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常说，教育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
但是，历史和现实却无情地嘲弄了它：新中国成立伊始，那些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钱学森们，毅然冲破重重阻力，纷纷回归，报效祖国。
而如今，我们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却纷纷跑到美欧日澳等发达国家，去接资本主义的班。
本文作者：阮耀钟(1939.04~)男，浙江诸暨人，著名超导物理学家，中国科技大学凝聚态物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中国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主任。
1952年，全国高校实行院系调整，全盘学习苏联，理工分家，文理分家，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教育改革的序幕。
1958年，国家搞“教育大革命”，新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主张培养“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砸烂了“旧教育”，全国停课闹革命，从1966年至1969年大学4年不招生。1970年开始招工农兵大学生。工农兵大学生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有的实际水平只有小学程度，能叫大学生吗?文化大革命实际是革文化的命，毁了教育，毁了一代人。
1977年，恢复高考，第三次开启了教育的大改革。随后，又有1985年的教育体制改革，2000年前后的高校合并、教育产业化……
如今，教育改革已折腾了几十年，直至2007年10月24日，时年91岁的申泮文资深院士仍然在质疑：“教育改革路在何方”?
我认为，教育像科学研究一样，本身并没有什么阶级性，没必要给教育强加什么政治使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中国自1949年后高等教育史上成就最令人惊奇的。
科大培养的本科生中，当选为两院院士的比率高于千分之一，高居全国高校之首。
另外，根据2000-2010年发表论文的引用率而确定的全球最优秀的100名材料学家名单中，前5位中有4位是中国科大校友——杨培东(第一)、殷亚东(第二)、夏幼南(第四)、孙玉刚(第五)，令人称奇。
仅举上述二例，已足以说明，科大在人才培养上是成功的。我在科大学习、工作、生活了60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科大成功的原因何在?
我认为，以下三点也许是科大成功的原因。
第一，科大的“教授治校”相比其它学校做得好。当年，给我们上课的都是中科院赫赫有名的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等等大教授，再加上校领导比较开明，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安排，全听教授的，一切由教授说了算。
第二，科大的“民主办学”相对也比其它学校做得好。
建校伊始，科大给学生讲课的全是科学院各研究所的专家，当时的口号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
1970年，科大从北京下迁合肥，给我们上课的专家都没来合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们这些猴子就称“大王”了，谁愿研究什么课题，就研究什么课题，绝无人干涉。
第三，科大相对的比其它学校宽容。
科大第一任党委书记郁文收罗了不少“右派”和其它单位认为政治上有问题的年轻人，充实科大的教学队伍，有人说，郁文发了笔“洋财”。
科大第二任党委书记刘达又保护了这笔“洋财”，才有科大今日之发展。
所以，正因为科大的宽容，能做到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并包”，才有科大今日之发展。
我在科大学习、工作、生活六十年，对科大的宽容深有体会。
我在科大一辈子没挨过整，一辈子没整过人，就得益于科大的宽容。
其实，这三条决不是科大的创造。蔡元培先生早就提出过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因此，科大只是根据这三项基本原则，按教育规律办教育而已。
退休后，我一直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原是殖民地，建国才二百多年，就成了世界头号強国，这是为什么?
我想，这必定与美国的教育有关。紧接着的问题是：中美教育的差距何在?在此，我谈三点浅见。
第一，美国的教育理念就是教导学生独立思考。
网上有文说，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亲自为美国小学撰写的誓词是:“我保证使用我的批评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的独立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自作判断。” 。
其实，上面这段话不是杰斐逊所讲，而是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赛根(Carl Sagan)在1992年7月4日，在杰斐逊故居芒特切罗的独立日庆祝会和入籍仪式上的讲话。
美国教育强调怀疑精神。
科学的本质是怀疑，正是这种怀疑精神培养了创新精神。
而我们的教育则要求学生听话，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要坚持这个，坚持那个，这不许怀疑，那不许妄议。
第二，美国的教育是前松后紧。美国父母送孩子上小学时，说的是“好好玩!”，而不是“好好学习!”
据我所知，美国是从高中开始抓紧的，到了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几乎是“玩命”。
美国大学是宽进严出，大学4年，对学生而言是最勤奋的4年，积蓄人生能量的黄金4年。
然而，我们的教育有个口号，“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抓得很紧，这种补习课，那种培训班，几乎使人眼花缭乱，小学生就忙得不得了。
我们的教育是前紧后松，高考前很用功，很努力，考上大学后就放松了。
而中国的大学又是严进宽出，学生几乎个个都能毕业。中国大学生是放松的4年，很不利于人才的培养。
第三，美国和西方的教育是独立的，行政权力不能干预。
英国有个著名的故事：牛津大学是英国政府办的，政府出了很多钱。
　　几百年的老校了，它有个传统，招生不只看考试成绩，还有个三人教授考核小组的面试，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大概10多年前，英国北部某郡的一个女孩子考了满分，那个郡的人就认为满分了肯定能上牛津。教授考核小组考察后觉得她素质不行，没有要。这个郡的议员就要求议会干预，因为这偏远地区好不容易有一个。
　　英国教育大臣也跟牛津说情，副首相也去，布莱尔也去。但牛津说这是几百年的传统，学校无权更改考核小组的结论。布莱尔非常失望，有一次和别人谈到牛津，就说牛津太古板了，不与时俱进。牛津的学生、老师对布莱尔非常不满意，就取消了授予布莱尔的名誉博士。这件事闹得不亦乐乎，最后牛津还是没有收这个学生。
　　英国政府和布莱尔确实干预了，但绝对没有说，“钱都是我们政府给的，你不能不听话，何况还有政治因素。”牛津大学也就敢这么硬，就算是首相也不给面子。政府全力支持教育，就要放手让学校按规律去办到最好。难怪牛津大学现在还是世界一流。
美国的大学校长和系主任都是学校自主，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聘任的。
哈佛大学第 27任校长拉里•萨默斯，是从400人的候选人中、经过9个月的逐层选拔，真可谓“精挑细选”产生的。
哈佛大学第 28任校长德鲁·福斯特搜寻工作历时一年，是何等慎重!
我们的大学校长都是任命的，岂能与此相比。
行政权力对教育的干预笔者是深有体会，几十年教育改革瞎折腾就是行政权力干预的结果，科大下迁完全是行政权力干预的恶果。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教育有很大发展，我很高兴，但我也觉得有不少问题，令人担忧，在此谈两点浅见。
1.“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和做法，我认为是错误的。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民的素质，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振兴非常重要。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就重视教育。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作为战败国非常困难，但日本政府咬着牙重视教育，才有今日之发展。
十八大之后，我们科大来了几百外国留学生。我的左右邻居住的都是外国留学生。我一家人住一套，他们一个人住一套。我的房子是自己花钱简单装修了一下，家俱全是旧的，一件新家俱都没买。
仅是装修，包括购买家用电器，我总共花了十几万，是我这辈子花的最大一笔钱。而外国留学生住的房子一律是学校花钱装修的，家俱、家用电器配备齐全，都是新的。科大哪来的钱，全是老百姓的钱，纳税人的钱!
2018年3月，新华网的一篇文章，很自豪地宣布：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
我国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教育预算清单中得知，2018年来华留学生的预算总数高达33亿2千万元，来华留学生资助标准，一个普通的本科生，资助高达6万7千元，博士接近10万元!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纳税人的钱化在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而化在外国留学生身上，我很不理解，谁能给我一个解释?
我来自农村。1952年小学毕业时，可以去考绍兴一中。可我的初中是在农村念的，因为农村的学校距我家近，且我念的初中的师资力量并不比城里的初中差。
可是，现在农村的教育资源比城里差得很多很多!
1958年我高中毕业，大学招生在分线面前人人平等，不像现在，考名牌大学，安徽的录取分数线比北京要高很多。
凭什么北京的录取分数线可以低很多?理由何在?我们是进步，还是退步?哪位能给我一个解释?
我念书的时候，小学、中学的学费都很便宜，上大学不要学费。
现在，我的外孙女上一个好一点的幼儿园，一年要两万多元人民币。须知， 2017年底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过是25974元，月均才2000多一点点。
我们的教育，如今成了压在老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
这是教育产业化的后果。
教育本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岂能作为赚钱的手段，它违背了教育道德。
众所周知，搞政治是成年人的事，应保护青少年免于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
在世界历史中，首创在青年人当中搞党派政治团体的人是德国的希特勒，他搞法西斯青年团组织，让青年人给他反动政治当炮灰。
张伯苓是位老教育家，张伯苓本人是基督徒，也是国民党员，但他在学生中既不宣传基督教，也不宣传国民党教义，而是保护师生不受任何政治干扰，让学生安心为祖国复兴复强而学习。
西南联合大学校长梅贻琦教授也是一位老教育家，他也不主张在大学教育中推行党派政治教育，西南联大没有政治课。西南联大的高等教育是最成功的，杰出人才辈出。
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他在苏联学习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现在，有的大学在学生中招“信息员”，还有报酬，据说，连续当三年信息员，可以免试保研。“信息员”的职责是专门收集老师的错话，向上汇报。谁能保证不说错话?我奉劝同学们千万别去当“信息员”，别做这种缺德的亊。
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在参加WTO之后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接受了国际上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国家的经济实力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我国的教育要改革，要不要走全球化的道路?
以上是我的书生之见，也许是错误的，今冒大不讳，大胆进言。不少人是临死前才讲真话，我不想。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肯定知道问题的答案，他只是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我远远没有钱先生聪明，总是笨头笨脑，直来直去。
今天，我也只是回答了“钱学森之问”的一小部分，估计还及格不了。不是我不想回答，主要是不敢继续回答。
有一句话说的好，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应该让人讲真话!
来源：手机钝角网 作者博客 2021-05-24 14:36:39   有删节
作者：阮耀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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