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人扶植的阿富汗人民党政权是一个疯狂激进的政府,他们的领导层像一小撮毒蝎子般互相残杀直到彼此蛰死对方为止……真怀疑这种政权将能够以何种方式存活下去?……可以预见,阿富汗动荡之火将不断燃烧,最终烧到俄国人的软腹之上。”
[美国驻阿富汗临时代办阿姆斯通兹1979年致美国国务院第6947号电报
《马基雅维利看冷战:1979-1991》系列
1、黑暗森林的序言:冷战没有善恶
2、冷战的迷雾:美国的衰败假象与基辛格的缓和政策
3、冷战的误判:苏联优势的假面
4、冷战的重围: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成就与新挑战
5、冷战的杀手:罗纳德·里根的马基雅维利人格与他对苏联弱点的理解
动荡的输出:阿富汗对苏联威胁的实质
   世人谈到1979年12月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往往将之简单归咎于苏联决策者的愚蠢,但实际上,这是很偏面的看法。事实上,苏联决策者在阿富汗的灾难,乃是随着阿富汗动荡愈来愈激烈之后被迫越陷越深的被动结果。
苏联在这个过程中的最重要失误,实际上并不只是发生在1979年12月的武装入侵,而是发生在70年代苏联基于大国沙文主对阿富汗稳定政权的敌视性干预,以及苏联无视自身地缘环境的脆弱性(尤其是南部穆斯林毗邻阿富汗)竟促使激进力量颠覆当地稳定政府的结果。这种激进革命最终在阿富汗造成了难以遏制的动荡,反过来严重威胁着苏联自身的国家安全,以至于迫使苏联不得不持续深入地介入直至走向军事干预。
图1“苏联对阿富汗局势做出反应是,我们的南部边境地区安全由于阿富汗人民党政权的自相残杀和四分五裂受到巨大威胁……阿富汗正好处于我们中亚地区柔软的下腹部,那里的穆斯林社区正面临伊斯兰原旨主义不断上升的切实挑战”
——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回忆录《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Six Cold War Presidents》第25章中讲述苏联干预的逻辑,多勃雷宁(中),冷战期间苏联最著名外交官之一,在担任了六届美国总统期间的苏联驻美大使,他也是基辛格博士(左)的苏联同行兼好友
苏联干预下的阿富汗两次革命:从达乌德革命到塔拉基革命
图2 查希尔国王与他的堂兄达乌德首相在改革问题上分歧很大,后者亲近苏联,鼓吹激进革命,依赖苏联扶植的阿富汗人民党军人,被称为革命亲王
   自苏联建立以来,阿富汗一直作为中立国家位于西方与苏联之间,尽管阿富汗与苏联存在超过1000多公里的边境,但这里几乎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地方,以贫穷落后和观念陈旧著称。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个地区开始出现持续的动荡。
事后来看,20世纪70年代,阿富汗国王查希尔统治下之阿富汗政局走向动荡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乃是随着阿富汗与现代世界的接触,该地区出现了一批现代教育下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满于君主制度的现实,催生了改革甚至革命的诉求,早在1951年,阿富汗就出现了知识分子组成的祖国党、觉醒青年党和人民党三个激进政治团体,对政局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第二个,乃是苏联刻意扶植激进力量的结果,由于阿富汗靠近苏联,更受到苏联方面的重视,因此,从1967年-1970年,苏联对阿富汗进行了高达1.35亿美元的援助,相比之下,美国援助只有1417万美元,苏联乃是阿富汗经济、国防最主要的援助国。从此,苏联开始对阿富汗的文化、经济部门和国防部门进行渗透,培养了大批亲苏精英和军官,这使得阿富汗出现了强大的亲苏政党阿富汗人民党。这个党是由喀布尔大学学生会成员卡尔迈勒和阿富汗著名作家塔拉基分别创建的,卡尔迈勒领导的乃是保守派(又称旗帜派),对莫斯科唯命是从,相对倾向于维持现有秩序,而塔拉基领导的则是激进派(又称人民派),有自己的想法,鼓吹彻底的革命。
实际上,无论是塔拉基,还是卡尔迈勒,他们都是苏联克格勃在阿富汗扶植的政治人物,尽管他们在60年代初并不清楚彼此的这一情况。
图3  阿富汗人民党激进派别“人民派”领袖塔拉基(挂墙照片)及其凶残桀骜的学生追随者阿明(坐者),两者的矛盾后来导致阿富汗局势彻底失控
第三个,乃是阿富汗王族总理达乌德亲王本人的改革企图和政治野心,达乌德乃是查希尔国王的堂兄,原本应该忠于王室制度,但他在1963年被国王免职,乃处心积虑恢复自己的地位。为了建立自己的政治力量,他不断鼓吹亲苏、民主和激进改革的口号,迎合苏联人、人民党和知识分子,并形成强大政治联盟,他的出现使得统治阶层出现了分裂,而激进力量则出现了合流。人们当时把他称之为“红色亲王”。
“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期待着变革,真正的变革,……人民不喜欢王室当前的执政方式。”
——达乌德1962年6月30日致信查希尔国王,这代表着达乌德的反王权政治联盟雏形
1973年7月,在大批忠于达乌德的军官和人民党亲苏军人的支持下,重任首相的达乌德趁国王外访之际发动叛乱,篡夺了政权,自命领袖,这代表着阿富汗的第一次革命,苏联对此迫不及待地第一个承认,开始了破坏南部邻国地缘稳定的第一步。
   达乌德掌握权力后,刚开始试图奉行亲苏政策,但是,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因为他与阿富汗亲苏政治力量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达乌德推翻国王,本质上是为了让自己掌握权力,然而,那些支持其政变的亲苏人民党成员,则是将达乌德的成功视为自己革命的过渡阶段。譬如人民党旗帜派领袖卡尔迈勒宣称,“达乌德革命不过是阿富汗通往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革命,革命还会走得更远”。就这样,旗帜派开始向达乌德提出激烈的社会改革要求和全面亲苏外交诉求,达乌德对此坚决反对,他宣称“一切要按照伊斯兰传统办事”,双方矛盾开始升级。
随着达乌德自视政权逐渐巩固,他开始寻求肃清曾经的革命战友,从1974年开始,达乌德将内阁中的旗帜派部长们免职,这一年,又将曾在苏联学习的阿富汗军官200多人免职,1975年又免职了40人,1976年12月,逮捕了500多名亲苏嫌疑的军人和官员,至此,达乌德政府已经排除了大部分亲苏人员。
图4 1974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阿富汗,与达乌德举行会晤,表示美国愿意对阿富汗进行援助
不过,达乌德对亲苏人员的打击,必然会造成他与苏联之间的裂痕。从1974年开始,苏联领袖勃列日涅夫多次致电达乌德,要求他不要对国内的进步力量进行打击,苏联还以克格勃的渠道警告达乌德,镇压左派就是削弱共和国的基础,增强敌人的力量。这些干预行为都让达乌德极为不快,双方矛盾不断攀升。
到了1977年1月,达乌德宣布成立阿富汗人民民族党,自命总统,由于阿富汗人民党“人民派”和“旗帜派”都拒绝加入人民民族党,达乌德乃下令取缔这两个政党。苏联和阿富汗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1977年4月,为了争取苏联和阿富汗的相互理解,达乌德访问苏联,据阿富汗外交部副部长加乌斯的回忆,在会谈中,勃列日涅夫要求达乌德驱逐阿富汗境内的西方专家,苏联领袖称之为帝国主义间谍,达乌德则愤怒的回应道,“我们阿富汗人任何时候都不允许任何外人指点我们来怎么管理国家……阿富汗热爱自己的自由。”当勃列日涅夫警告达乌德这是很重要的会谈时,达乌德则直接表示,“那就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会谈了”,说罢直接离场结束会谈。这次会谈使得苏联对达乌德政权极度不满,尽管达乌德会谈结束后说了很多讨好苏联的话,但苏联则下定决心要颠覆达乌德——在这个过程中,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对达乌德的观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图5 1977年4月12日,达乌德访问莫斯科,他与勃列日涅夫举行会晤,这是一次非常重要会晤,但双方都搞砸了
   1977年5月,也就是达乌德访苏一个月之内,在苏联的命令下,阿富汗亲苏政党旗帜派和人民派克服了彼此的厌恶和仇恨,宣布联合起来反抗达乌德。在苏联的支持下,人民党反对派的力量迅速壮大。
1978年4月17日,旗帜派领袖海波尔被突然暗杀,当晚,人民党“旗帜派”和“人民派”召开特别中央会议,塔拉基表示,“我们进步力量要从这起死亡中最大程度获取政治好处”,19日,人民党发起万人抬尸大游行,游行者喊出“帝国主义走狗去死”、“中情局去死”的口号,卡尔迈勒和塔拉基都在海波尔墓前进行了激烈慷慨的演讲,矛头直指达乌德政府。
据苏联克格勃的情报披露,4月24日,达乌德在喀布尔中央司令部会见了美国大使埃利奥特,在后者支持下,他下定决心对亲苏力量镇压,达乌德宣布对亲苏激进力量进行抓捕。4月25日夜,塔拉基、卡尔迈勒等人先后被捕。当天夜里,警察搜查了阿明的住宅,但阿明找机会打发自己儿子,将叛乱计划的发动命令转达给自己在军队中的支持者,革命就这样爆发了。
亲苏叛军打着参加庆典的名义进入喀布尔(阿富汗首都),击碎了达乌德的抵抗,扶植了亲苏的阿富汗人民党政权,将“旗帜派”和“人民派”送上了执政者的舞台。在这个过程中,达乌德被叛军处决,革命亲王死于革命。
这是阿富汗的第二次革命,又称为乌萨尔革命或四月革命,这场革命后,阿富汗的局势愈发不稳定。
图6   塔拉基(左上)的“人民派”发行的纪念1978年4月革命邮票,以称颂其推翻达乌德政权的丰功伟绩
失控的亲苏革命:革命政府的激进改革与社会动荡
   相比于在阿富汗威望素著的达乌德亲王,作家出身的塔拉基及其弟子阿明和大学生起家的卡尔迈勒都没有领导国家的威望,更重要的是,或许是为了迎合苏联,或许是为了兑现革命理想,新生的阿富汗人民党政权上台后,进行了严厉激进的社会改革,这一方面导致阿富汗社会激烈的动荡,另一方面则加剧了阿富汗人民党领导层内部的残酷内斗,最终使得新生的亲苏革命政权,从开始就处于剧烈的动荡和衰败之中,只能勉力依赖于苏联的援助维持,最终变成了苏联人自己的负担。
1978年5月,塔拉基在阿富汗电台上发表了阿富汗改革纲领,他宣称:“支持新的土地改革;结束古老的封建制度;规定妇女平权……”其中,塔拉基的土地改革对阿富汗社会影响最大,塔拉基规定阿富汗人每户最多拥有6公顷的土地,超过限额将有国家无偿没收,原王室土地也将没收,进而无偿分给农民,为了避免土地大规模私有化,不允许土地典当、租借和出售注:《法新社,阿富汗政府三十点政纲内容》 ] ,这个法令,本质上是为了阿富汗社会的进步,但是由于阿富汗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教传统,该改革从施行开始,就给阿富汗带来了无穷的动荡。
改革严重损害了毛拉、政府官员、军官、地主和部落酋长等大土地拥有者的利益,且也未能有效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这决定了新政府的命运。而且,新政府施行的其他改革措施 ,如扫盲、取消婚礼金和彩礼、禁止早婚等,都给阿富汗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塔拉基等人和支持他们的苏联人开始被阿富汗社会主流视为“安拉”的敌人。
不过,苏联刚开始对此并未在意,他们依然沉浸在一个新生的亲苏革命政权诞生的喜悦之中。1978年12月,塔拉基访问苏联,勃列日涅夫宣称,“苏联和阿富汗的关系获得了崭新的进展和性质”,双方签署了《苏阿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苏联开始对阿富汗提供巨大的经济、军事和技术援助。
图7   1978年12月,访问苏联的塔拉基(右)与迎接他到来的勃列日涅夫(左)
然而,现实永远是最残酷的,历史的报复很快就开始了。
外部因素的复杂化:美国的大败退与苏联的转喜为忧
1979年2月、3月,阿富汗周边发生了一系列极为重大的政治事件,刚开始,事态好像是对美国有害、对苏联有利的,但随后却是严重冲击苏联的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
2月5日,伊朗反美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宣告成功,伊朗由一个亲美反苏的国家迅速变成了一个反美的国家,2月14日,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达布斯被恐怖分子杀死,美国宣布与阿富汗断交,3月12日,伊朗和巴基斯坦公开宣布退出英美基于反对苏联的《中央巴格达公约,4月30日,美国、英国和土耳其、巴基斯坦开会,宣布反苏的《中央巴格达公约》不复存在。这一刻,中东、西亚、中亚局势似乎朝着对苏联有利的方向快速发展,这种胜利叠加阿富汗新政权的彻底亲苏,以至于苏联决策者不由兴奋万分,葛罗米柯叹道,“这是历史性的突破”(注: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回忆录《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Six Cold War Presidents》)。
然而,形势很快出现了让苏联人惊诧的新情况。什叶派领袖霍梅尼掌握伊朗权力后,开始向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什叶派教区输出伊斯兰革命,1979年3月15日,阿富汗紧邻伊朗的城市赫拉特爆发了反苏反异教徒反政府的伊斯兰圣战起义,驻扎在该城市的政府军第17师倒戈,叛乱造成大约25000名阿富汗人的死亡和50~100名苏联人被虐杀,3月17日,基里连科受勃列日涅夫委托,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讨阿富汗局势,葛罗米柯表示,“阿富汗的事态必须得到控制,我们不能承受一个圣战主义的阿富汗出现在我们的穆斯林地区的南部边境”
注:《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关于阿富汗局势的讨论记录,1979年3月17日》 ]

8  1979年3月赫拉特什叶派伊斯兰激进大革命的发动者Ismail Khan,这是他在2010年阿富汗水资源会议上的讲话场景,他是苏联阿富汗势力的最早掘墓人
随后苏联总理柯西金与阿富汗领导人塔拉基进行了两次通话注:柯西金与塔拉基的完整通话记录,1979年3月17日》 ],塔拉基告诉柯西金,在赫拉特叛乱者中,大约有约4000名伊朗培训的圣战分子,这位阿富汗领导人请求苏联人出兵直接支持,同时向苏联政府提交了一份数额庞大的援助请求,苏联决策者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乃答应了除出兵以外的大多数要求。
至此,阿富汗内战爆发。赫拉特事件后,阿富汗军队和大规模动荡的倒戈层出不穷。
1979年4月,在贾拉拉巴德一个营的阿富汗军队倒戈;5月,阿富汗中央军团一个装甲团倒戈;6月23日,喀布尔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死亡数十人;8月5日,喀布尔一个陆军团哗变且联合圣战士进攻市中心;为了防止军队倒戈,阿富汗政府下令对士兵进行严密监视,为了打击无处不在的叛军,阿富汗开始对叛乱者的粮食产区进行轰炸,此举造成灾难性后果,1979年阿富汗歉收1500万吨粮食,相当于平常进口量的五倍,各部落无法忍受饥饿,要么揭竿而起,要么逃亡巴基斯坦。
面对艰难的局面,苏联不得不为阿富汗亲苏政府提供更大规模的援助,苏联就这样在阿富汗越陷越深了。
亲苏革命的分裂:革命党的互相残杀与苏联的被迫干预
图9  1978年4月后阿富汗执政初期人民党权力格局,分为代表“人民派”的塔拉基(左下和阿明(左上代表“旗帜派”的卡尔迈勒(右)。权力的角逐首先在卡尔迈勒与塔拉基、阿明之间,卡尔迈勒被击溃,随后塔拉基和阿明之间爆发权力斗争,阿明杀死了塔拉基。美国驻阿富汗临时代办阿姆斯通兹对他们的评价颇为准确“(人民党)像一小撮毒蝎子般互相蛰死对方”
   阿富汗革命力量人民党执政之后,这些蹩脚的政客随即开展不只是激烈危险的改革,还有党内之间的互相残杀。
执政后不久,塔拉基和阿明的“人民派”凭借自己在革命中的主导作用和军队中的优势力量,开始对卡尔迈勒的“旗帜派”展开大清洗。1978年四月革命成功后不到两个月,为了遏制人民党内部的互相残杀,团结力量稳定政府,苏联驻阿富汗大使普扎诺夫会见了塔拉基、阿明和卡尔迈勒,要求他们停止内斗,但塔拉基显然不为所动,他坚持要求赶走卡尔迈勒,苏联大使对此毫无办法,只能努力保全卡尔迈勒的生命,让他远走捷克担任大使(1978年7月1日),随后,旗帜派各个头目都被派遣国外担任大使,到了1979年初,旗帜派在阿富汗政府内部基本被清除殆尽,该派开始在地下反对新政府,革命党陷入分裂。
对此,苏联政府深感不安,苏共开始竭力劝诫阿富汗革命党,试图制止其进一步内斗。
1978年9月2日,苏联领导人波诺马廖夫访问喀布尔,在与塔拉基、阿明会晤中,他要求人民党停止对其他革命势力的大规模镇压,波诺马廖夫指出,镇压削弱了革命,分裂了革命,会使得反革命有机可乘,他特别提到
阿富汗革命的内斗不仅会影响阿富汗的稳定,还会威胁苏联南部的安全。
1979年4月5日,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将军访问喀布尔,在关于提升阿富汗军队战斗力的报告中,他要求阿富汗执政者不要打击革命力量,不要内斗
注:《1979年4月15日参考消息,人们认为苏联人在阿富汗损失惨重》 ]
1979年7月17日,苏共领导人波诺马廖夫再次访问喀布尔,他以愤怒地语气要求阿富汗革命领导人避免内斗,以免削弱革命力量。
然而,波诺马廖夫的访问影响不大。随着内战的进行和社会的动荡,在“人民派”内部,权力格局正快速发生了变化。掌管军事事务的阿明在战争中迅速扩充自己的权力,相比之下,拥有领袖地位的塔拉基则逐渐失去了耀眼的光环,随着权力、名望的升降,双方的分歧逐渐加深,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也由此展开。
1979年7月21日,阿明与苏联驻阿富汗大使普扎诺夫举行谈话,阿明告诉普扎诺夫,“塔拉基总是把权力抓在手中,他无法充分自主执行命令,从而使得战争形势越来越不利”,以此试探苏联人对他进一步获得权力的态度,普扎诺夫可能并不清楚情况,苏联大使客套地回应,“在卫国战争期间,我们的军事领导人确实是可以享有更大权力的”,阿明由此认为苏联人将默许他获得更大的权力。
仅仅6天之后,阿富汗政府就自行进行了新的改组,阿明实际上掌握了更大的权力,塔拉基被架空。直到这个时候,普扎诺夫才反应过来,他紧急拜访阿富汗领导层,质问权力改组的原因,阿明事后回应道,“苏联同志为何急切探访原因?因为他们对政府改组感到不安,毕竟这次改组我们没有通知他们。”这次不与苏联人商量的改组,让苏联方面对阿明的信任开始动摇,尽管阿明在改组后一直公开向苏联方面示好。
当时,苏联人对阿明的疑虑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相比于冷酷残暴的阿明,苏联方面更加信任很早就被克格勃吸纳的塔拉基,在阿富汗越来越反苏的大背景下,苏联人一直将塔拉基视为阿富汗亲苏的保证,他们对阿明的野心感到不信任。苏联驻阿富汗的克格勃机构报告称,“在今天,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塔拉基,如果不限制阿明独自掌权的努力,就不能实现有效领导”;相比之下,苏联决策层则收到了喀布尔克格勃情报站更多关于阿明的负面消息,阿明被克格勃描述成一个残酷、虚荣心重、野心勃勃的投机者,他与反共人士、帝国主义间谍、保皇派联系甚深,是不值得信任的。注:《Vasiliy Mitrokhin,The KGB in Afghanistan》 ,No40 2002,7,p21]
这种认知决定了在塔拉基与阿明的权力斗争中,苏联政府将明显采取支持塔拉基的政策。这种态度,必然会导致阿明与苏联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糟糕。随着阿明不断扩充权力,他与苏联的猜忌愈来愈深。1979年3月,阿明担任阿富汗政府总理,7月阿明兼任国防部长,并将亲信安插进各个要害部门,由于阿明很少与苏联方面商量这些人事问题,苏联政府对他的观感也都越来越差。
第二个,苏联政府认为,阿明对革命党内残酷的消灭,削弱了阿富汗的亲苏力量,加剧了阿富汗的动荡。1979年6月,苏联驻阿富汗贸易代办在与克格勃第一总局副局长梅佳尼克交流时表示,撤换阿明的职务,剥夺他权力,在阿富汗革命派内部创造友善、互信的氛围,对稳定局势至关重要
注:《Vasiliy Mitrokhin,The KGB in Afghanistan》 ,No40 2002,7,p20]
到了1979年9月1日,克格勃正式提出了改变阿富汗危机、稳定苏联南部安全的五点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撤换甚至清除阿明。这种建议的提出,则说明苏联人在阿富汗的介入不得不更加深入了。
图10、11 阿富汗人民党政府的官方报纸《喀布尔时报》,基本记录了革命党执政期间的互相残杀和朝生夕灭,这两期展示了塔拉基的崛起时代
苏联决策内幕:从反对出兵到决心出兵
图12 阿富汗人民党领导人阿明在苏联入侵前的官方报道
   尽管苏联政府最终落入了阿富汗战争的巨大灾难,但实事求是地说,从1979年3月阿富汗赫拉特暴乱爆发的内战起始点开始,苏联决策者一直都是努力避免介入阿富汗战争的,他们对军事入侵的态度是非常慎重的,但前提是阿富汗不能变成一个向苏联输出革命的伊斯兰激进思潮基地或美国反苏前哨站。
在讨论赫拉特暴乱的1979年3月17日苏共政治局会议上,苏联领导人基本达成两个共识:

第一,不到万不得已,坚决拒绝出兵。苏共领导人对此表述是这样的,基里连科表示,“出兵将产生产生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将不得不同平民作战……”;安德罗波夫认为,“出兵会让我们披上侵略者帽子”;乌斯季诺夫“必须充分利用阿富汗军队……尽可能动员其他各种政治手段”;柯西金“尽可能用政治手段,制定援助措施和非常措施解决问题”,在基里连科做出的十点总结中,基里连科表示,“尽可能用政治手段和经济援助,充分依赖阿富汗本身的军事力量”。

第二,南部安全决定了苏联绝不能失去阿富汗,如果有失去的风险,那么就必须使用军事力量介入。安德罗波夫表示“无论如何不能失去阿富汗”;柯西金表示,“绝不能交出阿富汗……最后考虑军事行动”;在十点总结中第十点提到,“调动军事力量在万不得已情况下介入阿富汗局势是需要的。”
注:《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关于阿富汗局势的讨论记录,1979年3月17日》 ]
当天,苏联总理柯西金即在电话里直接回绝了塔拉基要求苏联直接派兵支援的请求。

1979年4月5日,访问喀布尔的苏联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再次拒绝了阿富汗领导人关于苏联出兵阿富汗的请求;4月14日,苏联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拒绝了阿富汗政府要求苏联空军直升机参加阿富汗内战的请求;5月24日,苏联政府再次回绝了阿富汗派遣苏联空降兵的请求。
然而,随着阿富汗叛军势力越来越壮大,阿富汗亲苏政府军难以支撑,苏联政府被迫调整策略,1979年7月7日,苏联派遣105空降师第111伞兵团一个营的兵力进入阿富汗巴格拉姆军事基地,不过,此时苏联军队的介入依然是非常有限的。
7月11日,塔拉基和阿明再次请求苏联政府派兵支援特别是直升机支持他们的内战。但是,这些诉求都遭到了苏联拒绝。7月17日,访问喀布尔的苏联领导人波诺马廖夫表示,苏联不能采取这样的措施。7月21日,阿明再次请求苏联派遣直升机介入,苏联再次拒绝。
不过,等到八月份,随着阿富汗局势的进一步复杂化,尤其是叛军势力的日渐强大和不被苏联信任之阿明权力的进一步膨胀以及塔拉基权力的衰败,苏联政府开始将阿明视为局势混乱的替罪羊,为了挽回阿富汗人心,解决问题,苏联政府乃寻求打击阿明,支持塔拉基,以建立更加可靠的阿富汗革命亲苏政府。
1979年9月1日,克格勃向苏联高层递交了关于阿富汗局势的演变报告,在这篇报告中,克格勃认为,“阿明应该为泛滥的镇压负责,他执行了有罪的内部政治,削弱了阿富汗的革命力量……(为了镇压叛乱)必须支持塔拉基建立更广泛的联合政府”注:《Vasiliy Mitrokhin,The KGB in Afghanistan》 ,No40 2002,7,p21],这代表着苏联政府开始不得不寻求更深刻的介入阿富汗内政,并更加明显的支持塔拉基,打击阿明。
9月初,访问古巴的塔拉基在回国途中与勃列日涅夫举行会晤,在会晤中,勃列日涅夫宣读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对阿富汗局势的看法,“过多权力集中在其他人手里,甚至是您的亲密助手手中,这对革命的命运是非常危险的
注:《Vasiliy Mitrokhin,The KGB in Afghanistan》 ,No40 2002,7,p22]
”,这个宣言实际上代表苏联政府将直接支持塔拉基,打击阿明。

图13   1979年9月,访问苏联的塔拉基(中)与勃列日涅夫(右)、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左)举行会晤
9月11日,塔拉基回到阿富汗,阿明前往机场迎接。苏联克格勃原计划在机场路上伏击杀死阿明,但未能成功,形势陡然紧张,双方开始撕破脸皮。9月12日,阿明威胁塔拉基除掉前者的四名亲信部长,遭到塔拉基拒绝,9月13日,被阿明威胁的塔拉基的四名亲信部长被迫逃奔苏联大使馆,苏联大使馆给予他们庇护,阿明与苏联关系接近破裂——他们之间走向了敌对。

9月14日,在苏联压力下,阿明到塔拉基官邸拜访塔拉基,原本是要谈缓和矛盾,但双方发生了枪战,9月16日,在阿明武力优势的威胁下,塔拉基宣布垮塌,阿明当选为人民党领袖。

图14、15 阿富汗人民党政府的官方报纸《喀布尔时报》记录了阿明废掉塔拉基的全过程
   阿明当选为人民党领袖之后,由于苏联在阿明夺权过程中公开支持塔拉基,反对甚至暗杀阿明,阿明对苏联人不再信任。尽管勃列日涅夫在9月20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苏联将继续援助阿明领导的阿富汗人民党政权,但阿明已然不再敢过分依赖苏联的支持,形势很快向苏联方面最担心的方向发展——即苏联不仅可能失去阿富汗,而且阿富汗可能落入苏联最危险的敌人手里
在这种情况下,阿明做出两个方面的转向,一方面,阿明开始寻求美国人的支持;另一方面,阿明开始与阿富汗境内的各个伊斯兰圣战团体谈判,寻求建立与伊斯兰圣战者的联合政府。
9月27日,阿明会见了美国驻阿富汗外交官,美方形容整个谈话充满友善,阿明尽全力试图建立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他再三表示,如果美国外交官想跟他商量事情,他的大门随时会向美方打开。
9月底,苏联驻阿富汗情报机构的大量情报显示,阿明正在与阿富汗的圣战者进行媾和谈判,9月末,在洛加尔省的阿明政府军召开了有来自巴基斯坦官员和激进伊斯兰圣战团体的会议,讨论双方停止战争的问题。双方在大原则上达成一致,“将苏联专家和顾问从阿富汗赶走,释放监狱里面的伊斯兰圣战士”,阿明代表称“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
注:《Vasiliy Mitrokhin,The KGB in Afghanistan》 ,No40 2002,7,p48]
  到了10月份,随着双方冲突和不信任的增多,更多的迹象显示出阿明政府的反苏倾向,10月6日,阿明的外交部长沙赫瓦利公开批评苏联政府在此前的政治斗争中试图支持塔拉基,暗杀阿明;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阿富汗军人和官员开始公开表现出反苏倾向,阿富汗工人情报局长阿萨杜拉 阿明公开抱怨苏联领导人昏聩无能,对阿富汗援助太少。
10月9日,苏联驻阿富汗外交官普扎诺夫拜访阿明,试图缓和矛盾,但遭到阿明怒斥,据克格勃代表帕夫洛夫斯基回忆,阿明态度蛮横,挑衅,很难克制自己的狂怒,以至于经常打断苏联代表的话,使苏联代表不能平静表达自己的看法。到了最后关头,“阿明仿佛想起了什么,试图缓和气氛,以免破坏与我们的关系”,告别时,阿明对苏联代表说,“我是山里长大的,说话难免快,还请你们不要介意。”
苏联代表与阿明谈话结束的当天晚上,阿富汗电台宣告塔拉基死亡的讯息,克格勃渠道得知塔拉基是被阿明用枕头闷死的。此举对苏联领导人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因为,在9月勃列日涅夫与塔拉基的会晤中,苏联领导人自认为这是对塔拉基的保护,但仅仅不到一个月之后,阿明竟然杀死了自己保护的对象,这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望打击,在苏联国内和苏联阵营中都是一种重击。据长期负责勃列日涅夫健康的苏联第四医疗总局局长亚佐夫院士回忆:
“尽管勃列日涅夫的身体并不好,但他依然对塔拉基的死感到非常难过,9月10日,他才刚刚会晤了塔拉基,并许诺了支持和援助……‘这个阿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渣啊,用枕头闷死了一起参加革命的同志!是谁领导了阿富汗革命?别的社会主义国家会怎么看?谁还能够再相信勃列日涅夫的保证和支持?难道他的话只是口头上?’据安德罗波夫对我说,当着他和乌斯季诺夫的面,勃列日涅夫就是怀着这种情绪说出这些话的。”注:《克里姆林宫御医回忆录》 ] 
从这个角度看,勃列日涅夫将阿明的行为视为对他在国内外威望,尤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影响力的沉重打击,这是苏联领导人所不能接受的。
从此苏联政府改变了主张,不再接受阿明这个人了。阿明对此也能够感受到,他知道自己无可挽回的得罪了莫斯科,至此之后,阿明开始疯狂寻求与美国、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缓和关系,并试图与国内圣战者停战和解。阿富汗局势愈发失控,苏联的介
入也将不得不越来越深了

10月10日,也就是塔拉基死去第二天,在克格勃发给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消息中,苏联情报机构对阿富汗快速变化的局势之风险作出了评估:

“……与会者不得不承认,伊朗激进伊斯兰势力的成功,虽然可能会削弱美国在中东的地位,但同样会削弱亲苏阿富汗政权的地位……如果任其蔓延,这无疑会影响甚至威胁苏联的中亚穆斯林共和国”注:《克格勃关于伊朗形势对阿富汗的影响致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报告》 ] 
10月25日,苏联克格勃开始到捷克做阿富汗旗帜派领袖卡尔迈勒的工作,试图通过后者取代阿明,这实际上代表着苏联决心与阿明摊牌了;11月2日至12月12日,阿富汗人民党内各个反阿明派别在莫斯科开会,在苏联支持下制定了消灭阿明取而代之的政治议程。

12月8日,苏联高层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苏斯洛夫和乌斯季诺夫等人在勃列日涅夫办公室召开了一个小范围会议,与会者讨论出兵阿富汗问题,制定了行动计划。
战争计划就这样被决定了。
苏联内部的反对声音
   在制定阿富汗入侵大方针的过程中,苏联高层的反对声音并不多,但在具体的军事、外交执行层面,专业的军人和外交官则对此表达了反对或者震惊。
图16、17  奥加尔科夫元帅,他是苏联军队在70年代的改革者,他提出的电子战实际上预言了未来军事的发展方向,被视为当时世界军界最杰出的将帅,他深刻了解苏联军队的优势和弱点,坚决抵制苏共政治局对阿富汗入侵的决定
12月10日,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召见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通知他说,苏共政治局已经决定对阿富汗用兵,命令元帅调集7万人的军队发起行动。苏共中央的决定在这里遭到了唯一的抵抗,奥加尔科夫元帅是苏联军队的改革者,他对苏军情势和阿富汗状况一清二楚,乃发出了激烈的抗辩,奥加尔科夫表示,“7万军队远远不够应付阿富汗的情况,进军阿富汗是草率行为”,他遭到乌斯季诺夫的严厉批评。
同一天,奥加尔科夫元帅被召进小政治局,在这里,元帅试图让苏共领导人知道入侵的风险,他说阿富汗人是非常善战倔强的民族,对于外人心狠手辣,提醒苏军可能陷入无法自拔的局面,他大声高呼,“我们将引起整个穆斯林世界敌意”,“在政治上,我们将一败涂地”。他的这些话引起了苏共领导人的厌恶,安德罗波夫毫不留情地打断他的劝告,“您去做哪些军事方面的工作吧,政治方面有我们负责”,奥尔加科夫元帅试图反驳,“我是总参谋长”,安德罗波夫不屑地表示,“仅此而已”。最后,勃列日涅夫支持了安德罗波夫的主张。
就这样,苏联内部入侵的最后抵制也宣告失败。
12月12日,苏共高层召开政治局核心层会议,会议认为,由于美国、伊朗、中国和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策反,苏联南部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苏联军队有必要介入。于是,对阿富汗入侵的战争机器开始启动了。
12月28日早上,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被无线电中的高声通告惊醒了——苏联军队“应阿富汗政府邀请”进入了该国,据多勃雷宁回忆,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按照他的回忆,那一刻,这位长期以来为苏联外交奋斗的精明外交官意识到,“苏联的悲剧开始了。”注: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回忆录《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Six Cold War Presidents》)。
欢迎大家加微信,方便交流。
点击二维码加入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