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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民主是一种坏的制度，但其他人类已尝试的制度更坏。”
1
流泪的默克尔


12月9日，“铁娘子”默克尔在联邦议会的讲话充满感情，几度哽咽，是默克尔15年总理生涯最动情的一次。
“如果每天有590个人死于新冠，那在我看来是无法接受的。我无意干涉（自由），但只想说，如果我们在圣诞前有太多的社交接触，这可能是我们和爷爷奶奶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我们不能搞砸。”
德国正遭受第二波疫情的袭击。12月8日-9日的24小时内，德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815例，增死亡病例590例，连续两天刷新纪录；截至12月9日，累计死亡超2万，累计确诊超123万例。
形势不可谓不严峻！
忧心忡忡的默尔克恳请国民遵守科学的防疫规定，减少接触，但德国人认为自由受到干涉，并不愿意买账。
既然无法晓之以理，默克尔只好动之以情，用眼泪唤醒大家的危机意识。
就在11月，德国人甚至用游行示威抵制政府的抗议政策。

11月18日，德国国会通过《感染保护法》修正案，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全国封锁。
结果呢？德国民众爆发游行示威了！
他们走上柏林街头，高唱国歌，高呼“民主与自由”口号，要求"默克尔必须走，民主必须留下"。随后警方到达现场，最终这场冲突导致300多名抗议者被捕，10名警察受伤。
11月25日，德国国会决定将封锁日期再延长一个月，结果全国多地爆发游行示威，甚至有人开着一辆汽车猛地撞上默克尔总理府的大门。
德国政府出于生命安全考虑，实施疫情防控，结果民众不买账，居然还要政府下台。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即便默克尔在12月9日流泪，德国人依然不配合，多地爆发游行示威。截至12月21日，德国累计确诊153万，比12月9日增加30万，累计死亡增加7千。
默克尔的眼泪，白流了！
很显然，对维护个人自由十分有效的民主体制，在应对疫情危机上失灵了。
德国政府和民众都希望控制住疫情，但双方无法形成行之有效的共识，只能在无休止的争吵和诋毁中浪费一次次机会。

德国人抗议的理由是，政府的抗疫措施是在剥夺个人自由，趁机扩大政府权力，他们甚至不惜以自欺欺人的“新冠病毒是骗局”来抵制政府。德国政府只是想控制疫情，无意于此，但德国人对政府充满了先天性的不信任，就是不愿意配合。

这就是小炒要说的民主悖论：以个人自由意志为基础的民主体制，不一定能得出科学的决策，最终反噬自由与民主。
2
漏洞在哪里？
西方民主体制以个人理性和自由意志为根基，他们相信每个人凭借自己的理性，可以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如果用法治约束和规范政府的权力、个人拥有足够的自由，个人将能够发挥出自身最大的潜能。当每个人释放的潜能汇聚到社会，这个社会就会迸发出强大的能量。
毫无疑问，这套自由主义理论，在过去的两百年里反复得到验证，让其他政治理论黯然失色，在美好的期望和既成的事实面前，人们对此深信不疑。
小炒去年看了一本全球畅销书《未来简史》，2017年出版，作者是犹太人尤瓦尔·赫拉利。这是一本大开脑洞的奇书，作者在书里对民主体制的质疑，让小炒印象深刻。
他将人类大脑比作成一种算法，将政治体制比喻成所有人类大脑的中枢控制系统。
人们将接触到的各种信息输入到大脑，大脑根据自己的算法得出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人们作出的决策。
中枢控制系统
汇集和分析每个人的决策信息，从而做出最终的政策决策。

尤瓦尔·赫拉利的核心观点是，人类的大脑算法不一定准确，会出错。
一方面，不同大脑之间的算法精确度是有差异的；另一方面，同一个大脑的算法精确度会随着时间不同而不同。

那么，中枢控制系统就会接收到各种错误信息和冗余信息，得出的最终决策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偏差。
个人理性，并不一定会导致个人的理性决策，尤瓦尔·赫拉利质疑了自由主义理论。
尤瓦尔·赫拉利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大数据。他认为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代替人脑做出决策，这样就能保证每个人做出的决策都是准确的，民主体制就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
可见，尤瓦尔·赫拉利并不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体制，而是纠正它，去更好地实现自由主义的理想。
但实际上，尤瓦尔·赫拉利的《时间简史》已经指出了当前民主体制的一大悖论：民主体制以自由主义为根基，但实行完全的自由主义，难以达到期望的目标，民主可能因此丧失掉。
这就是当前默克尔面临的困境。
如果完全顺从民意，疫情就会愈演愈烈，民主将受到威胁；如果强制推行政府的抗疫措施，就会动摇社会的自由主义根基。
德国已经出现了尤瓦尔·赫拉利警告过的事情：个人决策，并不一定是理性的。当这种非理性决策汇集到一定程度，能干扰民主政府的正确决策时，民主政府将难有作为，甚至摧毁民主。
德国古有纳粹主义，今有反抗疫运动，都是这么来的。
用非理性决策摧毁民主的绝佳例子则是土耳其，埃尔多安以伊斯兰主义笼络土耳其民众的人心，当他在2016年以公投的合法手段修改宪法时，埃尔多安已经成为了威权领袖，土耳其人用自己手中的选票亲手将土耳其民主送上终结之路。
3
精英主义
熟悉小炒的读者都知道，小炒是“精英主义”的信奉者，这种倾向在多篇文章里透露过。
文明是少数社会精英创造的，从来就不存在群众创造历史，群众只是历史的见证者。历史是精英创造和引领的，群众只是跟随者和模仿者。
这个观点来源于"20世纪最伟大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代表作《历史研究》。
用尤瓦尔·赫拉利的“算法理论”来说，就是精英大脑的算法比群众大脑更加精确。
群众太容易受到蛊惑和蒙蔽，成为利用的工具而不自知，典型的就是“美国人用尸体做汉堡”、“看着抖音，刷着淘宝，就能把美国逼回农业国”。如果将群众与精英等同看待，那么，错误信息将会淹没正确信息，中枢控制系统（民主政府）就会得出非理性决策。
因此，如果将群众信息先汇集到精英那里，由精英通过分析筛选做出决策，中枢控制系统只接收精英输出的结果，那么，中枢控制系统得出的最终决策，无疑会靠谱很多。
精英就充当了信息过滤器，为中枢控制系统过滤掉尽可能多的错误信息，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
精英还可以将自己的大脑算法推广给群众，更新他们的算法，从而提高群众大脑的算法准确度，那么，整套系统的算法将更加科学，国家文明就会得到发展。
可以说，精英主义既维护了民主体制，也最大程度上杜绝了个人的非理性决策。
所以，现代国家普遍采用代议制，几乎不会采用古希腊的全民公投。通过选举人的资格、选区的划分、选民的分配、提出候选人的方法等各种设计，选出精英代表进入议会，议会成为整个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
理论上讲，全民公投是最民主的方式，古希腊的城邦共和制就是这么玩的，但西方国家几乎从不采用这种方式，大小事务都是精英代表们组成的议会决定的。美国迄今为止从未实行过全民公投。
4
精英堕落
精英主义也会出现问题，那就是万一他们接收不到群众的信息呢？
如果没有群众信息的输入，缺少了大量信息，精英的大脑算法必然是错误的。他们得出的决策结果，将离群众越来越远。
当政府用错误决策来管理国家时，不出问题就见鬼了。
这个时候的民主，就成为了披着民主外衣的假民主。
精英脱离了群众，国家成为一小撮人的谋利工具。

典型例子就是伊朗，民选的总统和议会并不掌握实权，伊朗民众在选举过程中也无法执行自由意志，整个伊朗统治阶级与伊朗民众是隔离的。他们接收不到广大群众的信息，做出的决策往往是悖离科学的。
最终形成的结果是，伊朗神权政府执政40年，年均通货膨胀率超过10%，伊朗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民怨沸腾，伊朗国力衰退，伊朗政权岌岌可危。

当以色列执行斩首任务后，伊朗只能通过发布假消息来聊以自慰。

这个政权已经无可救药，倒台是最好的结局。
精英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是，完全顺从民意，失去了信息过滤器的作用。
民意含有大量的错误信息和冗余信息，如果精英不加辨别地全部接收，就很有可能将错误的结果送往中央政府，最终还是会得出非理性决策。当大多数精英都这么干时，政府就很危险了。
利用民意，而不是引导民意，这就是精英堕落导致的民粹主义。
典型例子就是特朗普。用嗨得飞起的口号和反科学的经济政策，吸引失意群体的注意，上台后，铁粉怎么开心，他就怎么来，导致美国和世界的双输；疫情肆虐，大肆渲染铁粉爱听的“中国病毒”，而不全力抗疫，将超级大国活生生推入疫情深渊；弗洛伊德之死，为迎合白人至上主义，强硬处理，结果于事无补，让美国更加撕裂。
他的上台，是民主的失灵；他的下台，是民主的纠错。
包括前面所讲的土耳其，其实也是民粹。
5
上层民主，下层自由
为了预防精英堕落，确保中央得出理性决策，那么就得做到：上层民主。
精英必须互相制衡，精英决策必须民主，从而尽可能地稀释和中和堕落精英的影响力，将堕落精英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这就是自由主义者对专制和独裁深恶痛绝的原因所在，没有了制衡，堕落精英的影响会吞噬整个系统。欧洲在18世纪就推出了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就是为了瓦解封建专制；美国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后，州代表们争论不休，但对于实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基本没有异议。

如果考虑长远的未来，要长久地保持这套算法体制的精确度，那就得从根本着手：提高群众信息的准确性。
群众是信息的本源，提高群众大脑的算法准确度，才能从根本上保持这套算法体制的长久高效率。
要做到这点，就得做到：下层自由。
这些自由包括迁徙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仰自由等等，
在自由竞争的氛围下，个人的能力将得到极大释放
，群众的整体素质将得到提高，群众决策的理性将得到更好地保证。

随着进步的群众个体越来越多，最初始的群众信息的质量将越高，
如果进入系统的初始信息就有较高的准确度，整套算法体制的优越性将得到质的提升。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提高公民素质
的问题。

所以，在民主发展历史上，民主是一个渐进式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英国在1688年资产阶级革命后，对选举权施加了严格的财产限制，只有资产阶级和贵族这样的富人才有选举权，“算法理论”最初始的“群众”的门槛较高。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公民财富和教育有了较大提高，英国才在1832年降低了选举权的财产限制，“群众”数量增加1倍。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在19世纪下半期，英国进行了多次选举改革，不断放宽选民资格，到1884年，城市工人也有了选举权。20世纪初，大英帝国的霸权进入巅峰时刻，1918年规定了男性选民的普选权，1928年又确立了妇女的选举权。

所以，英国并不是一开始就实行普选，而是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循序渐进实施的，从而实现了英国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
反面例子就是法国。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人直接将普选权确立为革命目标，导致法国政权更替，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封建王朝、帝制国家不断出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也很不稳定，追求自由的法国人不断失去自由。
“群众”门槛的骤然降低，出现大量失真信息，带来了系统的紊乱，法国人用自己的鲜血告诉世人，激进要不得。
英法两国的事例，也给世人留下经验教训：只有自由之下的平等，绝无平等之下的自由
。

在自由民主体制下，国家会朝着平等方向演化；而如果一开始就要求平等，就会带来系统紊乱，民众将失去自由平等。
因此，在现代文明体系，一个国家要建立良好的自由民主体制，必须要先进行工业化的经济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放开普选权，优化整个系统。
如果不放开会怎样呢？就会出现前面所讲的那样：精英与群众脱离，系统得不出理性的决策。伊朗就是前车之鉴。
6
最佳践行者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对延安的欣欣向荣感慨良多，满怀期待地说：“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上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则回答：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对于民主制度的追求，毛泽东在共产党执政后制定第一部宪法的时候，明文规定了公民自由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选举人大代表组成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国共产党则用“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始终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政府始终与群众联系一起，从而规避精英脱离群众的危险。
为了预防民粹，中国共产党对人大代表有较高的要求，并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将堕落精英的危害降到最低。
为提高初始信息的准确度，中国实行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的制度。只有县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由下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比较符合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随着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未来将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
利用民主的好处，规避民主的各种坏处，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解决民主悖论方面用心良苦，做到了科学与实际的结合。
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在2020年的疫情防控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中国的疫情爆发最早、人口最多，但疫情控制得最早、最快、最好。

自诩为“民主灯塔”的美国，同时陷入民粹主义和疫情泥潭；而作为民主发源地的欧洲，则是有心无力，就像德国那样，
解不开民主悖论
。西方国家的民主，集体失灵了，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

自由、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之一，如今作为标语遍布中国的大街小巷，中国政府用各种实际行动向世人昭示：将矢志不渝地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自由民主的伟大梦想。
作为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将接过自由民主的火炬，走向星辰大海，重回巅峰！
小结
世上没有完美的制度，民主也有缺陷，仍需要不断完善。
但民主的内在价值是普世的，是人类很朴素的一种向往，理论是完善的，自成一体
。民主的不足，不构成诬陷、抛弃民主的理由，任何悖离民主的行为，将受到世界人民和中国政府的反对。

尤瓦尔·赫拉利预言“大数据主义”将能很好地修正民主本身的问题，而中国已经在用实际行动来做了。
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期待祖国为世界文明做出巨大贡献，小炒相信不远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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