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1991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Reader)、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香港大学《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等教职。2013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16年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的体制与发展、“软预算约束”、法与经济学、金融与经济增长、金融监管及政治经济学等。此处略有删节。
1967年12月，带着一腔热血为了自己并不清楚的“革命”目的，为了了解中国社会，为了了解农村，为了了解农民，为了做一番自己并不了解的“伟大事业”，离开了家庭，告别了同学，同几百名陌生的北京的中学生一起，来到了黑龙江绥滨农场。虽然那时不满十七岁的我，心里怀有诸多混沌，但是有一点却是从那时起就变成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欲望，那就是对于了解社会的渴望。
我在绥滨农场的近十年时间里，有过喜悦，有过欢乐，有过痛苦，有过绝望。同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工作了十七年），在哈佛大学（前后学习和兼职工作了十五、六年），和在清华大学（包括附中、研究生院及经管学院，在那里前后学习和兼职工作了十四年）相比，绥滨农场，特别是绥滨农场十五队，或九团二十四连，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地方。可是，她那极端时代的政治色彩，使她同所有我经历过的任何其他地方绝然不同。她在我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对我来说，她是无尽的土地，是日出日落，是荒野，是草原，是农场，是工厂，是圈舍，是医院，是工地，是斗争会，是监狱，是地狱，是折磨，是残酷，是友情，是人性，是爱情，是幽默，是舞台，是音乐，是欢乐。但是，超出所有其他的一切，她是学校。是我一生里最重要的学校。
用公认的内容度量，我的高中、大学的知识都是在这所学校里学习的。但是我在这所学校学到的内容却远远超出通常大学里所能学到的知识。
在我们到达绥滨农场生活了一年之后，也就是说在我到了这所学校一年之后，毛泽东发表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在这所学校学到的远远超出大学的知识就来自那些朴实的农民。从那里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了许许多多在城里不可能知道的历史真相和社会真相。在这里，我想借此机会，把我的一些零星的记忆记录下来。
马号和乡亲们(我的老师)：
当我们刚刚到了第15生产队时，知青是被统统集中在一起住的，每间房子能住二三十人。当时我觉得这完全违背了自己来农村的目的。因此我就去寻找什么地方能有机会和农民住在一起。于是发现了马号可以和老职工住在一起，便把行李搬到了马号。就这样决定了我在绥滨农场的将近十年里，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马号里放牛，喂养牛马或赶车。
现在能回忆起来的马号的老职工，有这么几位，老陆——陆书坤、老沙、李宏福、老周头、马瞎子还有张瞎子。
老陆——陆书坤是贫农。是山东梁山人，有点梁山好汉的气质。老陆始终对我很和善，时常把我叫到家里吃饭。在我被打成反革命的日子里，记得他曾经用一种很特别的口气批评我愚蠢，要我远离政治，过好自己的日子。有时候，他们还会从家里带些好吃的东西送给我。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的这些行为在我的精神上都起着很大的支持作用。
他父亲叫陆持勤，是老八路，我同老陆家关系相当亲密，老陆头——陆持勤经常会跟我的牛车。老陆头抗战时曾在八路军刘伯承的部队里。他原本没有文化，是在刘伯承的部队里学到了一点文化。他经常会讲些很有趣的故事，例如抗战时期在梁山地区同鬼子的拉锯战。他对刘泊承佩服得五体投地，直到和我聊起当时的事情时，他依然常会兴奋地讲到他在八路军文化课里学到的知识。比方说：月食是怎么产生的？他说，因为地球绕着太阳转，月亮绕着地球转。就这么一嘎悠就嘎悠出个月食来……。
1957年，许成钢（右二）与父亲许良英、母亲王来棣和弟弟在北京展览馆
老沙是东北当地人，贫农。是很典型的东北人，比较严肃，他的业余爱好是打猎。冬天我同他一起出车，多次见识过他用各种方法猎取野物，譬如：下套子，下夹子，放炸药，当然也会用猎枪，从天鹅，野鸭，兔子，到狍子，猎捕的猎物无奇不有。
李宏福也是东北当地人，贫农。但是他父亲被指控为恶霸，在土改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在斗争会上被群众给乱石打死了。李宏福是一个极端聪明、身体又极其强壮的东北汉子。他是技术非常全面而且智力水平很高的人。从最重的力气活，如抬木头，到最技术的活，如训马，他都是在马号所有人里最棒的。最烈性的马匹也被他训得服服贴贴的。他在马号院子里驯马，就像马戏团的。
老周头，也是贫农，经常跟我的车。老周头的经历很有趣。他曾经是国民党精锐部队远征军的炮兵。在抗战时随远征军曾出征到了缅甸，辽沈战役时被俘虏，才变成了解放军。由于曾经多年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所以在文化革命中他胆子很小，并且非常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历史。（此次有所删节）
马号还有另外两位有趣的人，一个叫张瞎子，一个叫马瞎子。这个马瞎子是个贫下中农，是个老实人，但比较糊涂，体力也较差。因此，他基本上是总被人看不起，或被人欺负。其实多数欺负他的人还都是贫下中农。
而张瞎子曾经是个地主，作为地主，张瞎子还有些技术。除了赶车等农活以外，因为他家是地主，曾经开有粉坊。在东北农村粉坊很普遍。所谓粉坊就是用土豆制作成淀粉，再用淀粉制成粉条。张瞎子特别邋遢，冬天经常鼻涕哈拉的。老陆喜欢和他逗着玩，就开玩笑说，张瞎子漏粉时是鼻涕和粉一起往下流，也不知道漏下来的是粉条还是鼻涕？老陆还开玩笑说，张瞎子家里有三匹瞎马，所以他赶车时，是一挂马车有十四条腿和个把个眼睛。因为张瞎子只有一只眼睛，加上三匹瞎马，一个人三匹马一共是十四条腿，只有一只眼睛。因为面容丑陋，找不到老婆，妻子是花大价钱从关内买来的。记得一次斗争会上斗地主张瞎子,他大声宣布自己的“罪行”，方式极其滑稽，让人难忘：我，人称张瞎子，混蛋地主，买卖婚姻，罪恶滔天！
还有一位老职工值得一提，他叫张云彩。他是我们第一批北京知青刚到绥滨农场15生产队时的保管员，曾经是部队营级干部。张云彩的经历很有趣，他是在淮海战役中参加了解放军，他是个山东人，从山东老家入的伍，以后他在部队里曾屡获战功，因此曾是一个普通农民的他，到了朝鲜战场就变成了一个炮兵部队的营级军官。他不仅参加了淮海战役，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几个主要战役，而且据他所讲是立了战功的。但是，在朝鲜战争中由于同朝鲜妇女一起生活，而受到了处分。后来又在反右倾运动中，即整彭德怀运动期间，因为他回到了山东老家，在村子里听到一些老百姓的抱怨。（此次有所删节）在文革期间，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中有人揭发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这样就把他从干部的位置上拉下来，变成一个有严重问题的历史反革命。曾经多次被揪斗，我眼看他多次在斗争会上被酷刑折磨。记得斗争会上，要他交代反革命罪行，他大声宣布，“我，张云彩，1948年某月淮海战役立二等功一次，1952年朝鲜战争立三等功一次。。。。。。”话音未落，就遭到劈头盖脸的痛打，打得他惨不忍睹。我同他的个人密切接触是在我被打成反革命之后，记得那一年冬天，把我放到酒坊去造酒，那时在酒坊里造酒的人中有好几个都是属于有严重问题被监督劳动的人。这样我们就成了难兄难弟。我们在酒坊劳动时，他经常讲到他的有趣的经历。包括他在淮海战役是如何作战的，以及在朝鲜战争中作战的一些情景等等，他讲了很多战争的恐怖与惨烈情景。他说他们村里当时有几十人一起去当兵，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还活着。一个淮海战役下来，同村来的就只剩下两个人了。（此次有所删节）
还有一位老职工叫战同林，他是我刚到15队（24连）时的老会计。老战原来在军队里也是一名干部，会计这个职位在基层连队里也是干部编制，他们的干部身份都是从部队里带下来的。战同林在文革期间也被整过，什么原因我不记得了，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也离开了作为会计的位置，变成了普通农工，在田地里干活时，我们也听过他讲的故事，其中有一段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次有所删节）所有这些都是我从来都闻所未闻的，从来都不可能想象到的事情。
1968年底，许成钢（后排左一）与下乡的同学去看当兵的同学
记得有一次，押送我去监督劳动的人是年轻兽医庞春泰。他在押送我的路上对我说：“你真是很可惜，为什么要去花时间关心那些政治上的事呢？你本来在无线电上很有才能（因为我自己组装过一些无线电设备。所以，在方圆几十里，老百姓或者农场里有什么收音机或者拖拉机的有关电器设备出毛病，常会找我帮忙），你就做这件事不是很好吗？”虽然他的话说得很简单，但在那些残酷的日子里，这些话给我的鼓励令我铭记在心。
马号天天读(我的课堂)
文化革命中每个班组一清早的第一件事，就是雷打不动的一小时天天读。马号天天读的时间就变成了老职工们聊天的时间。一些不是马号的老职工，例如一个叫王瘸子的，他是放猪的，也经常跑来。因为他没有地方去天天读(没有地方去聊天)。他原本就是个贫农，是在解放战争中参加四野的。他经常会绘声绘色地讲述当年战争的恐怖与残酷。他说在行军中有国民党的飞机来扫射轰炸。最让人害怕的就是飞机扔炸弹。有一次没能逃开就把腿给炸断了。他的腿被炸瘸了以后，就从部队开小差逃走了，从此离开了部队又变成了农民。但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放猪。
乡亲们在马号天天读时议论的许多事给我以启迪，让第一次知道我所关心的社会发生了什么和曾经发生过什么。一个让我至今难忘的是乡亲们的“忆苦思甜”。当时规定某些天天读时间要贫下中农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老陆多次说起，说地主不给家里干活的长工吃饱是胡说。他说，地主图的是长工多干活。只有吃饱才能干好活。地主雇长工之前，通常要请长工吃饭，观察他们吃饭。不能吃不能干的不雇。（此次有所删节）
记得我回到北京后，在告诉我母亲这些悲惨的见闻时，她非常惊恐，告诉我绝对不可以在外面公开讨论这个问题。她告诉我说，当年的学部经济所（文革后改为社科院经济所）的老干部孙冶方就是因为到农村调查此事，在写报告给中央后而遭难。
另外一个在天天读里时常讨论的话题是林彪事件。在林彪事件之后不久，我从被隔离审查的小房间里放出来。以后不久，让我回到马号里工作接受监督劳动。在马号的天天读讨论到林彪事件时，老职工们说，林彪也太享福了，他都已经当上了副主席了，已经享到第二高位的福了，还要享最大的福。在他们眼里，认为林彪的错误就是享福享得太大了，太贪图享福了。
知识青年(我的同学)
24连的许多知识青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有趣的哈尔滨青年名叫宫为民，外号叫“处长”。他这个人非常幽默，喜欢表演，逗乐，就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赵本山、小沈阳之类的逗乐表演，他经常在宿舍里扮演各种有趣的角色逗大家乐。大家都喜欢叫他“处长”。他也自称处长。处长曾经在我被监督劳动时做过我的班长。在他领导下干的活包括盖房子(力工)和冬天打井(学大寨)。另外一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上海知青名叫李建设，也曾经做过我的班长。在我刚刚被放出来没多久的时候，把我放在了他的那个班。仍然还在被管制的劳动状态下，大部分知青对我基本上还处于敌视或监视的状态。记得有一次我发高烧很严重，连续几天高烧到39-40摄氏度，一天晚上被李建设发现，他就马上到连里专门找了一辆拖拉机连夜把我送到离24连有20多公里以外的，有小医院的连队，我记不清是哪个连队了，就这样把我送去住院了。我在那里住了有一个多礼拜。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然平时他对我的态度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但在我政治状态还非常严峻的时候，当我重病在身的时候，他对我的那种关怀和照顾，表现出很强的人道主义。还有一位上海知青，叫邹德辉，他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们还成为相当好的朋友。我们一起热衷于技术革新。记得那时搞技术革新，他非常勤奋，经常废寝忘食地倾注了他所有的热情和能量。当时他搞的技术革新包括传送带等机械化的革新。
那段时间我也在搞技术革新，搞得时间最长的项目是自动定量灌袋机。这个自动定量灌袋机主要就是解决一个自动定量的问题。主要是在王伟连长的大力支持下搞出来的。那时候我的本职工作是在马号喂牛。为了让我设计革新项目，王伟连长特批我脱产全时地来做革新项目，虽然我通过自学，钻研，可以做一些设计工作，但是我的动手能力很差。所以王连长就为我派了一位年轻工人做我的助手。我已记不清他的名字，只记得他姓徐，小徐他手很巧，当时动手的一系列工作大部分都是他做的。这些就是我的一些有趣的记忆。
北京知青
当我们第一批北京知青到了绥滨农场的场部时，我们都被安排住在场部招待所里，所有知青都住在招待所里。我们感到很兴奋。因为在来农场之前，我们把这里想象得很艰苦，可实际上国营农场的场部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舒适得多，尤其是让我们住在招待所里，实际上就是住在了简易旅馆里，我同清华附中的几位高中同学住在一起。我记不清我们是否都住在一个房间里，但是，我记得大家关系都很密切，我记得当时有：张邦宁，刘先立，庄平。开始那段日子里我们谈的很多，因为当时我认为自己胸怀大志，要探讨关于文化革命的规律，后来我又扩展为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我是为了探讨这些问题，为了了解中国的农村才决定下乡的。我当时认为，要探讨这些问题，必须要有许多同学一起来探讨，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不够的。所以当时非常努力地要同一起下乡的几位高中同学谈自己的想法，但在场部住的那几天，我最终也没能说服他们，使他们感觉到有兴趣和我一起来探讨我所要探讨的问题。不过，从此我们变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我们一起来到了第15生产队还共同生活了几个月，我们有了更多的交往。而且我和刘先立还有庄平等都到了15队的马号里。我曾建议大家利用晚上的时间一起读书讨论。我们经常在一起读书讨论一些事情，虽然不一定是讨论我所要讨论的问题。
当时我写了好多读书笔记和文章，乃至书稿，还跟很多同学讲过甚至探讨过，当时自己觉得很兴奋，认为自己读书探讨问题的思路是一个重要的起点，是一个重要的探索当今社会问题的起点。我写了很多信，也把相关的认识和在绥滨农场第15生产队的一些谈得来的知青讨论过。除了张邦宁、刘先立这些高中同学以外，当时来往比较多的同学有王贞平、章士伟、常慧如、张莹等。当时即使高中同学也都只是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在那个年代，基本上所有学生都没有受过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教育。所以包括当时清华附中的同学在内，很少有人真的明白我说的写的是什么。所有这些都让我当时感到精神上很孤独。在和我一起来的同学中，王贞平当时热衷于哲学，刘先立则喜欢文学。所以当我们讨论读书观感时，刘先立往往议论的多是文学方面的话题。我记忆比较深的是他对郭沫若的白话诗很不以为然。记得他曾经脱口背出郭沫若的诗句来，以至于我至今还能记起他背过的郭沫若的有关十三陵水库的白话诗句：“黄黄五字垂千古，曰十三陵水库”，说完便哈哈大笑，看！这也算是诗！
1976年，许成钢（左一）与马号的农民（在农场称老职工）合影
严重的是，在那个无知又极端的个人迷信盛行的年代，一些知青把我的见解当成异端邪说，把我的一些言论逐渐传开。由此而来，演变成别的一些内容以致使有些人以为我有什么政治野心。当时，在15队的北京知青中就有人对我提出了异议，一些知青从政治上，从忠于毛主席的高度对我持很尖锐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我违背了林副主席（林彪）的指示，他们引用林彪的说法来批判我，说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离开毛主席著作去读马列著作意味着我有政治问题，是怀疑毛泽东思想甚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等等。由于我当时对林彪的顶峰论持有不同的看法。最为严重的是一些无端的流言非语和诽谤。最广泛流传的所谓我组织的黑格尔小组即为其一。在后来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反林副主席也成为我主要的“罪名”之一。
后来当我受到严厉的政治迫害时，刘先立还对我的状况表示非常同情，有时还会试探性地和我有一些来往。在我的情况稍微有些缓解的情况下，刘先立问起我的状况，他还用到这样一句俗语给我印象特别深，他说老职工跟他讲“人挪活，树挪死”。意思就是你应该想办法换个地方，挪个地方也许会好些。我很感激他对我的劝告。
王贞平是我的英文老师。林彪事件之后，从1972年，对我的管制放松了，恢复了我的放牛工作。这个工作使我有自己控制的时间。我能够认真系统地自学数学、自然科学、工程以及英语，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大多数最难的自学内容都是在放牛的时候学的，例如大学的物理和微积分、高等代数、电动力学、无线电电子学、自动控制原理等，就这样把当时能够找到的大学教科书一门一门地自学下来以后，自己感觉到，虽然把“文革”前的大学教科书都学习过了，但是要做发明设计工作，知识还很不够用。正在我为此苦恼的时候，我就同和我常在一起的同学王贞平提起这个苦恼来，他告诉我说：“其实现在北京已经可以买到影印的国外原版教科书了，你可以让你母亲买些影印的美国教科书寄给你，你就读那些书。”我说：“英文我是不会的。”他又告诉我说，实际上英文学起来很容易，因为他自己就在自学英文。他说：“你可以找一本内容上你基本懂得的英文教科书，借助字典你就读它的内容，就把里面的英文弄明白了。之后，你自己再读一本这样的书，你就读懂了。”
吴先是我在24连的医生。她是我们连的卫生员，而她的父亲——吴承露先生，是我在清华附中的美术老师，可是他的教学却远远超出了美术的艺术领域，记得吴先生在教学中会谈到美学、哲学、道德等这些内容，所以他是我当时最喜欢的老师之一。下乡时，开始吴先并不在我们这个连队，曾经在九连工作，后来她成为了卫生员以后才调到我们24连来的。她到24连时，对我的政治迫害最严重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过去，对我的管制已经宽松了许多，那时我已经可以开始非常努力地自学了。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到来，在当时本连队北京知青还不可以有来往的情况下，主要是怕有所牵连。另外，也的确有相当一部分知青对我仍然是怒目相视，相当的歧视，相当的憎恶，关系也很紧张。可是，吴先明显地对迫害性的政治运动毫无兴趣，整个人的本性都表现在她的人道主义上面。她当时对我很关心。因为，那时的我正在非常努力地自学，而自学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生存的一点点希望，由于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已经看不到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前途了，我的生存的希望完全放在了自己的自学上，只有书本能使我对生活还有兴趣，对社会还有兴趣，让我看到自己对社会还能有所认识，还能有所贡献。因此政治压力越大，我的自学动力也就越强，越是希望把自己淹没在知识的海洋里，完全让自己埋头于对自然，对世界的认识里面，以便从中得到自我解脱。在自学的过程中，我给自己定了很高的目标，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强迫自己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必须要在自学上达到自己设定的进展目标。就这样白天工作，晚上自学，致使自己当时得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那段时间精神衰弱得很厉害，吴先给过我很多的帮助，不仅帮我寻医找药，还给予我各种的精神安慰和解释工作等等，这一切都使我很难忘怀，因为这是在我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不是物质上的艰难，而是精神上的艰难所得到的很重要的精神支撑。
完稿于2009.07.16.北京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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