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我来到了塔尔寺。
　　我不是专门来朝拜的。端午节放假三天，孩子说想到青海玩，就来到了西宁。到了西宁，就必然会去塔尔寺。我知道这也是一个机会，让孩子更多了解青藏高原的历史和藏传佛教。
　　十五年前，我曾经来过塔尔寺。那是十一月的某一天，我到西宁演讲。演讲结束后，我叫了一辆出租车，一个人来到了塔尔寺。那一天刚好下了雪，我看到了银装素裹中的寺庙，在几个小山坡上错落有致地参差，庄严肃穆。那个时候游人不多，给了我一个踽踽独行于庙区的机会，去体察佛教于清净中的法力无边。
　　藏传佛教的寺庙，不像汉传佛教的寺庙那样，规整对称，统制划一。也许是因为高原气质和地势所限，藏传佛教的寺庙，常常铺张得广茂伸展，展现出庄严中的自由，散漫中的收敛。大的寺庙，常常铺张成一个小镇，除了金顶的大庙，也有很多规制不一的小庙，四散各处。更有各种修行的活佛、喇嘛的住处，或白墙或红顶，显示出修行人等级的不同。佛教讲究众生平等，却在自己的体系中处处体现出修行者的不同等级。塔尔寺几个漫坡，都是庙宇房舍，从对面山坡看塔尔寺全景，迤逦灵动，气势恢弘。
　　我上次来，塔尔寺是银装素裹。这次来，因为是夏天了，所以到处都是绿树掩映、金顶红墙、野花送香，充满了鲜活的生气。上次来几乎渺无人迹，这次却是熙熙攘攘，呼喊声不绝于耳，给人的感觉，塔尔寺更像是一个深陷红尘的无奈隐者。令人感动的是，那些远道而来，在庙宇前虔诚磕长头的人，在人声鼎沸中，依然心无旁骛，在万次匍匐之间，了却自己岁月的心愿，并祈祷此生的吉祥安宁和来生的极乐世界。
　　塔尔寺又名塔儿寺，在西宁市湟中区，历史并不太久远，创建于1379年。当时只是建了一座塔。这座塔，是为宗喀巴大师建的。尽管塔尔寺后来变得非常有名，但宗喀巴本人，从来没有来过塔尔寺。不过，有好几世的达赖和班禅，都来过塔尔寺。这也不奇怪，因为不管是达赖还是班禅，都应该算是宗喀巴的弟子。
（塔尔寺内的宗喀巴像）
　　宗喀巴诞生于1357年。现在的塔尔寺，就是他诞生的地方。但他诞生的时候，这里并没有寺庙。我问导游，那他是在露天诞生的吗？导游也说不清楚。传说宗喀巴诞生后，从脐带滴血的地方长出了一株白旃檀（就是檀香）树。树上有十万片叶子，每片上自然显现出一尊狮子吼佛像（释迦牟尼身像的一种）。这自然是一个传说，至于这样的传说是不是真有其事，没必要追究，反正每一个神化的人物背后都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故事。
　　宗喀巴长大后，为了求取真经，证得佛法，远行拉萨。没有想到，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到出生地。在他去西藏六年后，他的母亲香萨阿切，盼儿心切，就让人捎去一束白发和一封信，想要宗喀巴回家一晤。宗喀巴接信后，不想中断学业，决意不返，就给母亲和姐姐各捎去了自画像和狮子吼佛像，并写信说：“若能在我出生的地点，用十万狮子吼佛像和菩提树（指宗喀巴出生处的那株白旃檀树），修建一座佛塔，那就如与我见面一样。” 于是，他的母亲，在信徒们的支持下，建了一座塔，取名叫“莲聚塔”。但在此后的180年中，塔虽然一直在，却从来没有形成过庙宇建筑。
　　在塔边建房形成庙宇，开始于1560年。这时，离大师圆寂已接近150年。宗喀巴也已经名满天下，弟子如繁星满天。当时，有个禅师叫仁钦宗哲坚赞，先在塔侧建了一间静房修禅。后来又在塔南建造了弥勒殿。真正开始扩建是1582年。
　　那一年，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来青海，指示扩建塔尔寺，赐赠供奉佛像。从此，塔尔寺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先后建成了各种宫和殿，如达赖行宫、三世达赖灵塔殿、九间殿、依怙殿、释迦殿等。后来清朝对于塔尔寺的发展很重视，几任皇帝多次赐赠匾额、法器、佛像等。塔尔寺的活佛还去主持过北京的雍和宫。随着时间的推移，塔尔寺逐渐成为中国西北地区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更主要的是，这里是宗喀巴的出生地，所以备受藏传佛教的重视。
（甘丹寺，网络图片）
　　宗喀巴于1419年在拉萨的甘丹寺圆寂。甘丹寺，是宗喀巴亲自创建的黄教传教道场。他圆寂后，信徒们在甘丹寺为他建了肉身塔，以檀香木放置，又放入黄金佛塔中。上世纪50年代左右，据说还有人见到了宗喀巴的肉身，保存完好。但文革时期，整个甘丹寺都被摧毁了。宗喀巴的肉身被拿出来用大火焚烧，然后骨灰倒入了雅鲁藏布江。现在甘丹寺还有宗喀巴的灵塔，但供奉的据说只有一块灵骨。当年焚烧宗喀巴肉身时，有一位叫波米•强巴洛珠的活佛，在焚烧现场偷偷捡了三块大师的灵骨，藏在袈裟中，将这些灵骨埋入地下。后来重建甘丹寺，他从地下挖出灵骨，把两块送给了十世班禅大师，一块放入了重修的宗喀巴大师灵塔。
　　藏传佛教中的修行者很多，活佛也很多。那为什么独独宗喀巴这么重要呢？因为他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教派-格鲁派的创始人。
　　格鲁派就是我们常说的黄教。为什么格鲁派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最熟悉的藏传佛教中的最高首领达赖喇嘛和班禅，都起源于格鲁派。尽管达赖喇嘛和班禅这两个头衔不是宗喀巴创立的，但自从有了达赖喇嘛和班禅这两个封号，而且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都追溯到了宗喀巴最著名两个弟子身上，宗喀巴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就变得丝毫不可动摇了。（两个弟子，一个名叫根敦珠巴，被后世追认为一世达赖，相传系观世音菩萨化身。另一个名叫克珠杰，被追认为一世班禅，相传系无量光佛化身。）
　　达赖喇嘛和班禅为什么会变得这么重要呢？因为从清朝开始，达赖喇嘛和班禅都需要经过清朝皇帝册封，这样就不断加强了达赖喇嘛和班禅的宗教地位和政治地位。清朝崩盘后，中华民国继续册封了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解放后，十四世达赖出逃印度，现在还在美国，总是搞些分裂活动。十世班禅则先后成为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们小时候听高音喇叭，总能听到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名字，以至于到现在也耳熟能详，倒背如流。现在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是在1995年11月29日，严格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在拉萨大昭寺的佛祖释迦牟尼像前，通过金瓶掣签，并经国务院批准，被确认为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真身，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的。
（十世班禅照片，网络图片）
　　其实，最初提出达赖和班禅封号的，不是清朝，是蒙古人。明朝时期，尤其是在草原上和嘉峪关外地区，蒙古人对西藏依然有巨大的影响力（自从1247年，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与蒙古汗国皇子阔端进行凉州会盟后，西藏就归属于元朝领导）。达赖喇嘛，是蒙古的俺答汗给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称号。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邀请索南嘉措前往青海相会。俺答汗称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意思是在显宗和密宗两方面都获得最高成就、学识渊博犹如大海一样的上师），从此达赖喇嘛这一称号就开始了。后来又追认了一世和二世达赖喇嘛。
　　清朝统一中国后，五世达赖在顺治九年（1652）到北京觐见了清朝皇帝，皇帝册封五世达赖罗桑嘉措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正式确立了达赖喇嘛的宗教地位和名号。此后，达赖喇嘛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成为了历史定制。这一做法也大大加强了达赖喇嘛在宗教和世俗两方面的权威性。
　　而班禅称号的使用要到1641年才开始。那一年，后来被封为四世班禅的罗桑却吉坚赞，将蒙古势力固始汗部引入西藏，消灭了当时的掌权者藏巴汗。固始汗封罗桑却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博克多”是蒙古语，意思是睿智英武。他就成为了四世班禅，并同时追认宗喀巴的弟子克珠杰为一世班禅。康熙皇帝后来又正式册封罗桑却吉坚赞的继承人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从此，“班禅额尔德尼”成为该活佛转世系统的正式名称，也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方得确认，又成为一项定制。
　　达赖和班禅因为有中央政府支持，影响力越来越大，藏传佛教也走向政教合一，达赖入住布达拉宫，成为政治和宗教合一的领袖。其他教派的成员，也逐渐从属于达赖喇嘛和班禅的领导了。
　　一个有慧根的人，把自己修行成高僧大德，修行成有一定影响力的活佛，是有可能的。藏传佛教中的活佛就很多。但要把自己修行成一个教派的创始人，或者一个宗教的改革者，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宗喀巴把自己修行成了这样一个人，既是一个精通佛法、开悟得道的高僧，又开宗立派，成为藏传佛教最著名的改革者。
　　他在藏传佛教中的角色，有一点像马丁·路德对于基督教的影响。因为马丁·路德的出现，天主教自中世纪以来死气沉沉、腐朽没落的阴暗状态被打破了。马丁·路德通过宗教改革，创立了新教，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为信仰基督教的老百姓，带去了宗教更加光明的未来，同时也反过来促使了天主教进行自身变革。天主教开始革除积弊，在古老的躯体中长出新的生机，变得更加包容和开明。
　　宗喀巴对藏传佛教的改革，如果用一句话包括，就是回归佛教的本源和本性。当时，藏传佛教教派林立，不仅对经文的理解歧见纷呈，而且各教派之间不断斗争，导致佛教戒律松弛。宗喀巴觉得，要振兴佛教，首先要提倡戒律。他要求僧人严格遵守戒律，视戒律为一切功德的根本，不干涉世俗事务，不娶妻，不从事生产活动（这个和汉传佛教有所不同。汉传佛教尤其是后来的禅宗，讲究亲自生产）。
　　格鲁派又叫黄教，之所以叫黄教，是因为宗喀巴从戴红帽改成了戴黄帽。戴黄帽，标志着僧人严守戒律。有的时候，仪式比内容还要重要。如果当时宗喀巴没有倡导戴黄帽以示区别，今天可能就没有黄教一派了。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是，戒律越多，接受的人应该越少。但吊诡的是，越是纪律严格的组织，往往生存的时间越长，而且参加的人更多，更加繁盛。我思考了一下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那些能够克制自己、苦行修炼的人，格局更好，耐力更强，也更加有人格魅力和思想魅力，同时组织结构严密，使得参加者更加有归属感和骄傲感。 
　　总之，在宗喀巴的倡导下，大量的僧人戴起了黄帽子，由此形成了一个教派——黄教格鲁派。你到藏区去，看僧人们的袈裟，看不出区别，但一看帽子，就可以知道哪个是红教，哪个是黄教。红教就是宁玛派，是藏传佛教中最古老、也是最传统的教派。
　　藏传佛教，在外人的眼里，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佛教。但从内部看，分成了很多教派，最主要的是五个派别：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格鲁派。其中以格鲁派起源最晚，但影响力最大。值得称道的是，藏传佛教尽管有很多教派，但并没有形成对立，更没有形成恶劣的冲突，而是在互相包容中一起发展。其中的一个原因，和佛教的教义相关。佛教本身就是宽容和慈悲的宗教，不主张对抗和杀戮。另外一个原因，是宗喀巴胸襟开阔、志向远大，对别的教派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
　　1409年，宗喀巴创建了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在这次法会上，宗喀巴打破以前的旧规，不分教派，不论等级，无论僧俗，兼容并蓄。各教派僧众有万余人参加了法会，给藏传佛教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和新的活力。就是在这次法会后，宗喀巴建立了甘丹寺作为黄教的根本道场。甘丹寺成为格鲁派的祖庭。
（黄教喇嘛的帽子，网络图片）
　　在佛教传入藏区之前，藏区的主要宗教是苯教。苯教就是相信天地万物都有神灵的原始宗教。风雨雷电、山川万物后面，都有一个神存在。人类举行各种仪式进行祭祀和朝拜，以取得神们的支持。今天的藏传佛教中，依然有苯教的成分。比如转圣山，其实并不能算是佛教的一部分。
　　人类的宗教，大多起源于多神教，逐渐归于一神教，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为核心。印度教到今天还是多神教。佛教或多或少还保留了多神教的痕迹。释迦牟尼是主神，各类菩萨、罗汉等，也被大家看成众神。在中国，老百姓功利而宽容，不仅神可以众多，而且宗教也能够横跨。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个庙里，看到儒释道三家的神像，充满了世俗的喜感。
　　藏传佛教的师傅，实际上是汉传佛教。公元641年，唐朝的文成公主不远千里和亲，和松赞干布结合，带去了一堆佛像佛经，还有很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同一时期，尼泊尔的尺尊公主，也嫁给了松赞干布，也带去了一堆佛像佛经。看来松赞干布是真爱这两位公主，为两位公主分别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自己还皈依了佛教。后来，印度佛教也直接传入了西藏地区，进一步影响了藏传佛教的发展。
　　很长一段时间，西藏的政权和佛教是若接若离的。后来，信教的老百姓越来越多，喇嘛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上层喇嘛就逐步掌握了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当然，今天的藏传佛教，已经是纯粹的宗教了。政权，已经和宗教没有任何关系了。
　　世界的几大宗教，不少都经历了政教合一、政教分离的历程。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基本可以概括为政教合一，通过各种较量和战争，走向政教分离的历史。而信奉伊斯兰教的很多国家，今天依然在政教合一的胶着中顽强地生存。中国内地地区，世俗政权的基因是如此强大，即使在佛教最盛行的时代，佛教也从来没有掌握过政权，而是一直在政权的恩准下生存。这种世俗活力，是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存力，但同时也因为内心缺乏对于宗教神圣性的敬畏，而使得宗教在很多人的心里，滑向了油腻的功利主义。
（莲花生大士，网络图片）
　　宗教需要有领袖出现，才能走向变革和发展。就像世俗政权，也需要有领袖出现，才会走向变革和发展一样。自从松赞干布引入佛教之后，藏传佛教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位最有影响力的大师是莲花生大士。莲花生大士是印度人，是藏传佛教的主要奠基者。
　　公元8世纪，他应藏王赤松德赞的迎请，入藏弘法，创立了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齐全的佛教寺院——桑耶寺。他的作用有点像进入中国弘法的鸠摩罗什。鸠摩罗什通过佛经翻译等，对于汉朝佛教的推广起到了重大作用。莲花生大士也教导藏族弟子学习及翻译佛经，将重要的显密经论译成藏文，创建显密经院及密宗道场，开创了在家出家的两种圣者应供轨范，奠定了西藏佛教的基础。
　　莲花生大士就是刚才提到的宁玛派的祖师。在莲花生大士之后，对藏传佛教最有影响力的领袖就是萨迦班智达· 贡噶坚赞。他是萨迦派的创始人，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刚才提到的凉州会盟。凉州会盟使得西藏和平接受了蒙古人的统治，因此藏传佛教也被蒙古人接受，使得藏传佛教走出高原，走向了广阔的蒙古草原。
　　萨迦班智达的侄儿巴斯巴，成为了忽必烈的国师，说服忽必烈把藏传佛教变成了国教，从某种意义上从此改变了蒙古人从古代以来喜欢杀戮的血性。萨迦之后，宗喀巴登场了，他对于藏传佛教的影响，基本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
　　宗喀巴1357年出生在青海湟中县，出生地藏语叫做“宗喀”，所以叫宗喀巴，意思是在宗喀出生的人。一个人出生的家庭背景也很重要。尽管宗喀巴的家庭不算显赫，但他的父亲鲁本格，是元朝末年兼管当地军民政务和地方官员的达鲁花赤。达鲁花赤是蒙古语，意思是“掌握印章的人”，这就相当于今天的市长或者市委书记了。这意味着宗喀巴的家庭，是有地位、有文化，也有发展机会的。
　　当然光有家庭背景不行。无数官家后代都变成了纨绔子弟。家庭的教养和孩子的天赋，决定了一个孩子未来的发展前景。宗喀巴全家笃信佛教，在宗喀巴3岁时，父亲就带着他去见著名活佛若白多杰。若白多杰给宗喀巴进行了灌顶加持，授了近事戒。他7岁时，就被家人送到夏琼寺，受了沙弥戒。宗喀巴在这里一学就学了9年佛法，在佛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个人一生的功底，通常都是在童年到少年这段时间打下的。中国古代的著名文人，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几乎都是在15岁之前，就把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背诵得滚瓜烂熟了。所以如果想把孩子培养成有扎实功底的人，从小培养是一条最可取的道路。
　　把孩子送到寺庙里，这是藏族人通常的做法。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家庭把孩子从小就送到庙里去，一是学习佛法，更多的是去学习文化。在古代的西藏，寺庙兼了学校的功能。孩子们在读经的同时，也认识了文字，学会了阅读。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够变成高僧大德的。一个孩子未来在佛学上有修为，需要很好的天资。
　　天资聪慧、领悟能力强，并且还能够静心专注，这样的人就不是很多了。而宗喀巴恰恰就是天资极其聪慧的人。他有强大的记忆能力和理解能力，7岁前就已经学习记忆了很多经论。他后来著书立说，信手拈来，都是青少年时期打下的功底。他16岁游历到拉萨，追随各教派著名的高僧大德，学习了各种佛法和佛教典籍，如大乘发心仪轨、大印五法、拿热六法、《现观庄严论》、《大乘庄严论》。还有最难学的《俱舍论》，他也啃了下来。等到他30岁左右开始著书立说，所有重要的佛教经典都已经烂熟于心。
　　一个人要想产生影响力，需要先著书立说，确立自己的思想地位。宗喀巴在这方面也是水平了得。他以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气度，总结了大小乘、显密一切教诫理论，又以深刻谨严的态度，执择佛教各宗之见地，为佛教建立了修学的圆满次第。他统摄了各派教法教义，形成了以中观应成派为正宗，缘起和性空相即不二的见地。
　　他著作众多，特别能写，共十八帙，凡一百六十多种。精髓则集中于《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正理海》等论著中。他的主要教义为：佛的言教不过教、证二法，无论大乘、小乘的一切教法均摄在经、律、论三藏之中，而一切证法则均统摄于戒、定、慧三学。要达到真正的佛学境界，必须“闻、思、修”三者并重，先听闻经教，再思考其意义，而后依之修行。所有这些教义，都成为黄教立足的基础和弘法的源泉。
（宗喀巴著作，网络图片）
　　但光著书立说也不行。一个人的思想如果想要在较短时间内弘扬出来，必须要有很好的口才，必须要能够说、能够演讲、能够辩论、能够奔走呼号，能够聚集众人形成热闹的场面和影响。从古至今，即使到现在的直播年代，此方法也百试不爽。苏格拉底能讲、柏拉图能讲、孔子能讲、六祖慧能能讲，很多优秀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从丘吉尔到马丁·路德金，都能讲。当然，宗喀巴也能讲。
　　宗喀巴抱着重振佛教的信念，为将自己悟到的佛教正法根植于社会，不畏路途艰险，到各个地方弘法讲学，并且还恰当地寻求政治和社会的支持。甚至当时明朝的永乐皇帝都听说了他，邀请他去内地弘法。可惜当时宗喀巴大病初愈，没能成行，派弟子释迦益希作为代表进京，加强了和明朝的联系。后来，他又举行了上面提到了正月祈愿万人大法会，建立甘丹寺作为道场。从此格鲁派黄教的影响力就如滔滔江河，奔腾不息，直至今天。而宗喀巴到今天，依然是万人敬仰和崇拜的伟大人物。尤其在藏族老百姓心中，他是神一样的存在。
　　没有宗喀巴，藏传佛教依然会存在；有了宗喀巴，这一存在都有了更丰富的意义，也有了更加鲜活的思想源泉。尽管世界不是个别人创造的，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拥有伟大灵魂的重要人物的出现，依然是改变世界的核心力量之一。他们通过思想和观念的传播，推动了世界的改变和进步。这些为人类带来福祉的人物，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今世，都值得我们献上膝盖，表达我们的仰慕和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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