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让·吉奥诺有本小说叫《屋顶上的轻骑兵》,讲述一位骑士逃亡路上的故事。主线是爱情,背景却发生在人心惶惶的霍乱时期。但就算时代兵荒马乱,也有磷火般的光。让·吉奥诺在小说里说:
瘟疫就像一个化学元素,让最高尚的和最卑劣情感,赤裸裸地彰显在我们眼前。
电影《中国医生》,其实也是在乱糟糟的画面下开场的。
一大批等待救治的新冠病人,挤在金银潭医院门外。办公室改的病房还没准备好,求生欲让他们一窝蜂地冲进来,争抢最后救命机会的床位。
他们将护士推倒,器械打翻,甚至大打出手。呼喊声、哭声和骂声交织在一起。直到ICU主任文婷拿着扩音器,爬到桌子上怒喝,才把场面控制住。她大吼说,我可以救你,我也可以找你算账!
你们都想活,我们都想救。
武汉人是出了名的火爆脾气。袁泉饰医院ICU主任文婷,张涵予饰医院院长张竞予。眉目间,都有一些神似。
张竞予的原型就是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疫情发生时,他已经被渐冻症病痛折磨一年了。
渐冻症是一种运动神经元疾病,患者将经历全身肌肉萎缩、慢慢发展到瘫痪,从发病到死亡往往是三到五年。张院长每晚都会抽筋,瘸着腿,但他跑很快,因为:
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
据说为了拍这部电影,张涵予去医院和张院长待了三天。跟他一起查房、吃饭,观察他。
电影里,张涵予骂了3次人。一次是动员会上,他号召党员必须24小时就位,你说你害怕,要走,可以,你走了就永远别再回来!
另外两次都发生在援鄂医疗队开会时,他先是说,我最看不惯的,就是遇到点挫折,就丧失斗志,灰头土脸的样子。
后来又突然发飙,当朱亚文说他的医院不行的时候,他直接吼了出来:
老子医院的能力没问题!
电影拍的,是武汉金银潭医院。去年1月份以前,别说是外地人,就连许多武汉本地人,对于这个名字都是极其陌生的。
更早之前,它的名字还曾是武汉市传染病医院、梅神父医院。
它位于武汉市北角。位置非常偏颇,只是一家规模不算太大的传染病医院。由于远离市区,武汉本地人看病一般不会选择到这里。
这场疫情过后,这所医院人人皆知。
2019年12月29日开始,金银潭医院收治了第一批新冠肺炎患者。自此开始,这里就一直以超负荷的工作量运转。它成为武汉收治新冠肺炎病人最早、最多、最重的医院。坊间当时流传:
世界看中国,中国看湖北,湖北看武汉,武汉看金银潭。
他们顶住巨大的压力对新冠病人应收尽收,为援鄂医疗队的到来,争取了最宝贵的时间。
1
如果没有这场疫情,导演刘伟强应该正在忙着另一部作品。

然后疫情突然爆发,博纳董事长于冬主动请命,希望拍摄一部关于抗疫医生的电影。
导演人选无他,就是刘伟强。
2019年,刘伟强拍《中国机长》,从川航8633备降成都,到电影上映,只用了16个月;这一次,从疫情爆发到《中国医生》上映,间隔只有17个月。
他用尽量克制的镜头语言,还原医生和病人的状态。两个小时的电影里,是各种或兵荒马乱、或绝望、或无奈、或给人希望的故事的结合。鲜血和疼痛,一直撕扯着观众的心。
他也没有逃避死亡。在这电影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装尸袋出现了不下几十个。镜头曾经长久给了一个病人,他看着身边的病友们一个个死去,被装入黄色装尸袋推走。留给他的,是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躺在床上等的无力感和恐惧感。
大部分故事都是真实的。比如医院门口的便利店老板,深夜在家里独自去世,医护人员手机里,还有他发来、却忙到没时间回复的语音。
医院上至张院长,下至护士的家属确诊新冠,却连一张床位都得不到,只能在家中自我隔离。
最关切的患者熬过了最难的时期,双肺炎症明显好转,却又因突发疾病去世,医生痛哭:
我想救他们,但是救不过来……
所有人都希望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但现实生活却不是故事。
刘伟强说,拍这部半纪录片式的电影时,他在武汉解封后马上带着团队去了金银潭医院。
在那里,只是一瞥,许多记忆便海啸般奔涌而来。他的眼睛,也从来没干过。
北岛曾经写过一句诗:即使在那些星光不可能达到的地方,也会有别的光芒,而一切就是靠这些光芒连接起来的。
张院长,文主任,拿着管子犹豫着不敢插的新手住院医生:
他们都是这些光芒。
2
有疫情期奋战在一线的医生朋友说,作为武汉人,他们其实不太敢看这部电影。
因为这又似乎要把这些酸甜苦辣,重新经历一遍。
博尔赫斯曾说,我从不谈论什么背叛和原谅,遗忘是唯一的背叛和原谅。对于民族来说,遗忘无疑是背叛。但就个人而言,选择遗忘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但我的医生朋友还是去看了。晚上从电影院出来,他破防泪奔,尤其是想起患者张吉星的女儿张小枫时。
张小枫接过上海医疗队医生吴晨光给她送的父母死亡证明。吴晨光担心这个花季少女接受不了,安慰张小枫,跟她说难受的时候,可以给吴晨光打电话。
小女孩没有说话。接过两份死亡证明,转过头走了几步,她又回头哽咽着问吴晨光:
叔叔,我想知道,一个人没有了爸爸妈妈该怎么办?
那种痛,穿越了屏幕,直击心灵。
刘伟强说,这场戏是真实发生的。医生把遗物拿给孩子,社区的人在旁边,看到了这个情景。
还有那个同意亲属遗体解剖的小哥哥。在医生面前,他的泪水一直止不住流,他用哭腔说:
小时候生病时,爸爸妈妈都是把我送到爷爷奶奶那里。
小哥哥忍着悲痛,哭着签了字。
人之卑微,人之伟大,是影片的高光部分。所有人都知道捐献遗体对于医学研究的意义,但当它像山一样落到个人头上,这件事,就成为一个无比残酷的选项。
整个疫情期间,金银潭医院一共有320位新冠肺炎患者离世。其中,有18个家庭同意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对于还在医院守候、煎熬的病患,这是逝者留给他们最后的温暖。他们也值得坐在电影院中的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
影片的最后,孕妇患者在ECMO的帮助下死里逃生,婴儿一声啼哭点亮希望的灯火。但同时,婴儿的父亲却因为送外卖感染了新冠,陷入病危。
电影隐去了父亲抢救的过程。但给了我们一个光明的结尾。
我猜这个故事的原型,应该是彭博。
整个疫情期间,金银潭医院一共有24人因新冠肺炎使用了ECMO。最终成功抢救回来的,只有4人。
彭博就是其中之一。在ICU病房里的昏迷,让他根本分不清白天和黑夜,也分不清梦境和现实。支撑他尽快康复出院的,是妻子怀里即将诞生的二宝。
他醒来后,暴瘦了40斤。还来不及庆祝,接下来就要面对不知多久的康复训练。拿手机,喝水,这些简单的动作,对于他来说都变得很难。
出院后,他迎来了平安降临的孩子。
关于金银潭医院,我还一直记得一个新闻中镜头。
疫情快结束时,一个中年男人去看望还在隔离的妻子。他只能站在医院大楼楼下,仰着头,默默注视站在楼上窗台前的妻子。
两人凝望,没有言语,但眼中都含满了泪花。
这不是故事。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当代史。
13岁时,黑泽明曾经经历过日本惨烈的关东大地震。这是一次可怕的事件,几十年后,他自己写回忆录,开头却说:
灾难告诉我这世界异乎寻常的力量,但同时也让我了解了异乎寻常的人心。
世界何等凶顽,世界何等温存。
珍爱包叔,顺手“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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