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综合南财智库、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
2020
年,在中国债券发展违约史上,空前值得铭记。
11月,AAA级国企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突发债券违约,震惊市场,冲击了业界对高信用国企债券的“刚兑”信仰,且迅速蔓延。弱资质地方国企债遭抛售、二级市场大跌、债券基金净值大跌、机构全面风险排查。
纵览全年,2020年整体的信用违约状况如何?
自2014年中国债券“违约元年”至今,第三次信用违约潮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与前两次相比,有何不同?2021年债券趋势何在?
2020年债券违约概况
突如其来,先后20多家发债企业新增违约,10月某集团违约、11月永煤集团违约达到“极点”。
本报告从2014年的数据开始梳理,勾画出近几年债券违约潮的全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2014年:打破刚性兑付,违约尚属个案。
2015-2016年:经济增速下滑,过剩产能违约,为第一次违约潮。
2018-2019年:非标融资收缩,民营企业违约,为第二次违约潮。
2020年以来,国企违约增加,刚性兑付预期进一步打破,国企信仰边际恶化,为第三次违约潮
2014-2020年这三波违约潮呈现以下特点:

违约金额、违约率波动上升
从违约债券余额看,我国信用债违约余额从2014年呈波动上升趋势,2018年后大幅增长,2020年余额已突破2000亿元,达到2315.73亿元。从违约债券数量上看,从2014年的6只,上升到2020年的217只。

从金额上看,从2014年的1.96亿元上升到2020年的1621.05亿元。2018年后大幅上升。
违约率方面,违约债券金额违约率1由0.01%逐步上升到1.73%,爆发点从2018年开始;违约债券数量在2018-2019年爆发后,2020年下降至1.93%。
民营企业债占主导
2020年国企违约量提升
从主体看,2020年以前民营企业违约占主导,以后国企违约风险明显提升。数据可见,2020年民企债违约余额1079.14亿元,国企债违约余额972.83亿元。

违约地域分布上北京居首
从地域分布看,近两年违约区域集中分布于中原地区和东南地区,其中北京连续两年居首位,其中北大方正债券量大,余额较高。
评级分布上高等级债券违约增加
从评级上看,C评级占据其中绝大部分。
近两年高等级债券违约情形增加,A(含AAA、AA+、AA-、AA、A-1、A-2、A+)评级)以上占比由2019年的22%,上升到2020年的31%;B评级(含BBB、BB+、BB、B-、B)以上占比由2019年的9%,上升到2020年的11%。
考虑到违约评级的滞后性,我们将首次违约的发行主体,往前一个月追溯评级,可见近两年集中在AA及以上的高评级。
从首次违约时债券余额占比看,A评级近两年分别占比为75.6%、54.4%,B评级占比由2019年的16.9%上升到2020年的27.4%,C评级由2019年的16.9%下降至0%,债券违约往高评级主体迁移。
2019-2020年违约债券违约前一个月主体评级占比
行业分布上由少数行业扩散
呈现分散化态势
近两年违约债券相对集中,违约余额较高的行业分别为综合、计算机、汽车、建筑装饰、房地产等,最低的分别为建筑材料、国防军工、钢铁、电气设备、非银金融等行业。主体最为集中的是综合行业。
一方面,该行业发行人数量多;另一方面体现出特征上的规律:过度多元化更容易违约。
违约原因多样化
发行人因素占主导
根据国盛证券研报统计,汇总2020年债券违约因素,受环境因素和行业因素影响的违约企业较少,发行人的个体因素为主。
2020年新增违约主体主要违约原因
永煤违约的发生及处置,或将成为中国债券发展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

永煤及华晨的违约,均被市场认为是地方政府选择性的违约行为。
即地方政府和地方法院为了保护当地核心资产,在处置资产可供偿债的前提下,划转核心资产从而违约。矛盾的是,地方政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
这种不对等地位,使市场投资者难以基于现有的法律和制度分析企业信用,债权人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从而引发弱资质地方国企债遭抛售、二级市场债券大跌、债券型基金被赎回净值大跌、投资机构启动全面风险排查。
此后,央行及时投放流动性,交易商协会启动了自律检查机制,国务院金融委召集会议,规范债市发展、维护债市稳定工作。此轮违约风波逐渐有所平息。
本轮违约潮特征明显
中国债券市场违约史,从2014年开始。此前我国信用债券市场一直保持刚性兑付,投资者大多只看重收益率,忽视发债主体自身风险和区域的风险。

从2014年“超日债”违约,“刚性兑付”被打破,违约现象愈演愈烈。
与前两次违约潮相比,近两年的违约潮具体特征如下:
违约行业“去中心”化
各行业均现违约
违约行业从周期性产能过剩行业蔓延到消费业,再向各行业扩散。2020年违约集中于综合、计算机、汽车、建筑装饰、房地产等。民企则主要集中于综合、化工、建筑装饰、食品饮料等。
2014年首只信用债违约后,同年仅少数几只债券出现违约,总金额较少。
2015-2016年违约债券发行主体集中分布在一些产能过剩行业。自2018年以来,违约企业的行业开始分散化。
2020年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承压的新增违约主体较多,如汽车、建筑装饰、房地产等,这与疫情叠加导致的现金流减弱有关。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消费、交运行业后续需重点关注。
国企“光环”消解
传染性增强
此前两轮违约潮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结果,而本轮违约潮是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大,与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影响、地方政府财力弱,难以救助辖区内国企所导致的。
2018年违约主体以民企为主。此后民企债券违约增多,伴随资管新规出台,非标融资渠道和整体信用收紧,民企非标融资的缺口大大影响流动性,导致违约事件增加。
同时,受政治风险、监管风险、再融资风险等因素影响,2018至19年,高信用评级主体违约也在攀升。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成为首个AAA主体评级的违约企业,其他一些AAA企业也陆续出现违约预警。
民企债违约的趋势在2019年下半年呈缓解态势,违约总额为1445.68亿元,2020年减少至1079.14亿元,降幅为25.35%。
民企的扎堆爆雷令机构投资者抱团国企债,导致市场对国企的信用风险筛选不足,低资质主体得到充裕的资金,风险进一步积聚。2019年至今的信用债市场都处在对国企的信仰重塑过程中。
整体来看,2020年民企违约情况有较大改善。国企违约超预期,国企违约数量并未明显增加,但违约余额提升明显。
自2015年天威集团违约打破国企刚兑信仰以后,国企违约规模走高。
回顾过往案例,多是企业激进扩张、行业环境下滑、股东支持减弱等因素的结果,违约事件具有个体特征,因而对市场的冲击有限。而2019年的包商事件打破了市场对银行刚兑的认知,影响程度大,恢复时间长。华晨和永煤违约,打破了市场对具有核心资产、大规模、区域性强国企的刚兑预期。
高评级违约明显增加
并呈现“弱集团”主体违约趋势
如北大方正,业务集中在子公司,母公司承担融资功能,起到壳平台作用。业务盲目多元化,忽略主营,导致偿债能力减弱。
高风险省市债券风险高企
地域分布上,2020年违约主体扩大到吉林、辽宁、天津等地方债务压力高的地区,且以地方国企为主。
例如盛京能源、天房集团。这些国企有两个特征:一是盈利能力弱,如盛京能源,2018年以来一直亏损;二是资产负债搞,现金流紧张,比如某集团、永煤。
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各项经济指标大幅下滑,政府财政收入承压,财力削弱,在疫情下“大基建”窗口期开启,城投企业作为城市运营商参与度高,伴随着各部门支持企业融资相关政策出台,政策调控上对城投企业的再融资支持力度上升,市场再融资环境放宽。下一步违约或将首先发生在产业类资产占比高且质量差的平台,这是目前发生风险事件的平台共性。
梳理以往数据,城投风险主要有2018年“农六师”、2019年“呼和经开”、2020年“沈公用”,上述三事件在当时都很快得到了解决。
城投的投资逻辑更多基于地方政府财力和偿债意愿的评估,辅以财务报表的分析。城投报表分析的核心点在于财报科目背后其与政府的关系,需要重点关注产业类资产对应的风险。
违约共性:
行业下行叠加个体经营恶化
纵观2014-2020年的债券市场,从三次违约潮的共性来看:

行业下行
发行人个体经营恶化因素叠加
几乎所有企业的违约企业都是内外部现金流收缩影响造成的。管理层频繁变动、激进扩张、股东违规担保或占用资金等,内控风险加剧。多数企业在违约前都面临债务压力锐增或短期偿债能力下降的危机。其他因素还有:股权质押、对外担保等。
而因此给投资者带来的警示:
一是对于以上市公司为经营主体的企业,股权质押过高导致股价下跌,使母公司失去控制权。
二是实际控制人对发行人影响过强,控制人可能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三是对某些实控人股份和董事长席位不占绝对优势的民企,前几大股东可能出现控制权争夺情况等。
房企类违约
受到房地产融资收紧政策影响
泰禾集团、天房集团、三盛宏业均为资金密集行业,资本支出大,但国家坚持“房住不炒”,融资政策进一步收紧。
对于在地产之外多元化经营的房企需保持警惕,尤其是债务结构不合理、杠杆率偏高、短期偿债压力大,盈利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一般的民营房企需要保持关注。
2020年下半年以来,监管先后出台“三道红线”、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融资集中度限制等政策,使得具有“高杠杆、慢周转”特征的企业风险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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