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5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活动的基辛格表示，美中50年前这一接触的初衷符合历史潮流和两国利益，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双方应着眼长远，加强战略沟通，继续开展各领域对话交流，使美中关系超越分歧、聚焦合作。

这与美国知名中美问题观察家彼得·沃克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其新著《大国竞合》的封面上印着一行小字：超越“认知藩篱”，寻求发展共识。
而在“大国”和“竞合”之间，也有三个醒目的词语：强大、不同、平等。
▲书封面图
承认彼此的强大、尊重彼此的不同，追求彼此的平等，才能实现真正的大国竞争与合作，正如外交部副部长谢锋7月26日在天津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会谈时所说，中方愿与美方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美方应该改弦易辙，选择与中方相向而行，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平共处。
大国之间难免竞争与合作，但一些美国政客、媒体甚至学者也在叫嚣中美对立，提出了所谓“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而在这其中，对抗遏制是本质，合作是权宜之计，竞争是话语陷阱，这些都与真正的竞争与合作相去甚远。
与他们相比，沃克的声音可以说是非常理智的。能做到这一点，除了他曾造访中国80余次外，还因为他追溯了中美差异表象背后的历史、文化根源。沃克指出，中国拥有独一无二的历史和文化，美国亦然，两国的模式都非常成功，但又截然不同，这导致美国人对中国人产生了误解。
那么，应该怎样消弭中美之间的误解？我们就此书面采访了彼得·沃克先生。
“美国需要同中国妥协的意愿”
《参考消息》：您在《大国竞合》中指出，中美在很多核心维度上都是迥异的，而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两国的历史和文化。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强调“双赢”，但目前美国政府对中国有竞争、合作和对抗三种态度，您认为应如何避免中美关系在竞争与合作这两个选项之外滑向对抗这个“第三选项”？
彼得·沃克：中美两国利益在多个关键领域是一致的，比如保护环境、防止核扩散、预防未来暴发大流行病、消除全球饥饿、打击网络犯罪、解决难民危机和探索外层空间等。表面上，拜登上台后美国重新支持全球性机构和全球性协议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美中合作程度是否足以产生长远结果还有待观察。那需要认认真真的互谅互让，需要同中国妥协的意愿，而这些对美国来说仍是尚不具备的新立场。
对竞争的消极看法，令美国对华变本加厉
Q：近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度洋-太平洋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说，美国正进入与中国激烈竞争的时期。中国回应说，单纯用竞争来界定中美关系是完全错误的。您认为如何定义中美关系才是恰当的？
A：美中两国文化差异是真真切切的。它们的看问题角度视具体情况而定。美国的视角兼具犹太教和基督教根源，有二元性，对善恶、输赢分得清清楚楚，认为竞争引起的紧张关系是健康的、积极的。中国的文化植根于儒家思想和道家学说，寻求和谐与平衡、争取双赢。竞争意味着有人赢、有人输，因此具有消极色彩。问题不在于谁对谁错，在于要相互理解和包容而非评判对方的立场。
对竞争的积极看法是，双方都有前进的动力，从而营造出一种双赢。技术的进步往往最终由所有人共享，并不局限于创造了进步的人。当一方试图削弱另一方时，就像最近美国禁用华为设备从而损害中国，竞争就变得消极。假如美国的对策是投资开发自己的5G技术来打造性能更好的5G模式，那就会是积极竞争的一个例子。积极竞争会带来更快步伐的积极变化，所有人都将从中受益。  
Q：您对中美文化差异的描述很客观。然而，美国主流媒体不愿意发表您写的文章。倡导“中国崩溃论”的章家敦在西方媒体上却很活跃。您认为症结在哪儿？
A：美国政府给中国贴上“战略威胁”标签的那一刻也正是强烈反华偏见在媒体站稳脚跟的时候。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称中国为战略威胁等同于称之为“敌人”，这同样是“善恶”文化心理作祟。这种观点不仅得到了特朗普团队的强化，而且受到其鼓励，他们开始把中国称为“邪恶帝国”。当特朗普意识到他对新冠疫情的处理不当威胁到他的连任时，他变本加厉地抹黑中国，指责中国导致美国的蓝领就业机会减少，指责中国没有遏制住新冠疫情。
面对特朗普挑起的反华情绪，媒体发表有关中国的负面文章，采访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人，那些人总的来说大错特错。不用说，我关于美中两国的不偏不倚观点基本无人理会，因为它与美国许多媒体已经接受的核心反华论述背道而驰。 
“美国商界可成为改善美中关系的积极力量”  
Q：最近中国领导人再次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您认为中国故事应该怎么讲？对讲述中国故事的中国学者和媒体人，您有什么建议？
A：他们需要的是一种持续的多管齐下策略，逐渐确立一个更加积极和凿凿有据的中国故事。我想到了可以在以下方面有所改变：
第一，强化政府决策的指导原则和考虑重点。中国一直坚称，它会做最符合其利益的事情，并希望其他国家也这样做。中国的考虑重点也一直非常明确，那就是给人民带来繁荣、维护稳定、捍卫主权和赢得全球尊重。这一简简单单的介绍就能解释中国的绝大多数决策。在重大决策的背景下不断强化这一框架将逐渐消除围绕中国决策过程的神秘色彩。 
其次，如果不积极与美国政府和活跃在中国境内的美国企业进行接触，那么，把中国故事讲得更清楚透彻是不够的。与拜登政府的交往可能会远比与特朗普政府的交往更有成效，原因有多个。拜登在本质上是谈判高手，深谙互谅互让之术，而那与中国追求双赢是一致的。对双赢的兴趣也适用于贸易禁运和制裁等双边问题，在特朗普统治时期，这些问题总是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贸易是最好的例子。此外，与特朗普的彭斯、蓬佩奥、纳瓦罗和波廷杰团队不同，拜登的团队比较务实，谋求与中国接触。
美国商界对在美中之间制造紧张气氛的意识形态问题不感兴趣。其目标主要在于创造长远内的价值。在中国做生意或者与中国供应商做生意取得成功的企业比大多数美国政府官员更了解中国。他们了解中国政府强大且无处不在的作用，他们明白，如果他们不保护自己的战略资产，中国企业就会加以利用。他们知道面子和人脉的重要性。总之，美国商界可以成为改善美中关系的积极力量。
采访 | 唐立辛
翻译 |何金娥
微信编辑 | 许海婷
微信审核 | 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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