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张维迎
来源：辛庄课堂（ID：xinzhuangke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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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市场经济，绝对不要忘了企业家。只从价格的角度，不能真正理解市场经济。但非常遗憾，过去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里，都没有企业家的地位。熊彼特曾批评，经济学家所谈的经济成长，像一部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真正的主角没有出场。拿利润的人是企业家，他承担着为整个社会组织、生产并且监督其他人的作用——当然，这里所说的企业家，不是指特定的某个人，是指行为的功能；是说在市场经济当中，有这样一类人，起着这样一个作用。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喜欢企业家，不重视利润，与不接受市场经济，是同一回事。

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困境
概括地说，企业家的工作就两件事：第一，应对不确定性。这是1921年美国经济学家奈特提出来的，他在其名著《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证明，没有不确定性，就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利润是对不确定性的补偿。第二，推动社会的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责任，不是技术专家的责任，技术专家只是在发明，创新是把发明变成一个有商业价值的东西。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每一种新产品、每一种新技术，都是对原产品和原技术的破坏。这是熊彼特在1911年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的重要观点。
中国的企业家和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家是否一样？从大概念来看，是一样的，无论中国的企业家，还是西方的企业家，都在应对不确定的问题，都在进行创新。但我们细分之后，发现不一样。
不确定性可以划分为两类，一个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一个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市场的不确定源于技术不可预测、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以及竞争对手的策略等因素，政策的不确定性是政策变化导致的。创新也可以划分为两类，一个是技术、商业的创新，比如说推出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商业模式等。另一个是制度创新，就是设计一些新的、可能和政府博弈的制度安排。
这样划分后，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的区别就显现出来了。西方企业家应对的主要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主要进行技术和商业的创新。所以他们的精力主要用来预测未来消费者是什么口味，未来技术发展的趋势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新产品才能赢得市场。而中国的企业家，太多地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比如说，要想这件事今天能不能做，明天还有什么事可以做，比如奖金能不能发、期权能不能搞，等等。他们大量的精力在应对政府，找出一些绕过现行政策的办法，进行所谓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用一个矩阵图表示，西方企业家落在西北角，中国企业家在东南角。
这样看来，在全球竞争的舞台上，中国企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消费者并不关心你整天在忙什么，工作有多辛苦，不会因为中国企业家比美国企业家忙多了，就给他们多付钱。他们只会在乎，你生产的产品是否比别人更好，你创造的价值是否比别人更大，并据此作出选择。所以中国的企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这不是凭空而讲。大家可以调查一下，中国的企业家是不是要比外国企业家忙。外国的企业，无论多大的老板，都会有自己的休假时间，和家人聚在一起。而中国的企业家，很少有时间休假，甚至没有礼拜天。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太多来自政策的不确定性要应付。今天合法的明天不合法，今天能做的明天不能做，这个部门说行的那个部门说不行，企业家只能穷于应付，无所适从。
政府最应该只做一件事：保护产权
为了完善市场，政府应该做什么？就是很好地界定产权、保护产权。只要政府真正做到这一点，真正保护人们的自由，每个人都会运用自己的优势，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达成合作，整个社会很快会富裕起来。

没有政府，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政府本身也是市场的一种需要。但问题是，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跟企业不一样。企业不创造价值就不能获得收入，政府即使不创造价值，通过税收也可以获得收入。所以，很多政府的行为就容易超越自己的职责界限。另一方面，像前面所说，很多人缺乏理性思维，看到社会中出现某种问题，没有弄清真正的原因，就请求政府干预。实际上，许多情况下，政府干预越多，问题越大；问题越大，对政府的需求就越多，结果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比如现在新的劳动合同法，为了保护劳动者利益，在合同雇佣、解雇条件中对企业做出了太多的限制。这对中国的劳动者有好处吗？不会有好处。从各国的经验研究可以看到，美其名曰保护劳动力的法律，结果得到最大损害的是劳动者。因为你在雇佣工人、解雇工人的条件限制的越多，企业就越不可能发展，工人找到工作就越难。
再比如兰州拉面限价，很多人觉得是保护消费者。但研究一下，一旦兰州拉面的价格被规定之后，又可能变成了政府部门寻租的一种办法。比如给面划等级，哪些餐馆一碗可以卖到四块，哪些可以卖到六块，因此就要申请执照，餐馆老板就得找当官的走后门，腐败现象就来了。而消费者得到什么好处？什么好处都得不到。
退一步说，如果真能保护消费者，那谁来保护生产者？那些开面馆的人不是大富翁，很多是夫妻店，可能要养老人、孩子，现在的生活费用这么贵，你不让他有适当的利润，一家子怎么生存？市场价格是一个中庸之道，它要平衡不同人的利益诉求，越有竞争，平衡越好。
所谓竞争，并不是说一个行业有很多企业，而是政府允许自由进入。在中国，石油、电信等行业经常受到批评，真正的问题在哪儿？是政府没有把行业放开，只允许一部分企业做，不允许另一部分企业去做。要使中国的电信企业、石油企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解除行业进入的管制。这样，即使没有企业马上就真正进入，仅仅由于潜在的竞争威胁，他们也会努力迎合消费者。
任何限制竞争的做法，只对少数人有利。资源配置要么按市场，要么按特权。如果不按市场，一定会按特权。任何限制竞争、人为地限定价格的办法，最后只能让少数有特权的人得到好处。
摘录自作者《市场的逻辑》第34-39页，理想国/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文字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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