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衲读”
1946年6月3日，陈公博被处决
图为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讯陈公博
原载：《海上文坛》2005年第1期
作者：刘维荣
一段被风尘掩盖的历史，交织着知遇与功利，情感与背叛，许多年以后，苏青风头再起，却无人提及这段经历，因为，另一个男人早已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陈公博，汪伪降曰叛国集团第二号大汉奸，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后，陈续任伪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头号汉奸。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为逃避惩罚，陈于8月25日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乘飞机从南京逃到日本亡命，历时一个多月。终因国内掀起严惩汉奸的热潮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再要求，10月3日陈被送回南京，立即被捕。在看守所时，陈每日伏案书写《八年来的回忆》，竭力为自己与汪伪集团辩护。1946年6月3日在苏州被执行枪决。
上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另一个出名的女作家苏青（1913-1982），原名冯和仪，浙江鄞县人。苏青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语标点轻轻移位，变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轰传一时，又对女性独立生活一事，发为感慨：“我想想，我家连一枚钉子，也是我用自己的劳力换来的，可又有什么意思呢！”苏青在宁波中学就读时，受到良好的教育，每次学校周会，浙江籍的名流陈布雷、张其昀、陈果夫都到学校讲学，当时苏青还在校刊上发表文艺习作，受到全校注意，被同学看作是“天才的文艺女神”。中学毕业后，考取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英语系，后来因与专攻法律的李钦后结婚，中途辍学，随丈夫到上海定居。婚后的苏青，本意是做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但不幸的是，因为家庭经济左支右绌，夫妻失和。有一次，她向丈夫索取家用开支，发生激烈争吵，李钦后竟打了苏青一记耳光，还说：“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就为这一记耳光，没有写作愿望的苏青被推上文学创作道路，开始用作品换取稿费，争取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结婚十载，她已是三个儿女的母亲，夫妻反目，终于导致婚变的结局。
风传苏青创办了《天地》月刊，是凭借了陈公的支持之力，又传她是陈公情妇……
1941年上海沦陷后，她开始用“苏青”的笔名卖文为生，还曾主编过《天地》文艺月刊，主持过上海天地出版社。随后不久，她怀着离婚的苦闷写了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先是在由上海太平书局出版、柳雨生主编的《风雨谈》月刊上发表，后又于1943年7月出版了单行本，很快成了畅销书，短短半年中印行了九版，到1948年就发行到十八版。这种情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亦属罕见。她于1947年写作的《续结婚十年》也发行了四版。
最初使苏青扬名上海的杂志是《古今》，她也许是该杂志最为器重的女作家，是经常为其撰稿的唯一女性。苏青1943年创办了《天地》月刊。当时社会上风传苏青能办起这份杂志，是凭借了陈公博的支持之力。又传她是陈公博的情妇，理由是苏青曾在伪上海市政府做职员，其时陈公博正兼任着伪上海市长，她遂成为陈公博的“女秘书”之一。抗战时纸张紧张，陈公博设法配给她很多白报纸，苏青坐在满载白报纸的卡车上招摇过市，顾盼自喜，当时文化界一时传为笑谈。这些无疑表明陈公博对苏青很是赏识。苏青可以自由出入陈公博的官邸，陈公博、周佛海及其老婆周杨淑慧、儿子周幼海均有作品在《天地》上发表。
1942年10月16日出版的《古今》杂志第9期上，刊登了苏青的散文《论离婚》，此系苏青首次在该杂志上露面。《论离婚》是苏青散文串珠中最美的一颗，“性的诱惑力也要遮遮掩掩才得浓厚。美人睡在红绡帐里，只露玉臂半条，青丝一绺是动人的，若叫太太裸体站在五百支光的电灯下看半个钟头，一夜春梦便做不成了。总之夫妇相知愈深，爱情愈淡，这是千古不易之理。恋爱本是性欲加上幻想成功的东西，青年人青春正旺，富于幻想，故喜欢像煞有介事的谈情说爱，到了中年洞悉世故，便再也提不起那股傻劲来发痴发狂了，夫妇之间顶要紧的还是相瞒相骗，相异相殊。闹离婚的夫妇一定是很知己或同脾气的，相知则不肯相下，相同则不能相容，这样便造成离婚的惨局。”
这一篇精彩的文字论述，打动了一个“贵人”——时任上海市长的陈公博。那时苏青正因夫妻不睦、丈夫不肯养家、自己四处找不到工作而烦恼，《古今》老板朱朴便对她说，陈公博看了《论离婚》，非常赞赏，你何不写点文章奉承奉承他呢，这样你找工作的事就好办了。苏青听说“市长”赞赏她的文章，心里自然高兴，加上找工作心切，便答应了朱朴，适逢《古今》办刊周年，苏青便写了篇《〈古今〉的印象》，发表在1943年3月《古今》“周年纪念专号”上，其中这样写陈公博——
《古今》创刊号是在民国31年3月出版的，但是，我顶爱读的还是陈公博氏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上海的市长》；一篇是《了解》。
陈氏是现在的上海市长，像我们这样普通小百姓，平日是绝对没有机会可以碰到他的。不过我却见过他的照相，在辣斐德路某照相馆中，他的16寸放大半身照片在紫红绸堆上面静静地叹息着。他的鼻子很大，面容很庄严，使我见了起静畏之心，而缺乏亲切之感。他是上海的市长，我心中想，我们之间原有很厚的隔膜。
及至开始读他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我的性情改变了不少。他把上海的市长比作Number one Boy（头号仆人），这个譬喻便是幽默而且确切，“他是个很有趣的人”，我心中想，隔膜薄了好些。
最后，他说他自己在许多市长的必备条件之中，只有一个天然的具备条件，便是他的耳朵真是半聋的，这话真说得不唯幽默而且谦逊之至了。这类谦逊使人听了起亲切有趣之感，一口气看完他的文章，我的观念完全改变了。
市长也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他在小孩子的时候，也是好取耳朵为乐的，现在所不同者，无非是职业上区别；他做市长，我们做别的罢了。
市长也有牢骚，也爱做游戏文章来发泄他的牢骚呀！
于是我不必等到读他的《了解》，自以为已经相当了解他了。当我再走过辣斐德路某照相馆，看见他的半身放大照片的时候，我觉得他庄严面容之中似乎隐含着诚恳的笑意，高高的、大大的、直直的鼻子象征着他的公正与宽厚，因他在《古今》上面之文字感动力，使我对他的照片都换了印象。
陈公博先生在《了解》一文中说起一个人的公生活性格与私生活性格往往不同，因此我们可以推论一个人的官话与私话说起来也一定相异，我爱听做官的人讲私话，不欢喜看小百姓写官样文章。
苏青写出这样的文章，使人看到一个文人如何迫于生活做出错事来，令人痛心，更令人惋惜。苏青在迫切的生计问题面前，一时糊涂，在她心里，并没有完全丧失是非的观念，不然她不会在她后来编辑出版的她的四部散文集中，均不收录《〈古今〉的印象》。
苏青由此衣食无虞了，代价是沾上了汉奸的嫌疑
后来有一天，陈公博遇见周佛海的夫人杨淑慧，得知苏青在为职业烦恼，便给苏青写了一封亲笔信：
和仪先生：（苏青原名冯和仪）
昨晤周夫人，知先生急于谋一工作，我想请你做市府的专员，我想你以专员名义，替我整理文件。甚且就做这种工作，不居什么名义也行，但有一件事——不是条件——请你注意，最要紧能秘密，因为政治上的奇怪事太多，有些是可以立刻办的，有些事是明知而不能办的，有些事是等时机才可以办的，因此秘密是政府内为要的问题，请你考虑，如可以干，请答复我，不愿干就做专员而派至各科或各处室办事罢。
至于薪俸一千元大概可以办到。
　此请
著安
陈公博启
六月十九日
苏青接到陈公博的信后，以一个女人特有的敏感，担心陈公博对她别有用心，于是拒绝做他的私人秘书而选做了专员。被派在伪市府秘书处做事，苏青由此衣食无虞了，代价是沾上了汉奸的嫌疑。
在机关里，苏青的具体事务是核签工作报告。开始她以为那很难做，因为从未做过，不懂公文批签的格式，摸不着门，但单纯文字上的格式终究是不复杂的，何况下面送上的报告基本上都条理清楚，人事明确，行文上多无破绽，因而无需多费神，以苏青的聪明，很快便掌握了。可是她的聪明很快却又给她带来烦恼了，她想到：事情是他们做的，报告也是他们写的，报告写的很好，可是谁知道与事实是否相符呢？要核实如何个核实法呢？事实上不可能做到每件事都去核一遍。于是她第一次感觉到了手中笔的沉重。可是转念一想，也就觉悟了：“做官有二种，一种是做文的官，一种是做事的官，我是做文的官，责任在于纸张之上，文字之间，与事绝对不相关的。我的责任是看报告，只要她的纸张完整，文字无讹便算完了；其与事实是否相符，却又干我屁事？我要干也无从干起那！”
世上万事都在观念，关键在于能否想得通，思想问题一旦解决，苏青心里立刻坦然，于是高高兴兴在报告上写下冠冕堂皇的八个字：“核尚详尽，拟准备案。”报告呈上去，果如所料，上面批下“如拟”二字，一桩公事就此了结。苏青自觉找到了窍门，从此便照此行事，为求稳便，凡遇这类报告均只用此八字，上面也总以上述二字批复，一来二去，上下似有默契，自然也就相安无事了。
苏青对事物有洞若观火的聪明，缺乏的是难得糊涂的聪明。她占专员这个位子，本为裹腹而来，若换了一个人，多半也就混口饭吃而已，其他概不置喙，也不会生出太多的责任感什么的。可是苏青不同，她无法麻木。她做不到视而不见，见而不说。于是上班不多日，她便以自己签呈公文的经历，写文章批评起作公文的衙门作风了。
苏青的专员只做了两三个月就辞职了，辞职是陈公博的意思，不知与苏青的这篇激扬文字是否关联。他对苏青说，女人搞政治不合适。辞职后每月薪金由他照给。苏青乐得不做事光拿钱。
苏青在官场混了几天，但似乎并未人流，一是时间短暂，尚来不及进入角色；二是性别在此，那年代一个女人很难摇身一变，就正儿八经地做起官来；三是个性使然，做官对于她，并不是心目中理想的职业；她也不是那种可以处处讨得上司欢心，赢得同事个个欢喜的在官场如鱼得水的人，所以苏青好比是人进了舞厅，却并没有下舞池一般。
那时苏青已与丈夫李钦后分居，做了娜拉，从家里搬了出来，借住在平襟亚（台湾著名女作家琼瑶的公公）家里。陈公博得知后，便给了她8万元让她做租赁房屋之用，苏青花了4万元在南京西路上租了一处房子，又以1万多块钱买了一套半新不旧的家具，这才有了安身之所。个性极强的苏青此时已顾不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古训了。
闲下来，苏青便欲实现心底的夙愿，而把当初找工作时陶亢德告诫她“现在根本不是做事业的时候”的话忘在了脑后，想自办杂志，取名《天地》，请陈公博支持，陈公博给了5万元，这个数目在当时可买50令白报纸。当年10月，“天地出版社”挂牌开张，同时《天地》月刊创刊，苏青集老板、编辑、发行于一身，忙得不亦乐乎，《天地》也的确很火热了—阵，第2期上，还登了篇陈公博写的《改组派的史实》。
苏青与陈公博越来越熟，便常去陈宅串门，那时她与丈夫感情已经完全破裂，但丈夫还不太愿意离婚，一次陈公博问起苏青的家庭现况，苏青便告以想离婚，陈公博说这容易，只要以保安司令部名义把李钦后叫去写个字据就是了。言中含有强迫之意，苏青没有答应，她怕李钦后进了保安司令部会受刑，陈公博笑言其他忙可以帮，不过要令她丈夫爱她这他陈公博可没办法。而苏青身边那位学徒出身、靠自己奋斗在文坛上立定了脚跟，且与苏青之间颇有些感情牵连的陶亢德又似乎总是若即若离地高谈革命，而让苏青多少有点分心。
在往后，伪中日文化协会成立，陈公博做了理事长，委任苏青为该协会秘书，苏青虽然始终未参加实际工作，是挂名的，但是腥气却已沾上了。
陈公博很欣赏苏青的文章，同情她的经历，有次请她吃饭，酒后抑郁无聊中居然倾心吐胆，披露内心隐衷向只有一面之交的苏青黯然地说起他之实为文人，个性与政治工作的不合，又告诉她许多关于自己的历史：参加革命，希望的幻灭，但是他爱他的汪精卫，将永远追随他，知不可为而为之。又对其不得已的苦衷三致力婉转，一派悲凉，害得苏青也顿起同情之心。
苏青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滩是出尽了风头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还伴随着各种小报上关于她私生活的种种传言。苏青的反应即是急欲大声抗辩，不论巨细。一一驳去，再就是以她一贯的大胆直率的作风急不择言、竹筒倒豆式的表白，干脆将她在沦陷时期的经历和盘托出，也是让事实说话的意思，这便是《续结婚十年》。书中诉说一个离婚女人求职谋生的艰难，寻找合适婚姻的不易。
苏青毫不掩饰地表露她对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同情。至于那些罪在不赦的大汉奸，她坚持只对他们私人性的那一面做出反应，陈公博是民族罪人，但于她个人却有知遇之恩，因时势变幻而“忘恩负义”在她看来似乎倒是失德的。所以她不无自矜地写到自己在抗战胜利后去探望穷途末路的周佛海，并在目睹了这位昔日“一切都有把握的人”的颓丧之态后几至潸然泪下；而从报纸上得知陈公博的死讯后苏青更感叹道：“我回忆酒红灯绿之夜，他是如此豪放又诚挚的，满目繁华，瞬息间竟成一梦。人生就是如此变幻莫测的吗？他的一生是不幸的，现在什么都过去了，过去了也就算数，说不尽的历史的悲哀呀。”
在散文《谈做官》中苏青如此又间接地对陈公博写道：“照我看来，愈是做大官的人，便愈应该感到寂寞。早晨他的汽车到了，肃静回避，宽阔的道上除了几个武装卫兵之外，什么人影儿也不见，情景该是隆凄凉的。但一个人高高在上忍受无边的内心寂寞，恐也不见得十分好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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