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C
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很多决策都是不完美的。事后回看,任何灾难看上去都是人祸,因为总能找到决策错误的地方。然而,当局者在信息不完备时,很难保证不犯任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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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的文章《聊聊德国和河南的洪灾》发出后,有不少读者提出了批评。大部分都是善意的,但也有一小部分比较尖锐。比如:
骂骂我就罢了,但这些同学不知道为啥,总是喜欢连着家人一起诅咒,可能觉得我已经死猪不怕开水烫,诅咒我的家人更能触动我的心灵吧。可惜我是个无神论者,既不信亡灵,也不害怕诅咒。相信这些同学如果有机会能冲进我家,把我揪出来吊在灯柱上,一定会毫不犹豫的下手。也许,他们也已经找各种地方举报我的账号。写了这么多文字,找点漏洞肯定找得到。
前几天,微博上两个大V吵架。其中一个大V,言必称美国好中国坏,天天宣扬美国的自由民主。但他吵架的方式是,打国安热线,举报另一个大V攻击国家领导人....
言归正传,今天再给大家讲一个历史上“天灾还是人祸?”的故事。
2、
以下内容参考了Donald Kagan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论》。这套书很棒,推荐一下。
我之前应该写过,关于雅典和斯巴达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13年,雅典在西西里远征中惨败,丢掉了数万精锐步兵,和几乎全部海军。其后,经过雅典人民不懈的努力,重建陆海军,勉强在斯巴达面前扳回了均势。
前406年,新上任的斯巴达海军统帅,卡利科拉提达击败了雅典海军统帅刻农,把剩余的雅典舰队,40艘船堵截在密提林港口(红圈)内。
一艘逃走的雅典舰船,把噩耗带回了雅典。雅典人知道,他们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雅典搜集了所有剩余的70艘船,并推到了雅典城的胜利女神雕像,熔铸为金币,在30天内造出了数十艘新船。拼凑了一支百余艘船的舰队,把所有服役年龄的人,包括奴隶都编为水手。
伯罗奔尼撒战争打响以来,雅典人第一次陷入了在海战中技不如人的窘迫境地。在一个月时间里仓促乌合的这支雅典舰队,必须面对的是这样一支斯巴达舰队:他们军饷不错,训练精良,刚刚赢得一些胜绩,因而信心大增,同时,他们那年轻大胆的将领卡利科拉提达还刚刚打败了雅典最厉害的海军将领——刻农。
雅典的军队由选举产生的十名将军领导(十将军),海军统帅刻农是其中一员。
6月中旬,剩余九名将军中的八名,登上了雅典的舰队。他们肩负着雅典最后的希望。斯巴达舰队统帅卡利科拉提达,留下50艘船继续封锁刻农的舰队,带领剩余120艘突袭停泊在阿吉努赛(黄圈)的雅典舰队。
然而,仓促凑成的,没有统一领导的雅典舰队,奇迹般的击败了斯巴达舰队。斯巴达120艘舰队,损失了77艘,只有43艘逃脱,雅典舰队损失了25艘。
雅典人在希腊海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进行阿吉努赛战役的最初目的——给刻农舰队解围——在大捷之后得以迅速实现。斯巴达统帅,才华横溢、勇敢无畏的卡利科拉提达在海战中战死。
雅典人理应万分感激阿吉努赛的将军们,因为他们富于创造性的杰出计划为雅典带来了胜利,也带来了雅典存活的希望。
然而,这场大胜,却奏响了雅典灭亡的丧钟。雅典人用自己的愚蠢,毁灭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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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吉努赛(Arginusae)胜绩理应为雅典人带来慰藉,欣喜,团结。但是它没有。阿吉努赛战役成了苦涩、分裂、众怒的起源,是雅典历史中最为耻辱不堪的一页。
在阿吉努赛战役的最后一阶段,雅典舰队在海面上流移四散。雅典舰队所失去的25艘舰船中,除了13艘沉入海底以外,其余12艘舰船的残骸,随残骸浮沉的幸存者1000多人,还有无数雅典划桨手尸体翻浮于涌浪之间。
雅典或者说任何一个国家海军的传统都是,要拯救幸存者,打捞死者的尸体。但雅典舰队由8名地位相同的将军领导,没有一个统帅。战后8名将军首先必须到一起开会商议下一步计划。8名将军中有的提出整个舰队不追击敌军,而是营救生者并打捞尸体,有的提出整只舰队要追击斯巴达剩余舰队。
最终,妥协意见是三分之一的舰队留下来营救生者并打捞尸体。同时,所有8名将军,则领着余下三分之二的舰队前往密提林。
营救和打捞行动由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两位舰长指挥,这两位虽然当时不是将军,但都曾经担任过将军,是雅典资深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完全有能力执行营救任务。
然而,因为突然刮起的风暴,也因为士兵战后的疲惫与恐惧,海上作业已然完全无法进行下去,营救任务和打捞任务失败了。同样,因为风暴,追击任务也失败了。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 Kagan这样写道:“毫无疑问,是这场风暴的规模与发生时间导致了战斗之后的两项任务的失败;毋庸置疑,舰长们合理执行了命令,但舰长们没有完成任务,先是士兵们违拒命令,再是风暴已然不允许继续行动了。如若我们对事实的分析足够冷静、公正、信息完备的话,那我们就不难知道,将军们与舰长们都不应为未能营救生者、打捞死者而受到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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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冷静和公并非人人都能具有的品质,而信息完备更是难以做到。
谁应该为营救任务失败负责。对八将军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未能完成营救任务的责任推给营救任务的指挥官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但八将军为了维护内部团结,在战报中把责任归咎于风暴,把任务失败归咎于天灾。
事后看,风暴确实是营救任务失败的主要原因将军的选择也没啥大问题。
但是,事态的变化,远超他们的预想。
负责营救任务的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首先回到了雅典。开始,风平浪静,因为在雅典,没有人知道是他们获得了这项任务,但却没有完成这项任务。
随后,雅典出现了一些不满情绪和指控。由于八将军在外作战,当不满传到将军们耳中时,将军们认为一定是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背叛了攻守同盟,把事情说出去了。
于是,将军们重新写信给公民大会,在这次的信里,将军们揭露说营救生者和打捞尸体的任务是交给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去做的。
新写来的信件激怒了塞剌墨涅斯及同党,迫使他们为自己辩护,指控八将军才应该为营救失败负责。于是,公民大会投票罢免了阿吉努赛8名将军的职务,命令他们回到雅典来接受控诉。
8将军中的2人,不信任雅典民众,选择逃亡。其余六人则秉承雅典人传统的公民素质,回国接受审判。
审判中,将军们知道了塞剌墨涅斯并未出卖他们。但当时将军们已经别无选择,只能直接指出,营救伤员、打捞死者的任务是交给塞剌墨涅斯等人去做的。将军们驶去追击敌军。尽管如此,将军们仍然拒绝怪罪塞剌墨涅斯等人,相反,将军们仍然坚称“是狂风暴雨阻止了营救任务”。
将军们辩称,营救失败是天灾,不是人祸。为证明这一点,将军们提供了水手和领航员的证词。
许多雅典人如此确信将军们的说辞,甚至提出为将军们出保释金,整个公民大会也差不多要被将军们说服了。在那个关键时刻,夜晚降临,天意就以这样的方式干预了人间的事务。那天时间已晚,没有时间完成清点投票票数的工作。于是会议决定将是否有罪的投票推迟到下一次公民大会召开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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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弄人。在下一次公民大会召开前,雅典有一个纪念家庭和宗族的节日(Festival Apaturia)。
当家族聚在一起时,阿吉努赛战役伤亡造成的区别是如此明显,实在令人触景落泪。死者的亲人在一起抱头痛哭,相互感染。悲痛的死者亲人认为,致使他们失去手足的并非敌军屠刀,而是将军们的疏忽、胆怯。
阿吉努赛阵亡者的许多遗属也参加了公民大会,他们身着丧服;同时,许多遗属剪发要求报复那些没能营救战役生还者,打捞尸体的人,“请求公民大会,惩处竟敢让慷慨就义、为国捐躯之士没能得到安葬的那些人”。
此时的雅典,群情慷慨激愤,民意瞬息万变,没人知道谁会得到民众憎恶、谁又会得到民众同情。
悲恸和愤怒感染了所有人,取代了同情和理解。而在第一次公民大会中,许多雅典人原本带着同情理解的心情接受了阿吉努赛诸将的自辩。经过这次节日祭祀,民众的情绪发生了180度转弯。
一名政客卡利克辛努斯(Callixeinus),利用群情与气氛提出了提出了审判将军们的特殊程序。该程序假定,所有控诉和辩护都已经在阿吉努赛战役后第一次公民大会时陈述完毕,在第二次公民大会上,将不再进行关于控诉和自辩的讨论。按照这一审判程序,将军们及其辩护者将不再有机会通过辩护来,在投票前改变民众的意见。
将军们一旦被判有罪,他们将被处以极刑,财产将被没收,
之前,雅典因为叛国罪受审的叛徒,都得到了在普通法庭上进行逐一受审和自我辩护的机会。与此相反,卡利克辛努斯的提议令将军们不得不在公民大会集体受审,而没有任何自我辩护的机会。他们在此前的第一次公民大会上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时间来完成自我辩护。尽管卡利克辛努斯所提议的审判程序在程序上是如此不公正,但其提议仍然获得投票通过。
据色诺芬记载,在第二次公民大会上,有这么一个人,他说自己参与了阿吉努赛战役,因为紧紧抓住了一个盆才侥幸活下来;在海上,他听到附近正在溺水的同袍对他说话,请求他告诉雅典民众“他们为国奉献,死而后已,将军们却没有营救他们”。
“这是彻头彻尾的人祸!不是风暴不是天灾!” 煽动的言论,整个公民大会群情激愤。
即使在这种愤怒的情绪下,仍然有理智的人。以游里普托勒穆斯为代表的,执行委员会(prytanies)中的一些人,和公民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拒绝就诉讼案本身提交公民大会投票,认为将军们没有得到辩护权,直接审判是违法的。
为了压制反对意见,卡利克辛努斯的做法是,谁不同意提交投票,就就把谁拉出来对他进行投票。他要求把所有反对处死将军们的人都做为共同被告一起受审。这个建议得到了公民的热烈拥护,“处死他们”的欢呼声让所有理智的人心惊胆战。最终,执行委员会中,除了苏格拉底外的所有人都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屈服了。
游里普托勒穆斯最后的努力是,给将军们增加一项罪名。他提出用“叛国罪”对将军们进行审判。因为新的不同罪名会让将军有一次自我辩护的机会,也能拖长审判流程。他相信,雅典公民大会上激愤的群情如骤风暴雨,只是因为节日和祭祀而被煽动起来的暂时性情绪。只要留出时间,让民众情绪平复,双方进行充分论辩,民众就不会给将军们定罪。
然而,他的努力在民众激昂的情绪面前失败了。八位将军全部被判处死刑。其中六人被处死,两人逃亡。在这次审判之前,从来没有雅典将军被处死过。
审判和死刑将雅典民众撕裂,而且是在雅典最需要民众团结和相互信任的关键时刻。此后,雅典优秀的人才,不愿意担任将军,不愿意担任公职。即使担任了公职也不愿意做出任何有风险的决策。
6、
斯巴达在阿吉努赛战败后,提出了议和。当时,雅典已经精疲力尽,处于崩溃的边缘。斯巴达提出的议和条件,其实比几年前对雅典更加有利。
但议和被雅典拒绝了。为何雅典拒绝议和,历史学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说是因为雅典不信任斯巴达,有的说是因为雅典的民众的激烈的情绪。
我相信,八将军的审判也是一个原因。谁敢签订这个和约呢?如果一个火星激起了民众的情绪,愤怒的民众就会把签订和约的政治家撕成粉碎。
议和失败,斯巴达决定继续战争。
因为阿吉努赛战役后,雅典舰队追击失败,斯巴达还保有一支规模不小的舰队。而雅典,几乎失去了所有有作战经验的军事领袖。剩下的人之间也完全没有了相互的信任。
阿吉努赛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斯巴达统帅莱山德在羊河口战役(Battle of Aegospotami)中彻底毁灭了刻农率领的雅典海军,只有10艘船得以逃脱。刻农还记得八将军的遭遇,又“害怕民众的怒火”,于是,他没有敢回雅典,径直逃去了塞浦路斯。
羊河口战役失败后,雅典的灭亡已经命中注定。前404年3月,雅典投降。离阿吉努赛战役中雅典的辉煌胜利,不到两年时间。
雅典的战败是谁之过?雅典人自己毁灭了自己。
7、
发生灾难后,“天灾还是人祸”是舆论永远争论的话题。2020年初武汉疫情,这次郑州的水灾,这个议题仍然会是舆论场争论的焦点。
事后回看,任何灾难看上去都是人祸。
2020年疫情,如果知道新冠病毒如此可怕,一开始就按现在的力度,出一例三天内马上全城核酸检测,严防死守,确实有可能一开始就扑灭疫情。
郑州暴雨,要知道地铁可能进水,一开始就停运地铁,就有可能拯救十多个无辜的生命。
事后回看,如果说有人祸的成份,没有错。毕竟发了好几次红色预警,没有及时停运地铁停工停学。决策肯定错了。
在八将军审判中,指控八将军有罪的一个核心论据就是,战斗结束到风暴到来之间是有一个时间差。如果这个时间差内,整个舰队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救人,在风暴到来之前,是能救出更多的人的。
确实是八将军做出了不全力以赴救人的决策,这个决策确实错了。
这个角度看,也没错。可以说是人祸。雅典的公民们也因此判处八将军死刑。
然而,八将军不是神仙,没有预测到风暴会到来。在当时的情况,在斯巴达舰队仍然有近一百艘战舰的情况下,追击消灭对方舰队是最合理选择。
正因为斯巴达舰队没有被彻底消灭,一年后,重整旗鼓的斯巴达舰队就在羊河口一战中毁灭了雅典舰队。
八将军留下三分之一的舰队救援,三分之二追击,是当时的最理性选择,虽然两边任务都因为风暴失败了。但没人提前知道会有风暴呀。
同样,郑州,在7月20日中午,当时雨还没有那么大,但收到了红色警报。是否应该下决心停运地铁,封锁隧道?
事后看肯定应该,当时做这个判断,却不容易。毕竟,停运地铁和公路交通,对市民的影响非常大。从我自己发文的评论中,即使在事后,对是否应该停运地铁也有不同看法。
从分小时降水数据看,如果没有下午3-6点这个高峰,地铁和隧道也不至于被淹没。据报道,德国最高级别洪水警报是一小时40毫米降水。按这个标准,要到下午4点多才会触发警报。
郑州继续维持地铁运营,没有封闭隧道的决策,是错的。这么多生命去逝,无疑后面会有调查和问责。
但我想说的是,在7月20日中午,是否停运地铁,封闭隧道,是个艰难的决策。当时的情况,绝不是现在回看那样一目了然。而整个决策的时间窗口,也就是几个小时而已。
如果最终有官员因此被处分免职,我不会觉得他们冤枉。毕竟决策错了,让人民付出生命的代价。当官就必须承担责任。
但我也不认为这一件事情能说明郑州的官员们昏庸无能,说明我们的体制有问题。
如果说有问题,就是郑州之前没有像北京那样,有721特大暴雨的教训,也没有像南方多降水多台风城市那样,有足够的经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错了就是错了,该问责问责,该处分处分。但不要带节奏,批评时也不要过于恶毒。
没有人有预测未来的水晶球。换了谁,20日下午,在几个小时内做出正确的决策,都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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