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互联网环境在以自由落体的速度恶化。
最近的事情依然令人困惑，不管是针对奥运选手的各种攻击，针对清华大学录取赠书《老人与海》的攻击，针对除鸿星尔克外一切其他品牌的冲击和谩骂。这仅仅是最近两日，一些争议颇多、比较显著的事件而已，密度已经令人窒息。
分辨这些事情的对错，我们应该相对容易达成共识，这些是存在偏颇的错误。但这铺天盖地的争论已然取得最大声量，多多少少是有点绝望之感。
但在绝望之中仅仅呼吁不丧志，不愤而以恶制恶，不丧失对生活的想象力，以“破罐破摔”的方式应对之，恐怕无法再取得更好的结果。
今天，我们依然想就当下的环境，来谈谈“常识”——这一次是社会分工。
常识有浅常识、也有深常识，浅常识例如“温和好于激进”，“尊重宽容好于敌对冲突”已经难有存身之所，不管如何重复都很难改变。所以，也许我们得从我们生活的线索中，寻找一些更深的常识来应对。
文 | 李厚辰
01.
这不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正邪之争”
共识当然已经彻底丧失了，一切事情都可以爆发激烈批判情绪，以至于到了清华大学校长赠予新生《老人与海》，和奥运运动员赛后失利发自拍都可以引爆骂战的地步。
图片从左至右：清华大学官微分享新生赠书（今年为海明威《老人与海》，去年为费孝通《乡土中国》）；网络热议评论两则。
我们过去会将这些言论斥责为“非理性”、“阴谋论”、“上纲上线”，或者认为其不够包容，不够有沟通理解的倾向，或认为这种说辞太“情绪化”。
从某些角度来看，这些理解都是对的，但从长期互联网言论场的气质转变来看，这种批评和讨论的阵线当然已经失守，这些道理也很难再有触动。
现在只能换个视角来看待这些观点的差异，我们和他们并不是理性程度的差异，宽容程度的差异，道德水平的差异，而可以是另外一些更重要的问题。
我们需要建立新的谈论问题的根基，来看待这些“理性”的行为。
在“亏损但仍宣布捐款5000万元”后，对鸿星尔克的“野性消费”，实际上并不野性。
我们平时的“冲动消费”才是真正的野性，仅仅因为情绪的压抑或宣泄，或对短暂乐趣的追逐，就超出收入水平地消费，这是真正的野性，被巴塔耶称为“耗费经济”的东西，被我们修辞为“冲动”。
但对鸿星尔克，包含了对捐赠的感谢，对其“心酸”的共情，支持国货，却可能是另一种上千万人共同行动的快感。而这个品牌本身的价格并不贵，一次即使消费两三双，其价格可能才是冲动消费一次的价格。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消费完全理性，有完整的道理支撑，我们将其修辞为“野性”，这里面有一点点反讽的意味，倒像是发明一个异己，让我们平时真正的“野性消费”变得寻常。
这样全然有理有据的理性，与涌入其他直播室的谩骂指责，是一条逻辑上的两端，A行为值得夸赞，与A相反的行为则面目可憎，可以说这样的想法有点简单，有点单一维度，但绝对不是“非理性”或“愚蠢”。
其他行为也是如此，一个真正相信Nike触碰到某种价值底限的人，当然会认为这个底限远超一个人在体育赛事的表现，这是一种在他心目中的“价值排序”。
我们和他人有不同的价值排序，因而导致的矛盾非常常见。对于我们高“价值排序”的事物，我们通常也寸步不让，很多时候，这也让他人很难理解。
另一个例子，清华赠书这事件背后当然也看起来很“理性”：假设我家和邻居家闹得不共戴天，邻居家恰好是做衣服的，在矛盾尚未化解的周期，我在家里穿邻居做的衣服，夸奖衣服好，当然也会被当作“不正确”的行为，会让家里人情感上难以接受。
这与之前的很多文章形成一种共鸣，也就是，我们尝试理解一切“公正”与“理性”背后的相似之处，理解很多看上去破坏性极强的行为背后的“公正”底色，不把这些事情看作是“非理性”和“背德”的行为，更不把对方看作坏人，那不过是另一种“公正”的逼迫和需要。
因为如果陷入彼此的“正邪对立”而指责，一直困于互相列举事实、完成互相的论证链条，那所谓的沟通和理解就无从谈起。
我们反思的是公正的深度，而不是营造表面的正邪对立，这是固守更深常识的开始。
02.
分工的引入
上面的部分未免让人觉得人人有理，人人各有关切，各自视角下都可以用自己看到的事实，构成天衣无缝的逻辑。这反而陷入相对主义，认为相信什么都可以辩护，而无法沟通。
图：《兔子共和国》
并非如此，我们只是想从当下各执一词中找到个别的视角，来从分工的角度看看。
律师与检察官的这一组对照是最好的例子。其实到今天也还有人不理解律师的价值，认为律师就是替坏人说好话，反过来看，检察官也是一样。在明明有“瑕疵”之处一再要证明一个人有罪，单从这一件事来看，也很难为这种行为进行辩护。
但这种分工集合到一起，却形成了人类到现在为止，较为合理公正的制度，因为人与人的立场存在对立，因此这种在抗辩上的分工，就推进了整体的善。
很多人也不理解金融从业者的价值，认为金融业不产生任何效益，却赚得盆满钵满，但实际金融业提供的分工价值就是市场的信息流通，这种信息流通在促使市场可以为企业“估价”，而这种估价是一切市场行为可能的基础。
这是一种分工中的价值，单独拿这一点来看会觉得没什么意义，但放进整个分工系统里，却不可或缺。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却能和今天要讨论的事情结合起来。
灾害期间捐赠，也肯定是一件好事，这个不用吹毛求疵。但假设我们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考虑捐赠的合理性，试想以下的情况：
假设有人欠两位朋友各3万元，已经过了他承诺的偿还周期，现在灾害当前，他变卖一些财务、凑一些已有钱，向灾区捐去6万，这个行为博得满堂彩。
那两个债主朋友会如何看待这个事儿呢？如果他们认为，你有钱是不是优先还给我们，他们会被看作缺乏同情心吗？这个捐款，又是不是慷他人之慨，借花献佛呢？
如果有一家企业，还欠着员工20万工资，现在拿出20万捐款了，员工质问，是否可以说：灾区比你们更需要用钱。这个行为就获得了辩护呢？
实际上不行，因为员工如果迟迟拿不到薪水，也许公司旁边的餐厅收入就要下降，餐厅收入下降，餐厅老板的支出和他向下发工资就要出现问题，经济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第一个例子也是一样，企业负债经营是常态，只要按时履约，没有任何问题，但不按时偿还他人，也许他人的负债也就无法偿还，三角债的问题就是这样发生，严重的时候，一个地区的经济都要拖累。
这就是分工的视角，人们对这样的一个分工系统负有责任。这个责任是契约责任，不管是雇佣的契约，债权的契约，投资的契约，一个分工系统中的人需要满足和履行这些契约，来维系着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和发展。
这对我们非常重要，其重要性直接关系到整个经济系统的根基。
03.
分工的审慎美德
在法律中，面对契约，有一种义务称为“审慎义务”，就是说你在对他人负有责任的时候，最好谨慎行事，多多考虑，不要鲁莽意气用事。
这会让一个人的面目不那么拥有一种外显勇猛的道德光彩，试想企业家A面对灾情大手一挥，直接捐出全部现金流，这当然是一种毫无私心的慷慨；而企业家B可能谨小慎微而显得抠抠索索，捐出现金流的10%，这在当下的网络上多半是要挨骂的。
我们要学会更接受和赞颂后者的美德，在一个分工社会，审慎当然是一种美德，能以诚实的方式顾好自己在契约上的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这让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给予了“理性”的例子，即站在捐赠视角，当然奔赴其他品牌的直播间，斥责他人。在“分工”的视角下，这种理性已经肤浅了。
任何一个企业的“本职”，是获得在自己领域的竞争力，力保员工和上下游供应企业，以及投资人的利益，在这件事情上做好，并不逊于一个企业在捐款上有多出力。我想鸿星尔克的董事长吴荣照提出不要“神话鸿星尔克”，也是这样的考量，即明白企业的“本职”何在，什么企业最值得受到夸赞和关注。
在鸿星尔克宣布捐款后，其他品牌直播间涌入了大量的谩骂与“逼捐”，图片源于网络。
那些网民们涌入攻击的直播间，恰恰是在分工社会里做着本职工作的人，或者与这些企业签订了契约的直播服务商，而这种“逼捐”的道德热情，虽然可以理解，但却已经冲击了分工的“本职”。
这种冲击，不论奖惩，都会带来很糟糕的结果，因为企业的运营依靠企业家对企业综合的考量和运作，没有企业能够靠投机长期存活。整个社会要学会以合理的方式奖励和应对企业行为，这次对鸿星尔克的感谢式消费当然道德又理性，但这个“奖励”及后续行为冲击了企业的和行业的本职，带来的恐怕是更糟糕的效果。
如果服装业的竞争不再是在服装领域的耕耘，而成为在灾害时的一种道德激情。如果很多企业效仿此事，在下次类似事件中一掷千金，却无法得到合理的回报，而导致企业现金流断裂呢？或是有的企业为了避免风险，一面在捐赠上一掷千金，一面在营销上一掷千金，这是不是又会被看作虚伪呢？
社会对企业的奖惩，如果都脱离了企业本身的运营事项，而在一事一地中，针对某种显性的善恶，而给予企业过重的奖惩，毫无疑问都是对企业分工中审慎考虑的扰动。
因此，尊重企业的本职，这件事很重要。当然，也要尊重人的本职。
例如对于运动员，基于比赛结果的好坏进行评价，当然合理，我倒不认为对体育竞技结果的失利不能报以失望甚至谴责。运动比赛有输赢，面对失败可以安慰鼓励，是高道德的要求，不至于要把这个作为一种道德底限。
但超出运动员的“本职”，在个人的“价值排序”上找一些其他事情开始攻击，以至于自拍的表情都可以找出问题，这就太造作了。
04.
尊重本职外的自由
因此，提出这个分工的善，和尊重“本职”，就是要尊重本职外的自由，也为行为划界。“本职观”可以帮我们克服诸如个体价值排序的永恒冲突。
图：《一切善良的市民们》
一个企业或个人，是否有不捐赠的自由？当然有，那一个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最重要的人，当然也有谴责的自由，但却没有去冲击其余品牌直播间的自由。因为发生在直播间中的事情，显然涉及一个企业与他的供应商的契约履行，企业的“分工本职”。
一个运动员，是否有消费的自由，是否有自拍的自由，有获得快乐的自由？当然，你可以在你的价值排序下，表达某运动员的某种行为你不喜欢，提出意见，但我们没有理由去到他的内容下谩骂，甚至对其提出各类要求。
这会改变我们评价很多事情的视角，我们是否还要去评价一个企业对社会整体的影响是好是坏？我们是否认为应该禁止炸鸡店，因为他们提供的食物不健康，会导致肥胖？不会，因为炸鸡店不为社会整体健康与公平负责。或者说，没有一个单独企业要为社会的整体健康与公平负责。
例如外卖企业，他们在各种灾害中的捐款重要吗？在我看来，这就远不如他们可以提高送餐员的收入和待遇重要，不如它尽力让餐饮企业多赚钱重要。
如果社会因为某个企业敢于在社会认为正确的地方一掷千金，因而他“本职”的义务就可以被原谅，这才是舍本逐末。
因此我们宁愿服装企业做好产品质量和品牌，平台经济企业顾好服务者的安全和劳动权益，运动员努力提高水平，律师为代理人尽可能争取权益，金融市场做市商诚实专业地撮合，一部分老师就是努力提高学生成绩，记者把看到的事实如实报道。
好过于他们所有人都要考虑其他人的价值排序，都要考虑对整体“善”的影响、算计，来想自己的姿势摆得对不对，话说得合适不合适，从而动作变形，进退失据。
所谓自由，就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在他的“本职”，即契约责任完成外，可以享有的自我抉择的权利。
05.
一个不该被忘记的常识
这个“常识”，却远远不是个新东西。
基于分工社会的契约“本职”，而不必牵涉其他价值，不必顾忌其他正确性的自由和权利，可以说是近代史中划时代的一步。正是从这一步之后，我们的经济迎来发展和腾飞。
互联网与契约社会在这一点上背道而驰，因为互联网很不擅长展示历时性的履约过程，展示审慎。但却擅长展示一瞬间的言行、符号，以及衍生的言论爆炸与冲突。
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互联网冲击和改造了社会的共识基础，让我们再一次脱离企业与人的“本职”，而陷入就单一言行正确性的冲突中。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们为彼此发明了大量罪名，大量纪律，大量新的修辞，并针对这些东西针锋相对地争斗。回到文章的最初，互联网这种自由落体式的恶化，就是我们发明的这些纪律和罪名已经几乎覆盖了人们的一言一行，只要稍有动作，就总是触碰了某种整体的“大是大非”。
针对所有这些，我们激烈地赞同、支持、反对、驳斥，进一步从一两个网站，蔓延到全网，甚至蔓延到线下，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毕竟是一个分工的社会，分工的社会也有自身的问题，公正的问题、分配的问题，系统本身多有瑕疵。
“本职”的观念没有要排除一切批判和优化的可能，却是要超越流行话题和社会巨大价值，在每个人与组织的“本职”上谋求改变。
图：《旧世界群像》
今日的争端和混乱本身已经足够骇人，但如果所有这一切我们发明的纪律和正确，竟然进一步瓦解了这个分工社会各个部件的“本职”，带来一种链条性的失序，那我们在近代史中取得的繁荣和成果，则可能化为泡影，这只会带来更严峻的问题。
我们急需回到这个常识，关心常识中的事。
*本文原名《跳出大是大非，回到分工社会的最基本常识》，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看理想平台立场，欢迎提供不同意见的讨论。
文章头图来自《人啊人》，编辑：苏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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