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7月15日,唐玄宗逃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市西北二十三里)。随行将士发动兵变,处死宰相杨国忠,并强迫杨玉环自尽,史称“马嵬驿兵变”。 此后不久,太子李亨就在灵武自行宣布即帝位,是为唐肃宗,改元至德,遥尊玄宗为太上皇。
1936年12月12日,为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
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引起人们震惊的程度而言,到1967年夏天为止,“七二〇事件”是最大、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大事件”。林彪、江青等甚至说,武汉“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冲击毛泽东驻地。武汉“七二〇事件”曾震惊中央、震惊全国、震惊世界。
1.概述
“七·二〇事件”又称“武汉事件”,是一起发生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湖北武汉,部分群众组织围攻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人的事件。
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先后秘密抵达武汉,试图解决武汉地区两大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对立的问题。同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相当于中宣部长)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抵达武汉,二人倾向“工总”一派,引发“百万雄师”一派不满。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一派数百人(多数为军队士兵)冲入东湖宾馆将王力绑架带走,要求其回答问题。当日上午,“百万雄师”数万人乘汽车在武汉游行,武汉军区和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局势混乱。
当时毛泽东就居住在武汉东湖宾馆。在“百万雄师”揪“王、谢”的过程中,毛泽东一时怀疑武汉发生“兵变”。鉴于武汉的局势,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在周恩来的特别安排下,毛泽东当日乘飞机离开武汉。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唯一一次乘坐飞机出行(驾驶员是“九·一三事件”的飞行员 - 潘景寅)。
该事件后被中共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撤职并在北京批斗,大批相关人员被整肃,军区所辖独立师被定位“叛军”,撤销番号。湖北全省受牵连被打死、打伤、打残的官员、军人、平民18万4千人,武汉当地被打伤打残的有6万6千人,600多人死亡。此外,林彪、江青开始“揪军内一小撮”、“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对此后文革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2.陈再道其人
陈再道(1909.1.24—1993.4.6),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新村程家冲人。1926年4月起先后参加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1927年9月在大别山南麓参加秋收暴动后,同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随农民自卫军编入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起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排长、连长,第4军11师32团3营营长,红11师第31团团长、师长,红4军副军长、军长,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兼冀南军区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兼武汉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陈再道有以下经历不同于其他名将:
1)原本姓“程”,由于报名参军时将“程”误写为“陈”,从此就改叫陈再道;
2)红军时属四方面军,是张主席的部下;抗日战争开始,属刘邓的部下;
3)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七·二〇事件”被批斗;
4)其子陈东平:1962年年底因给台湾的特务机关写信被开除学籍、团籍、军籍,实行劳教处分。1980年左右调入河南省外贸公司,1983年“严打”时被捕,1984年4月在洛阳公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3.结果
7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百万人群众大会,;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出席,“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实际上两人算逃回北京,王力还负了伤)。此后,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而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都表示大力支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
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同日,撤销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指為叛军,徐向前元帅等人被指为其黑后台。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对“七·二〇事件”中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以及当时同情、支持这些群众组织的干部、群众及家属,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4.影响
七·二〇事件是文革斗争矛头转向军队的标志。作为中共中央最高喉舌的“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要揪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指出文革分三阶段,一阶段是揪文化战线黑帮(三家村等);二阶段是揪党政部门走资派;三阶段是揪军内走资派。但由于这一趋势引发军队不满,产生了反弹,江青等人由于估计到此举可能引发不测之祸,终被放弃。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抓(罪名是“反军乱军”“小爬虫”),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部份港台当时大陆专家则认为“七·二〇事件”是周恩来显现他在军队里实力之表现。
武汉“七·二〇事件”扑朔迷离,有很多版本的解读。以下是“小民之心”的版本。
“小民之心”的政治观点,本人不能苟同,但他关于这一极其复杂事件的解读,特别是毛、林、周及军方等政治力量的分析,我认为是最好的版本。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