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五千万湖北同胞一样，“黄石的孩子”赛人被困家中，也已近三个月了。
他读书、看片、写稿、抽烟，做着和在北京差不多的事情。
但终究还是有不同。
下文是他的困中札记，十条。
今天，他终于回到北京，开始了新的、被贴上封条的14天隔离生活。
*另一位湖北籍影评人梅雪风写了这篇：我在瘟疫中看了这些电影|梅雪风专栏
环球同此凉热
文|赛人
作者简介：5岁开始泡影院。中国5000年历史上，比他看片更多的人，不超过10个。而且，每一部看过的电影，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宛如昨日。
1
在这段不得不特殊的日子里，不安是免不了的，但常常会被其它的事物所冲淡。不适应谈不上，无非是换一个地方过同样的日子。
有时我想，要是没有网络，在这段禁足的光阴里。人们会不会恨透了时间，又或者我们终于学会了发呆发楞，把自己越来越小的心思逐步放空。但爱热闹的人，任何社交工具都无法代替他与另一些人把酒言欢，把臂夜游。
在我的老家，我就听说过两人，仅仅是因为破门亦不能出，便以一种飞翔的姿态硬生生地落在了大地上。
你可以说，生命如此脆弱，你还可以说，某些人的精神世界，是太容易苍白了。
这段时间死了不少人，那些陌生的名字和不断累加的数字，只是不断地给我一种进入历史大叙事的错觉，但我深深地知道，我并没有完全的置身其中。
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都安然无恙，我为此庆幸，所以更不会在集体性的泣鸣中，去增添那些可有可无的哭与喊。
你要尊重自己的悲伤，才能去尊重别人的悲伤。当你还不能去普渡众生的时候，就不要摆出副慈悲为怀的面孔。省得别人起疑，更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尽量诚实地呆在这个时好时坏的人世间。
2
而另一些，在这段时间与我们告别的人，更能与我的哀思勾连上。如赵忠祥、科比、杜雨露、马克斯·冯·西多、曲云。
马克斯·冯·西多（1929年4月10日-2020年3月8日）
我不知道在这段非常时期，还有没有追悼会，有的话，又会怎么开。我更不知道一个垂危的人，他的遗愿如何实现，比如想去一个从未到过的名胜，见一个想见却多年未谋面的人，向他面对面的道歉，向他面对面的示好。
或者干脆花天酒地一把，做几件无伤大雅的荒唐事，当着领导的面跟领导的夫人调情、陪中学政治老师一道去看部又香又艳的电影——也可以正常一点，在山顶上等一等日出，在铁道旁看两列火车相交的一刻，捉两只一得到春天的消息，就冒出头的昆虫，或仅仅是给妈妈一个吻。
曲云（1928年11月8日-2020年3月23日）专门饰演“妈妈”，被称为““最佳银幕母亲””
遗愿说到底，只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具仪式感，让我们欲走还留时，少了些故作潇洒的轻快。但人生自古谁无死，了无牵挂得这样，有所羁绊还得这样。
还是瞿秋白的遗言说得最好，他在刑场上，面对着黑漆漆的枪口，轻言道：此地甚好。
3
话说回来，我当然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刚封城时，我在微博上，或明或暗地写了些或轻或重的感受。
比如我怀念我在2003年非典还没完全消隐之时，与同事驱车前往河南安阳，去探《孔雀》。每天都在采访各种各样的人，好像很充实，但实际上却有种别样的悠闲。
比如日本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路上的灵魂》，说的是一个父亲对骨肉极绝情，对陌生人却极热情。这部电影告诉我们的是，你没有你想像中那么善良，即使你有实打实的作为，仍然不能证明你的善良。
1921年的日本电影《路上的灵魂》告诉我们你没有你想像中那么善良
你的善良为数不多，你要学会省着点用，一用完，你就什么都不剩下了。
我还心有戚戚地写到《一九四二》：为什么日本人一到河南，就很快解决了粮食问题？那么这场罕见的大饥荒，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呢？又或者兼而有之。
《一九四二》其实是一桩历史悬案
4
2020年3月5日，一个好久未谋面的女同学，在私信上问候我。
在那个深夜，我们好像都很闲。恰巧，我手边上有一张她的相片，我便给她看。她一下子想起拍摄这张照片的时间正是3月5日，那是学雷锋的纪念日。
照片中，我们这帮高中生在码头做义务劳动。我为这段巧合，写了些关于这位女同学的文字，弄得无数人误会这必是我的青春期不可或缺的一章，其实完全谈不上。女同学一定要等同于青梅竹马，等同于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大家才能够满足。
这也让我认识到，文字，包括所有的媒介，往往是幻觉和错觉的共谋。我以为永远大于你以为。
我还在微博上摘录了艾青的名诗《黎明的通知》，中学时，就觉得写得好。字句柔和，毫不卖弄。特别有画面感，后来也知道艾青学过美术。它像油彩，也像浮雕，有时是工笔，有时是素描。
赛人老师摘录艾青的诗《黎明的通知》（节选）
他所经营的真正的画面感，是由每一个读者在脑海中，与这位优秀的诗人共同完成的。你想到什么，你眼前就会有什么。
之所以放上这首诗，当然是特别应景。艾青写这诗，是希望抗战早点过去。他想像着战争结束之后，他能看到些什么，他能看到的是那些各种各样的人，如：殷勤的女人和打着鼾声的男子，年轻的情人和贪睡的少女，困倦的母亲和她身边的婴孩。
而我最喜欢的是最后的一段，太鼓舞人心了。“他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
5
我所谋职的单位，在这时日里，向我约稿的热情空前高涨。每次手放到键盘上，我脑子里就会回荡艾青的这句话，想着那天一定要用上。到了立春时分，果真派上用场。
“请叫醒所有的人，那些不幸的人，那些热爱生活的人，那些终将健康而美丽的人们。说春天已经来了，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到来。”
诗人艾青
让我想一想，除了立春，我在元宵节、妇女节，都写过相关的文字。给单位写的第一篇电视稿，是关于湖北的。
要是随父亲，我祖籍并不是湖北。但我的母亲，算是不折不扣的武汉人。我在这荆楚之地，老老实实地生活过三十年。但我谈不上对这块土地有什么可供言志的、特别深厚的感情。
当然，那里有我的亲人，朋友，和他们在一起，或想起他们，百感也会各有各的交集。若移作他地，我也会产生再自然不过的感念。乡愁在我这儿，是个伪命题。
往深里说，它常常会流于抽象。所以，我写的关于湖北的文字，是大而化之的，是与我的记忆无关的。我写了那儿的很多名人，如屈原、毕升、李时珍、李四光、闻一多。
我更想写写古琴台的典故，也就是俞伯牙与钟子期所共同谱就的《高山流水》——但没有关于二人的电影，但我还是尽量巧妙地把电影《知音》塞进去了，但正式播出时，还是删掉了。
《知音》讲述了名妓小凤仙（张瑜 饰）倾心蔡锷，用一曲“高山流水”琴曲，终吐自己凄惨身世和除贼心愿，彼此览对方为知音。
知音像一个寓言，假如你只有一个受众，你的手指和琴弦同样能够有所亲近，能够自成意义，品格就在这儿。对艺术如此，对其它的事物也应如此。总想讨万众欢心的，也最容易沦为公贼和公敌。
金庸的《笑傲江湖》的精神内核就来源于此，你总想左右逢源，是无法笑傲的。我对我的家乡还能倾心倾情，都与这个故事有关，就在于在这样一个世俗满满，喧哗阵阵的世界里，还有一方天地去内存于心，而不外求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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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湖北的电影，具体说是武汉的电影，《万箭穿心》是不得不提的。
《万箭穿心》讲述了一个武汉女人的个人史诗
你看它万箭穿心，我看它却是万丈光芒。
湖北，这个位于神州中南的省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全世界刮目相看。我想说的是，就在此时此刻，这个伤痕累累的地域，仍然有着它特有的知音难觅。
有趣的是，《万箭穿心》的作者方方，成了疫情期间最为重要的书写者。她好像拥有了比她此前更为广泛的读者，只是在我看来，更高一层的知音仍然寥寥。
方方在疫情期间成为“焦点”
稍微说一下方方，她的小说涉猎非常广，她是中国最好的涉案小说作者。某方面，是能与阿嘉莎·克里斯蒂一较短长的。她的小说也多次被搬上银幕。
她的小说常常表明你只有内心藏有黑暗的部分，你才有战胜黑暗的可能。你足够混沌，你才能在这个浑茫的人世间留存些气力，才能模模糊糊的看见生命的转机。
7
这一段时间，对我而言，相当于一个较漫长的假期。但我还是想趁此写点什么，最终还是泡汤了。可以透露的是，相较于剧本，我对小说的书写，意趣更浓。重要的一点，是你动笔的时候，不必太考虑你的字句是否为视听所掌控，也就自由了一些。
最近，我一直和某位导演做研发剧本之类的事，做了都快有三年了，但剧本始终没有成型。这一次，我算是主动请缨，预备在这多出来的空闲里，弄一个剧本大纲出来。应该说，这是个命题作文。人物、时间、地点都是别人预先设定的。我呢，只是做一个填充。
我写作必须有烟草作为辅佐。我跟母亲住一起，母亲的精力大不如前，但她的嗅觉却比年轻时还要灵敏，稍有异味，尤其是烟味，便有察觉，便会发作。我只得改变我的写作习惯，思路一受堵，就移至屋外去吞云吐雾。如此极干扰码字的进度，但既然答应了人家，还是得写下去。
导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迷，想把电影拍成《白痴》那样的。我写着写着，没完全受陀氏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写的是一个女人，她周围的三个男人都死了，就她还活着。男人们都以为他们能克服本能，顺便能成为女性的引领者、拯救者、呵护者，但都以失败告终。
——必须承认，这不是我想写的。我不想去写那些为了证明而证明，为了存在而存在的事物。随着我广义的阅读不断的蔓延、波及，好的作品不仅仅是反映人性的，甚至会有反人性的面貌出现。人性再怎么复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仍然是可见的，可以再现的。仔细观察，就不难洞见。
越是流行文化，越容易再现人性的此起彼伏。而更高端的作品，会有另一种目光，在扫荡着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那些超越“语言”之外的另一种感知方式。
姑且称之为神性吧，你可以把神性称之为上帝之眼，但应该比这更难以确定，更无从总结。相较陀斯妥耶夫斯基，他的俄国同行，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就比他走得更远，更敬畏未知力量的无所不在和无孔不入。
在敬畏未知力量这方面，托尔斯泰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得更远
我在我结结巴巴所写就的剧本大纲里，那个女人，简单说，就是靠直觉而不是理念，一次次绕过了那些陷阱，而她周围的那些苦心经营者，都在不同层次的自掘坟墓。
因为是大纲，我没有提供更多丰富的细节，去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支撑人物的走向。但即使如此这般，也只是些姿态性的描写，远谈不上通彻和圆融，然后自成一体，再蜿蜒而去。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写完了，仿佛只是为了给我这段不停相似，不断重复的时日的一个更新，一个交待。
8
写之余，更多的时间还是在看。
汪曾祺是动不动就会温故一下的，而另一些大部头有些啃不动，也懒得啃了。随手翻了下芥川龙之介和伊萨克·巴别尔，那股冷冽也切合这环球同此凉热。
我还是要想提一下我的同乡梅雪风的长文《看见，已是最大的慈悲》，他论及了日本电影的四大巨匠黑泽明、小津安二郎、沟口健二和成濑已喜男。对这四位的喜好，我们在觥筹间早就达到了一致，尤其是成濑已喜男，于我是大爱中的大爱。雪风也是赞赏有加。
他在文中写道：“在这个时代太多的定见，太多的愤怒，他们太容易批量生产风格了。”要警惕那些汹涌而上的怨责，那些害怕落单的正义。就像我最近无意重温《七武士》时，那些农民只有在山贼死去时，才敢捅上几刀，方能显示他们的英勇。
而我最花气力的阅读，是在听戴锦华老师的课。总标题为《历史记忆与未来想象》，讲述的上世纪的那几场大战，即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分为欧洲战场和泛太平洋战场）和美越战争（即越战）。自然，戴锦华会以大量的影片作为案例和切入点。一共十三讲，每堂课都在150分钟以上，我已经听了十一讲。
戴锦华老师始终关心冷战已经后冷战的阴云
有意思的是，戴锦华在批评某部电影时，经常会说“我不怕伤害你们的感情”，这话在《辛德勒的名单》上用过多次，幸好，我也不喜欢这部电影。
我不可能全然接受她的论述，但很多时候，戴老师充满激情的语调，都能扩延我的认知。她说德国在二战前，是个对同性恋相对宽容的国度。而战争一爆发，同性恋就成了彻底破坏生育的，与国家为敌的怪物，并随时有被屠戳的可能。
她又说只有在德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里，才会出现那样的暴政。而灭绝人性的集中营不仅仅有着野蛮的表征，更是一种现代文明的彰显。
为什么在德国会出现大屠杀，是欧洲哲学家们20世纪人性反思的主要命题之一
只有在现代文明的指涉下，才能在思想上动员起来，在行动上又保持高度的机械化，让施暴者不会良心不安，让受害者连带灵魂与身体一并抽空。于是，文明在这场讲秩序、讲科学、甚至是讲理想的暴行面前，彻底变成了中性词。
——必须声明一点，以上都不是戴老师的原话，但大抵是这个意思。由此我想到了卓别林的第一部有声片《大独裁者》，卓别林扮演的理发师，被人误以为是元首，他一直想摆脱这个身份，可当他站在万众面前，他迅即变成了一个和希特勒一样的，极具煽动性的演说家。
《大独裁者》是希特勒都要看两遍的喜剧电影
希特勒是在鼓吹战争将会为人类带来的取之不尽的好处，卓别林则在描绘和平的阳光终会照耀生存者的每一个缝隙。吊诡的是他们的腔调和神态何其雷同，仿佛这二者之间，只是演讲内容的不同。
但真的是这样吗？那些热烈的掌声要说明什么呢？《大独裁者》是部饱受赞誉的影片，但听了戴老师的课后（不过戴老师并没有提及这部电影），我觉得它还是被低估了。
《大独裁者》最后一句台词：“让我们以民主的名义团结起来。”这句自相矛盾的话，现在听来，犹为人不寒而栗。
9
我想我在这儿，就不用汇报我看了些什么电影吧，可以一说的是泰伦斯·马力克的满血回勇之作《隐秘的生活》。巧的很，也是关于二战的。
泰伦斯·马力克的新作《隐秘的生活》保持了他一贯的影像质感
一个很简单产生不了戏剧性的事情，却让马力克拍了近三个小时。我没有感到冗长，更不会感到枯闷。
他所阐明的主题，也没有那么幽深。讲的就是一个人对自我的忠诚，能够忠诚到什么地步。
这个忠诚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就是男主以宗教的态度，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不愿为那场人类的浩劫出半点力。
第二个层次是当时的民众对法西斯的膜拜，那自然也是一种忠诚。
《隐秘的生活》插入的希特勒段落
而这种膜拜带来了对应物，也就是第三个层次的忠诚。那是男主的妻子在岁月完全谈不上静好之时，仍负重前行。她对爱情的忠诚，与集体无意识所带来的狂热，以及靠这狂热来掩饰的懦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无疑是勇敢的，但影片也非常清醒地道出这种勇敢，是盲目的。
爱一个倒行逆施的国家和爱一个不随大流的男人，都是盲目的。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这个女人是何其幸运，又是何其幸福。她成了寡妇，但更永恒的事物，如一阵风，如风吹过的绿野，将永远伴随着她。
这里也探讨了自由。自由有两种，一种是你认为，一种是我认为。男主在监狱里，与律师交谈时说道：我是自由的。只有不违背自己的意志，自由才有实现的可能。
他被执行死刑的戏，非常好。全片有很多广角镜头，这一段是最美的。人在镜头下变形时的状貌，仿佛是在跟上帝打招呼，我就要来了。
10
回到这场疫情上来，很多人愿意把它与战争相提并论，并有了进入历史大叙事的自豪感。
战争所带来的流离与困守，应该很多人都体验到了。个人在生活与工作上的不适，以及更大的灾难（死亡应是其中的一支），都与战争有相近之处。
战争所带来的流离与困守，应该很多人都体验到了
但它不是战争，战争爆发前，要有非常周密详尽，并绝对有效的舆论准备。换言之，总有一方要师出有名。
新型冠状病毒不是，它比战争更突然，更无理性可言。假如说战争的理论是在前沿，而疫情的理论一定是滞后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编辑|徐元
排版|罐儿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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