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梦龙
今年是热闹的年份，尤其对基层如此，是个换届年。对不吃公家饭的人来说，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又到了选村长的时候了。不要小看农民们一人一票选村长这件事，村级选举是中国基层民主最直接，最深刻的实践。考虑到中国的组织力和人口规模，实际上这很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直接民主实践。所以说，这件事是真的值得认真观察分析。不需要看印度，不需要看美国，不需要听公知说的天花乱坠，中国早就民主实践好多年了，直接式民主的一切优缺点都能在中国农民选村长上体现出来。
严格的说，如今已经没有选村长这件事了。因为随着推行村主干一肩挑，越来越多村的村书记就是村主任，而村书记来自村党员选举，一般都很稳定。这一举措是为了加强村一级的基层控制力，如今只有那些情况比较复杂的村，才会通过另选村主任的方式来进行某种权力平衡。
当然，即使这样，村领导集体仍然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哪怕一肩挑的村，也是通过在选举中引导的方式来实现的，村民依然有另选一个村主任的权力。包括村民代表对村集体的决策监督，中国的乡村基层民主依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但这也反应了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中国的基层直接民主实践并非大获成功，而是问题颇发，处于进退两难之间。
现在的村长，实际上大多数是村副主任，当然对很多地方来说，这就是一回事，依然不妨叫他们村长。什么是一个合格的村长，最简单的说，是一个负责的村长，是对得起村民选票的村长。这话说起来简单，具体到现实中就不那么简单。在乡村选举中，选票实际上是固定的，除非候选人实在太过糟糕，或者太出色，不然他们得到的选票一般固定来自他们所在的家族，自然村，会变化的中间选票是不多的。
这没什么奇怪的，深入观察任何一个所谓民主国家，都会注意到这种情形。民主选举带来的权力流动，一般是在行政结构的中上层，比如县市长，这是宣传机器里常见的大选举。而越到下层，像乡村，一旦进入人际关系清晰的熟人社会范围，权力流动就比较固化了。哪怕日本，美国，这种先进国家，一样都充斥着家族式议员，世袭的选区。
所以乡村选举，或者说直接民主最常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当选人到底要对得起谁。乡村中的很多事情都是不可能一碗水端平的，有限资源也做不到人人满意。实际上，乡村内部的资源竞争往往是很激烈的，而乡村工作也极少会出现突飞猛进，甚至是得罪人的事情会更多一些。这也意味着别的家族和自然村下次也不可能改投自己。那我这个家族或者自然村拱我做村长，那我当然要为自己的选民优先考虑。
选村长这件事最有趣的就在村长的变和不变。像万年村主干是不少，特别是那些宗族优势比较明显，或者资源和矛盾比较少的村，可能几十年村书记，村主任都不变，或者只是在两个家族里内部传承。实际上，观察农村选举很容易就会发现，太穷的村是搞不好选举的。太穷的村选话事人是一回事，搞权力轮替又是另一回事。要么是没得争，根本没人来选，村干部万年不变，要么好不容易有一点村财，一选上就给分光了，容易选举变分赃。
所以基层民主，确实是一件要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事情，不然村民可能都外出打工跑光了，根本选不下去，也没人才可用。我看不止乡村选举是这样，一些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一味追求普选，大搞选举政治，常常容易出事，恐怕也类似。
但另一面，只要有选举，只要有利益纷争，村主任也往往经常变化。变和不变，两种情形都存在，都常见。实际上，村干部变的情形比不变应该说还是多一些，这是中国农民在行使民主权利过程中，逐步掌握的一种权力平衡。
我们就比方说一个村可能四五个自然村，那在村两委上就肯定要存在一定的平衡，比如村主任，村文书，妇女主任最好就相对平均分布，这样村的各项事情才能办的下去。如果两个村主干长期都来自一个自然村或大宗族，尤其是某个村主干比较强势，相对缺少制衡的村，久而久之就一定会出现分配上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南方的村分配山林地，就会出现全村人均就三五十亩，有的自然村却达到一百多亩的情况，或者村里的集体林地长期被某个自然村或者某一族某一房的人承包。如果说这种做法是比较过分，但还有一些日常的资源分配，比如说村里修路修渠修护岸，分配建设项目，投资项目，先修哪段，把项目放在那里，甚至给项目提供建筑材料由哪些人来做，这就必然存在倾向性，存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问题。
这些问题，虽然大多数是过去基层监督比较薄弱的时候遗留的问题，但对农民的教训是很深刻的。尤其是分山分田，是影响二三十年的事情，而配套工程的包工包料这种利益关联又是随时看得见的。
实际上，村主任和村书记常常是一种相互制衡和合作的关系，两者相结合代表了村里大多人的利益，这在乡村生活中是比较合理的。由于村书记几乎是半终身制乃至世袭的，毕竟村书记是村党员选的，而村党员又一般是村书记一手发展的，这样就更显出容易变动的村主任的价值了。其实，哪怕在乡村工作中，事事都做到平顺，村长也往往不宜久任。中国的农民对权力和权位是很敏感的，这种权力从一部分人到另一部分人适当轮换，本身就是一种公平。一个自然村或者大家族如果长期不能出一个村主干，那么就会压抑和抬不起头，这和过去各家轮流主持祭祀没什么区别。
特别是在那些利益矛盾比较突出的村，比如面临征迁或者村集体经济比较好，村财较多的村，选村长就会十分激烈。甚至，有时会发展成一种近乎农民起义式的异军突起，村民强行推出一个敢于和上级部门叫板的村主任，使得基层政府恼怒又无奈。而相应，这样硬杀出来的村主任就要代表自己背后的那群人，去争取利益，是去斗争而非去合作的。
这样的村主干自然做不久，但能在关键时刻来那么一下，就足够使村级选举成为基层政府头痛的地方，也就算出了选举事故了。但我们从道理上说，村民是有这个权力这样做的。换个角度看，有一些国内矛盾比较尖锐的国家，指望靠普选来缓和问题，未必就能如愿。有时民主，特别是直接民主，也是会制造问题的。
当然，这种情形是少见的。大部分时候，村与乡镇还是斗而不破的，毕竟村工作做得好是要仰赖上级部门支持的。村换届也还是在规则内，轮流坐庄，一团和气。乡村政治一团和气没什么不好，最大的问题大概就是过于平衡往往导致平庸。乡村要发展的好，说到底一靠祖先遗泽，比如好的地理位置，资源，二靠政策，有些村哪怕偏远，被选为典型就是吹到风口上了，猪也会飞起来。而最关键的，是靠能人，靠乡村有一个有能力，有威望的带头人。
要承认这点，虽然基层治理中习惯了人人都是螺丝钉，但确实有一部分人就是精密零件，是其他人取代不了的，这就是能人。乡村政治中的能人是了不起的，往往能带动一地的发展。能人有很多种，最常见的是那种长袖善舞，手眼通天，能从上级部门拉来资金的。最厉害的是那种带领全村发展出一个全国知名产业，或者干脆把集体资产打造成一个大企业，比如著名的南街，华西，官坞这些亿元村。
过去，很多能人往往是带有灰色的，大多借着乡村干部的身份资源，发展出一份个人不小的产业，如今自然是规范了不少。乡村的发展系于几个带头人的情形并不少见，但一般来说能人也是强硬的，尤其是那些特别厉害的，为集体打下一片江山的创业者，往往讲求权威重于民主。
这带来效率，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权力依附与权力固化，久而久之形成了一言堂的情形。即使村民普遍得利，不少这类村子，村民完全可以靠分红生活，至少也能在村集体企业里找份不错的活计，但一样会出现小姓，边缘户，乃至普通村民和核心家族怎么看待这份集体家业，和家业到底属于谁的问题。
这实际更像是我们各级政府中普遍推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在参与的广泛和执行的高效试图相平衡的做法，但它的前提是建立在领导的威望上。这种威望既来自组织的权威，也和个人的能力是密切关系的。而我们在基层政府的运作中，也很容易就能观察到，民主集中制在具体执行中，普遍存在权力集中了，民主则不够。政府越向下，压力越大，这种情形就越明显。
这种情形和能人政治下的乡村也是很像的，甚至和权威来自自身的乡村能人一比，我们的很多基层领导依靠组织权威大于自身水平，还不如这些久经考验的乡村能人。
无疑，中国的农村选举中存在不小的问题，让人不免为之踟躇。但也应该承认，中国农民实际上做的不差，哪怕不尽如人意，也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中国的农民是了不起的，中国的很多事情常常先从农民和农村开始实践出来。相比之下，我们的市民未必就比农民在这方面实践的更深入，做的更好。就像很多人最容易接触到的自治性质组织，就是业务委员会，又有多少是运行良好的呢。应该说，在基层民主实践上，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人民素养，我们整个社会确实还缺少准备，要认真去学习和探索，这不是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
人民民主好不好，肯定是好的，是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体现，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是近代以来，各国人民不断抗争，为自己争取来的基本权力。但怎样去实践这种民主是个至今没有很好答案的问题。哪怕最支持民主的人，恐怕也很难否认，追求民主和强调效率是有一定矛盾的，固然能通过把权力让渡给合适的对象来进行委托治理，但要也取决于民众的政治素质和广泛有力的监督。
过去西方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很好的答案，现在看这个答案不是正确的。以欧洲为代表的议会制和多党联合，普遍出现了议而不决，效率低下的问题，日益衰朽。美国一度自诩为民主标杆与终极答案，但美式民主如今越来越像上层愚弄下层的大马戏。两党的差异性越来越小，上层趋向于联合对下，不去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反而致力于解决选民。在多元化的旗帜下，政客为选举而选举，重宣传重利益分配而轻施政，靠舆论统治国家，口号大于实际，不惜牺牲国家前途，努力分裂社会，为自己制造选票的情形。
当代西方实际上已经把民主变成了一种脱卸责任的手段和分赃的戏码。但社会中对民主的失望和渴望又反过来催生了民粹。特朗普就是当代民粹的杰出代表，而民粹往往是衰朽帝国灭亡前的最后一剂兴奋剂。像美国这样的大帝国，未必会屈服于中国这样的外在挑战，可再承受两三次特朗普中兴和反对派的反攻倒算，恐怕就要改旗易帜，天下大乱了。而当民粹掀起的狂热在混乱中透支了当代西式民主的最后一点信用，并被上层拿来为全面失败背锅的时候，恐怕就是人民对政治彻底失望，西式民主破产的时候了。
西方的太阳已经不亮了，而在东方，作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更应该在民主实践中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让人民当家作主是建立新中国的庄严承诺，而怎么让人民普遍的参政议政，确实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来，既要保证广泛的民主参与，又要保证适当的决策效率和决策水平，是一个有待社会发展才能解决的。
要真正实践人民民主，必然不能照抄西方的答案，很可能要结合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兼顾公平和效率，随着技术的进步，走一条新的道路。仓廪足而知礼仪，这句话同样适合民主，饿着肚子的老百姓争一点食物求活还来不及，谁都想着多拿多占，哪还能心平气和的监督社会治理，搞公平分配。有效的民主肯定要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从我们在这些年农村的实践中不难看出，一切制度和管理方式都需要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只有经济发展，才有条件实践人民民主，而这个实践过程也必然伴随着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与改造升级。但千头万绪，关键还是提高人的素质和行政的水平。
这种素养体现在什么地方，一是对群众正确的教育，二是群众有足够的参与水平。老百姓不是天然会行使民主权力的，仅仅把权力丢下去，却什么都不做，不加以引导帮助，是会出大问题的。要学会正确行使民主权力不简单，得从小就有相关的意识，要经过长期的锻炼学习。如果社会治理中一味追求效率，万事包办，就像人老是扶着是学不会走路的，更不要指望老百姓一夜之间就会跑了。
另一面，能够行使民主权力的合格公民，应该是能分清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能通过合适的渠道，正确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像西方一样只会为了运动而运动，或者轻易成为别有用心者的牟利工具。而最重要的，当然是要在行政运作中要留给人民民主运作的空间，有对接的渠道，有参与的方式，保持公正透明，接受人民监督。尤其是要学会忍受民众本身水平有限和诉求不一造成的混乱，从中正确的引导，不能不合心意就叫事故，就痛骂老百姓目光短浅，不识大体，要学会共处而非压制，要始终给予必要的尊重，乃至付出适当的妥协。
当然，实践人民民主是一条很长很艰难的探索之路，毕竟是从无到有，没有答案可抄。在中国将要成为开拓新时代，走去前人未有的道路的关键时刻，这又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务。随着国民经济的富裕，国民素质的提高，治理体系的完善，法律制度的健全，人民对参与国家治理的渴望是必然要有，也是应该得到满足的，这是一切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遭遇的问题，也是涉及谁才是国家主人翁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堂堂正正交出一份好的答卷，是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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