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大西政权建立后，面临的情况是复杂的。且不说大清与大顺正在进行你死我活的紧张搏斗，大顺与大西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在升级，就其辖区而言，一方面是明朝残余势力的存在，由于失败，便以百倍增长的仇恨继续同义军进行较量；另一方面是受到打击的官绅怀着深仇大恨进行报复与颠覆活动。在这两种势力的背后，是南明政府的挑唆与支持。

弘光政府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在南京建立的。这个政府视大西政府与李自成的大顺政府一样为不共戴天之敌。七月，弘光帝任命米寿图为四川巡按御史，接着又任命王应熊为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督四川广东云南贵州军务，专办蜀寇，对付张献忠。这二人，当时都是光杆儿司令，既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有一定的财力，他们到遵义设幕府，发檄文，举行誓师，力图通过利用各种旧关系策动四川各地的明军余部和地方武装起来发难，制造事端，以破坏大西政府辖区的社会稳定。九月，弘光帝又下达敕令任命马乾为四川巡抚。十二月，又任命樊一蘅为督师专办蜀寇。南京弘光政府的号召和策动，为四川的官绅与明军余部增添了信心和力量。他们以为中兴有望，踊跃欢呼，在家中供起大明中兴弘光万岁的牌位，为了掩人耳目，将它与张献忠的牌位一木相连，一反一正。明里供奉的是张献忠，暗里是弘光帝。有的地方，还将建筑物上大顺年号涂抹，改用弘光年号。
为了巩固新生的大西政府已经取得的胜利，张献忠从建立大西政府那一天起，就将清除境内残余势力，削平各种叛乱作为当务之急，并且作了相应的部署，将设防的重点放在成都。一方面命平南先锋张文秀统领总兵10员，马步兵10万出镇广元，以拦截来自三秦之敌；让平南将军张能奇率领总兵5员，马步兵5000，出镇保宁。大西军兵力分散，顾此失彼，得地不守的弱点明显暴露出来。重庆附近的明朝残余势力顿时活跃起来。兵备道马乾乘机袭击重庆，大西政府委派的守将刘廷举兵力不足，见势不妙，弃城而去，重庆得而复失。

张献忠认识到重庆地位的重要性，命令张文秀率军3万夺取重庆。由于曾英和其部将李占春、于大海等早有准备，占据了有利地形，又调集了较为优势的兵力，张文秀夺取重庆的计划未能如愿，又在亭溪战败，无力解除川东方面明军的威胁，大西军被迫退守广元。曾英得到王应熊的支持，提升为副总兵，封为平寇伯，队伍扩充到10万人，战船千艘，成为威胁大西政府的主力。
明参将杨展是四川嘉定州（今四川乐山）人。崇祯十二年（1647年）武魁天下。初任游击，后在居庸关任参将，因领兵援蜀回到四川。九月六日，他在成都被俘，被两士兵押送出城斩首。这两位士兵喜爱他身上的五彩绵甲，对展说：汉子你将这件绵甲送给我吧！回答说：我命都不要了，还要这绵甲干什么？这衣甲自然是你的。我只希望你给我个全尸于河中，不要狼藉地上，这就全靠你的恩赐。临行刑前，将他松绑，脱下身上衣甲，刚刚举起大刀，杨展奋起夺刀，砍死两士兵，跳入水中，他水性好，顺流东下百余里，在没有农民军的地方上岸，乘夜回到家乡嘉定州，建立义旗，招兵买马，倾尽家产，守护城池。弘光帝闻悉后，遣官带着蜡丸诏书封他为锦江伯，挂荡寇将军印。他聚集残兵于嘉定、叙府（今四川宜宾）一带，以永宁卫（今四川叙永）为基地，成为四川颇有影响的武装力量。在叙府与大西军冯双礼、孙可望激战数次，为孙可望所败，他逃至遵义，但不久又回到川南，活动在川南的长江沿岸地区，对大西地方政府进行残酷报复，相继占有了川南大部分州县。
在川北，广元吴宇英是熹宗朝进士。张献忠请他出来做官，遭到拒绝；继之发敕令，遣行人前往宣谕，授他川北巡抚要职，他当面焚毁敕书，杀掉使者，倾家资召集乡勇，扼险固守，被众人推为盟主，聚众5000人，据守神仙峒与张献忠对抗。

在川西，黎州参将曹勋联合户部主事范文光、邛州举人刘道贞等人在雅州（今四川雅安）集聚力量，奉明宗室镇国将军朱平榆为蜀主，盘踞洪雅、荣经等地，同大西军抗衡。潜入大西政权内部官居监军的茂州举人郝孟旋在雅州举兵反正，并利用职务之便，矫诏阻止生员赴省参加科举考试，使其各回原籍，进而组建“匡正营”，袭击邛州。在川东，原礼部仪制司员外郎渠县李含乙、李储乙兄弟倾尽家产招募士卒数千人，攻陷广安州。通江向衷亮、向质、向谦共同举事，擒杀大西县令陈三捷等引入，以林春茂为通江令，竖旗招兵，“数日之间，合众万人，攻巴州”。
此外，尚有詹天颜、朱化龙、赵云贵等占据松潘、茂州（今四川茂汶）、龙安（今四川平武）一带，杨世泰、廖佐等响应杨展而聚兵峨眉，屠隆聚兵纳溪。各地据城邑，守村落，驻山谷，拒险寨的武装集团，不可枚举。
由于有南明小朝廷的支持，这些明军残部与叛乱分子将仇恨集中在大西地方军政官员身上。为大西政府任命的府州县地方官，到任后两三天，就有被暗杀的，甚至一县之内，三四个月时间里，有十几个县官员连续遭到杀害。而且手段极其残忍，有的将人投于烈火之中，有的将人沉于江中，还有被活剥去人皮的。而且在所到之地，无不纵兵大掠，见牛牵牛，见人掠人，见粮抢粮，甚至放火将村民房舍烧成灰烬。
遍及各地的叛乱与暴动使张献忠非常烦恼。为此，他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专门研究平叛问题。大西军的主要将领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分析了各地的形势，作出加强军事镇压的决定，制订了作战计划与部署：让张文秀进驻重庆，冯双礼进驻泸州，孙可望、马元利进驻川北，艾能奇进驻雅州。同时提出注意政策，保护老百姓的人身安全，大西军在雅州张贴告示：“凡尔处市镇顺民毋恐，家给大顺钱缀于首，可不死；而山中作逆者，当剿除之。”然而，这次会议决定中，没有对残余明朝势力作出具体分析，更没有提出如何在抗清大目标的前提下同力合作共抗清兵的问题。
进入大顺三年（1646年），四川政局依然异常混乱。新繁诸生费密勾结松潘镇朱化龙，在什邡县高定关组织飞来营，举行暴乱，对大西政府发起攻击。总兵贾联登及中军杨维栋从大西军手中夺回资阳、简州，侯天锡、高明佐攻占泸州，李占春、于大海据有涪州。曹勋及监军范文光据有雅州，监军佥事詹天颜据有松茂，谭洪、谭谊据有夔州、万县。樊一蘅移驻纳溪指挥调动，与阁部王应熊会合于泸州，诸路兵马齐向成都逼进。

对于反叛，张献忠采取严厉的打击政策，首先是在成都城内实行严密的军事管制。居民十家具结，一家有犯则同结十家连坐。出入城门，必须经过兵马司严格的证件査验无误方可放行。出城之人，先到兵马司进行登记，填报某街第几铺，或某坊民某人出城到某处，左右邻居某人，户主某人，保结某人，有无家口等，并要说明回城日期。如果不能如期回城，先将左右邻居与户主逮捕斩首，后将出城不回之人的家口，不拘老小，全部斩首。城外入城之人，也要经兵马司盘问明白，填给入门票，事毕出城，验交原票无误，方许放出。同时全面推行伺探、告密之法，每天派出兵丁千余人，或扮作乞丐、医卜，或化装成商贩，布满城内大街小巷，往来巡查，探查民间言论，发现两三人在一起谈话，或夫妻子女言谈话语之间，无论嬉笑怒骂，亲谈嘲谑，有涉及不吉利之言语，如未平、不稳、断绝、死败之类的言论，必须及时上报，并将门前用白灰做出标记。次日，一并将左右邻里十家全都处斩。若有不及时报告而为他处发觉举报，不仅要处理谈话者本人，还要追究探查人的责任，一并给予诛杀的处罚。为了制造恐怖气氛，张献忠设立剥皮、连坐之类的酷刑，其刑法之残暴，也为罕见。对行刑者，如果剥皮未毕而死，就连行刑者也一起杀死。凡有触犯之人，先杖百笞千，次割耳鼻，次断手足，次斩首，次凌迟，次割如鹅眼大，以五百刀为限，数满释之，极重之人犯则剥皮，刑法如此苛严，岂能令人对这个政府心悦而诚服，又岂能不令人对这个政府望而生畏！
其次是实行屠杀的政策。面对四川各地不断出现的暴乱，张献忠将这个问题交大臣们讨论。他说：“朕得蜀二年，蜀民恩之不附，威之不畏，屡抚屡叛，将若之何？”孙可望说：“臣愿皇上正位四川，轻徭薄赋，以恩止杀，令颁新政，与民更始，如父母之于赤子焉。”这一意见的核心是从调整政策入手，改善与民众关系，要像父母对子女那样，使民众得到真正的好处。而汪兆龄则提出：以愚臣之见，莫若先将在城人民尽行屠，其四道、府、州、县之民，另外分别等次，宫殿房屋，要付之一炬，使之千里赤地，万井无烟，然后弃之而他往。这一主张的核心是采取极端的屠杀政策，消除各种反抗。这是两种不同的态度。作为领袖的张献忠，连声称赞汪的主张：“卿言是，卿言是。”在大西政府领导集团内部也有不赞成这一做法的。如张定国就极力劝阻，痛哭流涕，希望张献忠有所收敛，孙可望闻知成都市民遭到滥杀的消息，十分痛心，并为大西政府的前途命运而忧虑，说：“有王无民，何以为国！”另有一位跟随献忠多年不愿直书姓名的人，上书规劝道：本人随王多年，身经数百战，所得之地即行杀戮，不留尺寸作为根本，士民既杀，地方取之何用？可谓语重心长，可惜张献忠听不进逆耳之言。
作为一个政府，对于坚持为敌、拼死反抗的官吏乡绅毫不留情地给予镇压，这是必要的。非如此，就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建立自己的秩序。可也必须明白，镇压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镇压极少数人的反抗，目的是为了建立合理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说，新政府必须比旧政府具有优越性，能为更多的人带来实惠。然而，在四川为张献忠所杀的人中，有不少并不是大西的反对派，而是因同类人中有个别人有反政府行为而遭株连。最为明显的便是在成都发现诸生颜天汉与李自成有联系，就以录用文武全才为名，调集全川进士、举人、秀才到京参加面试，结果将5000余名士子杀于青羊宫。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特科事件。
还有不少是已经归顺并在大西政权里担任职务的人，有的是有某些小过，有的只是怀疑而被杀掉，有记载说“凡内外各伪文武官，偶有小过辄斩之，重则剥皮”，这大概不是危言耸听。
大西政府礼部尚书江鼎镇，是在冬至节举行祀天时，未能遵照规定去读条文，被杖责百下致死。大西政府兵部尚书龚完敬“以道不治，剥皮而死”。高官尚且如此，中下级官吏就更不用说了。

孙可望率兵从汉中回到成都，部分官员到郊外迎接，献忠以为这是沿用前朝陋习，大开杀戒，一日便处死从官300人，有人劝他不要杀得太多，张献忠不以为然地说：“文官怕没人做啊！”
太学祭酒某生日这天，接受诸生们价值100钱的贺礼，结果被处死。夹江生员王志道能一笔写出一个斗大的“帅”字，张献忠即说：“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者必尔也！”便将他杀死。
还有对医生进行统一考试，让他们在太医院旧有铜人像一穴位上扎针，错扎者立即推出斩首。
在他公布官吏被杀的理由中，有的是伊等在席间高声谈话无所顾及，有的是由于吸烟太多，精神疲惫。
还有因为爱之心切而被杀的。张大受是他考试选拔出来的武状元。当初在录取张大受为状元时，他是那样的高兴，赏赐金币弓马，又召入营赐宴，美女10人，田宅1区，家仆20人，还召画工为他画像，打算广泛散发，扩大宣传。次日，张大受前来谢恩。他一反常态对臣下说老子太喜欢这个状元了，喜欢得一刻也离不了，害怕再见到他，你们快去把他杀掉，不可叫他再来见老子。这一谕旨宣下，新科状元本人连同家人并赏赐美女、家仆一并惨遭杀戮。一个新科状元就这样消失了。
如此随意杀人，还表现在他对自己的妻子上。按照常规夫妻关系是最为亲密的。丈夫有保护妻子的责任与义务，这也是人间的伦理道德。张献忠有多少个妻子，已很难弄清。他的妻子时间都很短暂，都是以种种借口和理由处死了。他在成都建国时立井研陈氏为皇后，可以说是恩宠有加，又封其弟为国戚。不十日，陈氏姐弟俱遭极刑。一个连自己的妻子也信不过几天就要杀掉的人，还会有什么人不敢杀呢？如此等等，实在是无端滥杀，没有止境，惨不忍睹！
连续不断的暴乱、颠覆与谋杀，使性情容易冲动暴躁的张献忠，情绪更加暴躁，在情绪不好时大量喝酒，醉酒后出现心理变态。所谓“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是张献忠常说的一句话。实际上这是本末倒置的说法，从根本上颠倒了君民关系。唐太宗将君民关系比喻水舟关系，君为舟，民为水，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说法历来为明君视为箴言。与此相比，张献忠的说法，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或者说是认识上的低能。有民才有君，民为邦本，君是治民的，也是为民的。皇上是民的皇上。只有皇上负民，岂有民负皇上之理！张献忠在认识上的错位，使他为所欲为，成为无所顾忌的暴君。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仅发布了“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的圣谕，还要在成都将此圣谕刻石竖碑以存永久。碑高九尺，取朕居九五之位，宽四尺，取朕平定四方之意。并要求碑面向北背向南。但严锡命则力主按照旧习惯去办，向南面北。碑正面上部镌刻有精美龙文和圣谕二字，下为圣谕全文。圣谕的意思，是说天生万物给人，人们的所作所为却对不起上天。鬼神一清二楚，每个人都要仔细地思量。另，1934年一位英国人在广汉发现的圣谕碑上还有“杀杀杀杀杀杀杀”七字。《圣教入川记》记其事说：献忠将自己的意图用文字写出来，请外国传教士加以记录：天造万物为人，人人受造非为天，又曰：造天之神，即造地之神也。他请司铎将此语速寄欧洲，使西方文人学士先睹为快。可见，张献忠十分重视这一内容的宣传，非但要告诫百姓，使其家喻户晓，还要向国外宣传。

张献忠的圣谕里七个杀字有没有，是出于张献忠之手，还是后人别有用心地加上去的？自然是需要澄清的问题。退一步说，即便真的是后人加上的，那么前边的圣谕文字出自张献忠之手，大家认识上是没有分歧的，实际上，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在他看来，天与人是对立的，天是人类的最高主宰，是万物的创造者，他在这里所说的天，实际上就是他自己。他在称帝后，每行一事，必谓奉之天命，就是想以此证明自己是天子。他还编造了一套天的理论：先前天生孔圣宣传圣道时，早知川人不从，故生孔圣于山东，而东省人爱人，遵依圣道，而川人则相反。所以上天讨厌川人，并屡降灾殃进行惩罚。而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罚他们违抗天意之罪。又派尔等司铎航海东来，至此四川，宣扬圣道，挽救人心。而川人不听劝告。川人的罪恶，擢发难数。因此，上天震怒，遣我天子进行讨罚。他还煞有介事地将自己有关言论加以汇编成集，美其名曰天书，指派专人收藏。他还故做姿态，编造谎言说什么：亲见天上有弓、箭、刀、矛等物，并说自己是奉天之命，不特为中国之皇，且将为普世之皇，甚至让百官仰视天空，大家按照他的吩咐，仰望天空，齐说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公然说：“今日天不晴朗，故尔等未见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显奇异，只令天子独见，以便出来代天行事。”将百官看不到天有什么显现的原因归结为，一是天气不好看不清，二是只有天子才能看见，你们不是天子，怎么能看见呢？这全是一派胡诌！
张献忠一再强调天与天意的地位与作用，就是为了抬高自己，神化自己，他将自己的所作所为，说成是天命，并且大力宣传，以假为真，使百官不信而信。他的圣谕的核心，是说他给了四川人一切，而四川人都是忘恩负义的。他让右丞相严锡命为圣谕碑做注，注文刻在碑阴。这种心态，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七个杀字所反映的张献忠心态，是将对封建官绅的仇恨扩大到对人的仇恨。在他的头脑里，一天到晚所想的净是人如何负于他，如何背叛他，而始终没有想到的是，他有没有负于人的地方以及他有没有对人的背叛。张献忠常说：“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难逃。”
张献忠在四川究竟杀了多少人，是很难说清的问题。有的说杀人在七亿以上，有说杀了六亿九千九百万，在乾隆钦定《明史·张献忠传》里似乎觉得过大，压缩为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些言论的制造者，根本没有想到当时的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四川一省能够有多少人？六万万有奇是个什么样的数字。还有说张献忠杀人，以致造成“流血若奔涛，声闻数里。锦江尽赤，河水不流”。当然始作俑者都是各有其人。不管是谁说的，这一说法，也太离谱了，因为明朝末年全国人口总数超过一亿也不会太多。四川省人口，据官方统计，万历六年（1578年），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这个数字不是确切的人口统计，可也有根有据，三百一十余万与六万万之差别是不言而喻的？锦江是一条大江，流血怎么能形成波涛声闻数里？这是文学语言，不能当作信史。不少人注意到中国史籍中对张献忠在四川杀人记述上的歪曲，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先前的史书，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一种感情，无一不把张献忠视为“流贼”，这是不公正的，可也不能将张献忠理想化。在考察清初四川人口锐减问题时，必须尊重事实。战争期间杀人是不分双方的。张献忠杀人与明军杀人乃至后来的清朝入川杀人，都是造成人口稀少的原因。当然，也有多少上的区分。还有一种杀人是政策杀人，这是人为的。张献忠的滥杀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在谈到同一事件的史料时，不妨看一下一些当年在成都的外国目击者的述说。古洛东的《圣教入川记》，是根据当年在成都的外国传教士口述整理而成的。这里说：一六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献忠下令除大西军政官员家属外，城内居民一律杀掉，第二天，各军人皆奉命认真严剿，毫不容情。各军分队把守城门，余军驱百姓到南门就刑。无辜被拘男女在南门外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地下，齐声悲苦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的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无辜小民。张献忠听后，不独无辜怜之意，反而厉声狂吼：该杀该死的反叛，遂令军士急速动刑。这里还说：初，成都官吏见献忠将至，逃避不遑。继见张献忠称王，分官任事，以为暴雨之后，云收雾散，将见太平。又闻献忠有勇有为，能任国事。于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不知献忠性情残暴，稍有不顺，狂怒随之，或刑或杀，视人命如草芥。这里所说张献忠性情残暴，稍有不顺，狂怒随之，或刑或杀，视人命如草芥。

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张献忠和他身边的人都过低地估计了知识分子的操守与官绅的能动性，以为凭一纸檄书足以让他们俯首听命，除了暴力，他没必要采取别的策略来缓和他与士绅之间的矛盾与对抗。在有关记载里，我们便看到不少这样的事例。致仕按察祖浩正衣冠，骂贼以死；致仕大理寺正王秉乾骂贼死；新繁诸费经世与贼将有旧，欲用之为官，因坚辞而被杀；汉州，诸生陈元鹏，贼执不屈死；举人江禹泽妻陶氏偕妇张氏携手骂贼死；诸生刘昌祚以不屈死。显然，这些人所以被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拒绝与残暴的无下限农民军合作，不向农民军靠拢、不接受大西政府的委任。张献忠及其农民军为其自身所受被压迫的地位所驱使，将对官绅的不满和积愤以暴力的方式宣泄出来，视不愿意归附自己的人为异己，采取极端的措施来进行惩罚，说白了就是自身残暴本性的彻底暴露。
作为大西军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一如既往地继续高举杀富济贫的大旗来吸引各界残暴人物，他们采取大开杀戒的极端做法，杀尽所有反叛的男男女女，可谓暴政的极端。如果不是一开始就将着眼点放在肉体消灭上，而是采取一种缓和的策略，将膨胀的仇杀情绪加以控制，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官绅施行分化瓦解，团结多数，集中力量，严惩极少数民愤极大的罪大恶极分子，使官绅中多数也能看到希望和出路，情况必定是另一个样子，至少要比滥杀的结果好得多。而在这方面，刘邦朱元璋的做法却比他高明得多。他们在取得政权过程中与取得政权后一段时间里，都是严禁滥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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