的实践领域(如伦理领域)也是一个理性要求( rational requirements)领域。我们只有获得恰当的概念能力，才能留意到这些要求。而实践智慧就是人所拥有的一种理解模式( a model for the understanding)或者能力，它将人设置进了这个理由空间，使得我们向这些理由敞开，实践智慧就是对理由要求的回应( a responsiveness to some of the demands of reason)。

而德雷福斯认为，我们日常同事物打交道的活动不能被理解为符号表征，也不是对固定环境特征所作出的反应。前一个思路为明斯基的理智论进路，后一个思路则是布鲁克斯的经验论进路。在人的智能中，有别于人工智能且不能为人工智能所模拟的特征，是人的非概念、前语言、前理性特征。德雷福斯提出，人的学习过程可分为从新手到专家的五个阶段：新手、高级初学者、胜任者、精通者、专家(也可分为七个阶段：初学者阶段、高级初学者阶段、胜任阶段、精通阶段、专长阶段、驾驭阶段、实践智慧阶段)。

在技能学习阶段，我们会追随一般理由( general reasons) 以指导行动。但在完成了学习阶段、成为熟练专家的时候，我们不再分析地作出决定，而是卷入事情中，“当事情正常进行时，专家不会解决问题，也不作出决定；他们就做正常的工作”。专家行为大部分时候是非反思和直觉式的。当然专家在工作中也会遇到情况变化，这个时候专家也会在行为之前审思，但这种审思不是计算式地解决问题，而是批判地反思自己的直觉。人的日常活动通常是熟知性的处理活动，直觉在人的熟练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样，德雷福斯认为实践智慧并非像麦克道尔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概念能力和理由回应；麦克道尔对实践智慧的概念主义理解和亚里士多德的说明正好相反，也和我们的日常实践不符。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智慧所直觉到的就是这种“最后的东西”，它其实是实践推理开始的地方。虽说它是实践推理的小前提，但它并非现成的命题，而是可变的。因为它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境域性和时间性的活动。海德格尔称这种智性直观的把握是一种 “超越了逻格斯的把握”：智性直观在实践智慧的实施中对“最后的东西”有“径直的把握”，即超越了概念语言，让事物自身“径直显现”。这是“事情本身的一种径直再现，以便它纯粹地从它自己本身那儿说话，不再从我们这儿要求某种谈论、阐明”。这种“不再落入逻格斯范围中”的直观所具有的境域性和时间性同时决定了，这种直观虽然在瞬间发生，却是环视性的 ( umsichtiges Hinsehen) ，“它被正确性所引导，因而向着目的，向着好的实践被定向”。

在海德格尔看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就是他所说的那种现象学直观，它既不是对现成之物的理论性凝视，也非人天生就能具备的，因为它是能够看出行动时机、看出事情自身在其时机性中本质显现的直观。这不仅限于一个“此在”在个别境域中进行决断时所展开的时机性的“看( Sehen) ”，而且也包括对他人和历史境域的直观把握，以及在实践行动中对决断的真正理解。现象学的“看”不等于描述，描述却是从这种 “看”中产生出来的。如果说描述是一种理论化的活动，那么这种起奠基作用的直观则并不具有理论特征。

海德格尔一贯批判用理论向度的概念、表征等方式解释人的源始生存和实践活动。他认为，理论概念性的“思想”实质上就是表象( Vor-stellung) 或表征，它以现成存在者的杂多为出发点，从中提取出最普遍的东西；反过来这种普遍性的东西 ( Allgemeine) 又成为杂多存在者的规定性。因为理论、概念是一个一般的表征，我们借助理论和概念，把许多个别事物带入一个共同方面，并以此来把握它们。

在海德格尔看来，周围世界体验是我们常态的体验状态，理论性的观看则是偶然的例外状况。海德格尔批评胡塞尔的 “被给予”概念还没有揭示源始的生活体验。源始的体验是直接与世界中的被体验者一起出现的，而 “被给予”已经是隔离开的、冷静的观察。尽管其客体化程度不高，但仍然是纳托普所批判的那种客体化的理论反思。理论化过程是一种特别的一般化、普遍化过程：理论的种类普遍性 (theoretische  Gattungs allgemeinheit)。理论化过程是将对象变成普遍对象的过程。通过不断的普遍化，被对象化的东西 (Etwas) 最后只剩下空洞的形式特征，去除了 “世界内容 ( Weltgehalt) ”。因此海德格尔说这种被理论对象化的东西是 “绝对无世界的东西 ( das absolute Weltlose) ，与世界格格不入的东西 ( Welt-fremde) ；它是一个让人无法在其中呼吸和生活的领域”。这同时也一个不断增长的脱弃生命的过程 ( Entlebung) 。总体化、理论化是受制于实事领域的，具有等级次序。传统形而上学中的种属概念 ( Gattungsbegriff) 的普遍性就是根据内容进行的一般化或总体化 ( Generalierung) ，海德格尔称之为“脱弃生命过程中的诸步骤的等级限制 ( die spezifische Stufengebundenheit der Schritte im Entlebungsprozess) ”。

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史上发生的存在离弃状态( Seinsverlassenheit) 就是在这个概念领域中隐蔽地展开的。而在西方思想的另一个开端中，整全把握 (Inbegriff) 会代替概念 (Begriff) ，成为创造性的新 “概念”。整全把握和概念完全不同，后者抛弃了存在者的具体性和个别性，只保留其某个方面，完全不考虑个别事物在世界中的境域性。整全把握却是对存在者整体的一种把握。如果说整全把握也是一种概念，那么这是诗意的、创造性的概念。

海德格尔称，在另外一个开端，哲学首先必须为存在者、为存在者整体作诗。存在最终也将变成诗。开端性的思想不是概念性的，但它也并不拒绝表达。虽然海德格尔指出存在的发生是在寂静而非喧闹中的，相应地此在也应当保持恰当的缄默；但他同时提出，“存在不能没有语言———但恰恰因此不是 ‘逻辑的’。语言不能没有存在”。这种语言有着不同于数学理论的严格性和清晰性，但是它又不同于传统哲学中纯粹理论性的概念和逻辑。

在笔者看来，德雷福斯对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作为整体的人——包含了身体和精神，并同他的周围世界密切关联——的把握是恰当的。这意味着，计算机依据算法处理信息，和人卷入式地与世界及事情打交道是有根本区别的。因此德雷福斯宣称，人类专家所能把握的整体性、直觉性的问题进路不能被遵循规则的计算机模仿。虽然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出现在某个或某些方面能力超出人的机器，但整体而言这些机器都不能被称为人，这些机器的运算过程也不同于人的智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