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喻在加
来源：孤独大脑（ID：lonelybrain）
“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
——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
先说结论：
1、财富取决于幅度，而非频率。即：极少的大高潮。少数下注较大的投资，构成了一个人主要的财富。
2、幸福取决于频率，而非强度。即：较多的小高潮。再大的单次幸福事件，持续的时间也不会比较小的长太久。
3、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决定了你此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
诗人别涅季克托夫，是第一本俄罗斯数学难题集的作者。下面是他出的题：
三姐妹各自卖鸡蛋，分别有10个、30个、50个，要求：
1、任何时候共同销售价格；
2、最终每个人收到的总钱数一样多；
3、卖十个鸡蛋的总钱数不少于10分钱，卖90个鸡蛋的总钱数不少于90分。
请问如何卖？
这道“简单”的题似乎有点儿奇怪：
手上的本钱差别那么大，而且“统一价格”，怎么可能卖出一样的收入呢？
二
再看个欺骗性更强的题目。
甲和乙比拼投资水平，两人各有110万本金。以下是两人过去两年的股市成绩。
（第一年）：甲投资10万，赚4万，回报率40%；乙投资100万，赚35万，回报率35%。论回报率，甲获胜。
（第二年）：甲投资100万，赚25万，回报率25%；乙投资10万，赚2万，回报率20%。论回报率，又是甲获胜。
这道“简单”的题似乎也有点儿奇怪：
看起来两轮都是甲获胜吧，可是再一算：
  • 甲两年一共赚了“4+25=29万”；乙两年一共赚了“35+2=37万”。
  • 每年投资回报率都是赢家的甲，反而在整体成绩上输给了乙。
为什么呢？
三
关于第一题“卖鸡蛋”：
尽管任何时候必须执行相同的价格，但鸡蛋少的姐妹，可以在价格低的时候少卖鸡蛋，而在价格高的时候多卖鸡蛋，从而实现同样的总销售额。
例如，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卖一块钱一个鸡蛋的时候，拥有10个鸡蛋的妹妹一个都不卖，拥有50个鸡蛋的姐姐卖掉了45个。

当大家都卖十块钱一个鸡蛋的时候，只有10个鸡蛋的妹妹以高价卖掉10个，拥有50个鸡蛋的姐姐只剩下5个可以卖高价。

关于第二题“投资PK”：
尽管在每个年度甲都赢得了胜利，但是重点在于仓位的分布。
对比而言，第一年对甲乙两人都是好运气的一年；

但是甲在好运气的这一年下了更大的赌注；

所以尽管第一年甲的回报率也低于乙，但是回报的绝对值却远高于乙。

上面这两个例子说明：面对同样的机遇，即使是处于资源劣势的一方，假如能够利用筹码的分配，也能获得更好的回报。
上联：财富取决于极少的大高潮
四
如上所述。在关键环节下大注，能够让你在拥有相同或较少鸡蛋时比对手赚更多钱。
这里包括两个要点：
1、发现鱼多的地方。找寻有基础概率优势的领域。
2、在鱼多的地方下更多注。“我从索罗斯身上学到很多，但可能最为重要的并不是你是对还是错，而是在你正确时你赚了多少，而错误时你赔了多少钱。”基金经理人德鲁肯米勒说。
事实上，当年狙击英镑狂赚10亿的创意及操盘者，皆为德鲁肯米勒。那么，索罗斯做了什么？
德鲁肯米勒在演讲中称，当时索罗斯所做的交易中，约90%都是他的点子，但索罗斯比他“更有胆”。
在那个“索罗斯大战英格兰央行”的传奇故事中，德鲁肯米勒的15亿美元押注即将到期兑付，正考虑进一步增加头寸拨备，甚至建议把所有钱都押上。
然而，索罗斯却认为这“太荒谬了”：
“你知道这种事情多久才能出现一次吗？”
“信心十足但是只投入很小头寸，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索罗斯说。
最终他们加上杠杆，押上了100亿美金，并大获全胜。
索罗斯的策略是：“专攻要害。”
巴菲特在2010年写给股东的信中写到：“好机会不常来。天上掉馅饼时，请用水桶去接，而不是用顶针。”
我戏称索罗斯和巴菲特是“索菲特”：他们都是那种伺机而动、咬住就不放口的致命性攻击动物。
“当你对一笔交易充满信心时，就要给对方致命一击。”
五
彼得·蒂尔在《从零到一》里总结：只找最好的，因为最好的产生了更多的价值。
这个世界遵循幂次法则：一小部分的公司完胜其他所有公司之和。
他由此总结出了一个风险投资规则：只投资给获利可达整个投资基金总值的有潜力的公司。
这个规则的反例是：
安德里森·霍洛维茨投资基金给Instagram公司投资了25万美元，后来赚到了7800万美元，两年不到获得312倍的回报。

问题是，安德里森的基金规模是15亿美元：如果只开出25万美元的支票，那么它得找到19个Instagram，才能收支平衡。
所以，重点不是312倍很多，而是25万美元太少。
彼得·蒂尔的基金只关注五到七家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具有独特的基本面，未来可能拥有数十亿美元的价值。
巴菲特曾说，每个投资人都应该假设自己手中只有一张可以打个20个的投资决策卡，每作一次投资就在卡片上打一个洞，用完为止。
问题来了，彼得·蒂尔自己投资Facebook，赚了大钱，但却没能把握机会，继续加重注，甚至在Facebook上市后过早撤退。
毕竟，投资不是做数学题，而是面对不确定性去下注。
还是以本文开头的两个智力题为例：
你怎么知道鸡蛋后来会涨价到十块钱？万一跌到一毛钱呢？你怎么知道第一年的回报率较高？如果第二年更高呢？
大机会来临了，要下重注。但你怎么知道是大机会呢？万一是大坑呢？
如芒格所言：如果把我们最成功的10笔投资去掉，我们就是一个笑话。
但是，最成功的十笔投资，开始的时候谁知道呢？
也许，那些大高潮的成功，只是“后此故因此”的后此谬误？
“大机会来了下大注”这个道理，会不会和所有的鸡汤一样，都是事后方知的空话？
六
“大高潮”的不确定性，有三点：
1、大机会的不确定性；
2、入场时间的不确定性；
3、下注比例的不确定性。
我自己误打误撞经历过中国房地产的“大高潮”，在这样一个横跨20年的超级大牛市里，我亲眼目睹了诸多专业人士也会犯下的“错误”：
1、从2000年开始，就有专家坚定认为地产是泡沫，不是机会；
2、早在2003年，就有朋友判断土地供应已经远大于市场消化量，泡沫已经形成，决定退场；
3、有朋友很早看准了一线城市的房价趋势，却只买了个小户型。
地产早已经是“过时”的话题，我也不打算对未来房价做任何预测，而是想以此为例，来说明抓住“大高潮”有多不容易。
大机会来临时敢于下大注。
也许这句话真的是真理。然而，真理往往有两个特点：
1、很简单；2、没有操作指南。
刚刚过去的2020年，疫情造成的捡钱机会，有多少人敢下手？
德拉肯米勒在市场趋势反转时，用“价值分析法”来测度期货价格可能达到的范围。
但他强调“价值分析法”不能用来确定入市时机，他用来确定入市时机的重要工具是“持仓量的分析法”和“技术指标分析法”。 
然而，这些“方法”真有用吗？
天才如德拉肯米勒，因对自己在2010年市场波动期间的表现感到失望，宣布退休。
而他的老板索罗斯，则依然“活着”。
当手下的基金经理天才不再，索罗斯会毫不留情地换掉他们。
他对自己一样残忍，他也经常杀掉过去的自己，在投资上快速转向。
索罗斯敢于下大注于狙击英镑，是因其判断：假如错了损失不大，假如对了能赚不少，而且对的可能性大很多。
索罗斯获取利润的另一秘诀是：投资在先，调查在后。
提出假设，建立头寸，小试牛刀考验假设，等待市场证明正确与否。若正确则追加头寸，否则及时撤出。
有时候确认一个走势相当费时，很可能犹豫不决之际市场已开始逆转。“提出假设后立即建立头寸”，有助于其抓住最佳投资时机。
作为波普尔的学生，索罗斯继承了“证伪主义”，却不赞成老师的“统一科学”原则。
索罗斯从基本原则上采用了科学方法（例如“事物观察”和“意见比较”），但是又强调反身性理论和人类不确定性原则。
如此说来，“抓住大机会”这件事，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根本无法预测，简直是个哲学、乃至玄学问题了。
果真如此吗？
七
要想解决这一点，我们必须来到概率的世界。
概率是度量不确定性的工具，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领域。概率不是用来消除无知的，而是用来描述无知程度的。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简单套用或者隐喻，都是不靠谱的。
索罗斯对此有更进一步的观点，这就是他的“反身性”：
在任何包含有思维参与者的情景中，参与者的思想和现实情况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认为未来的结果完全是现在预期的反馈的观点看起来是荒谬的。
索罗斯和巴菲特都对市场有效理论提出了质疑。然而，巴菲特会建议普通人去买基于市场有效理论的指数基金，索罗斯则强调自己的理论是“炼金术”。
对于费曼眼中“荒唐的自然”，以及索罗斯所说的“不确定的人类”，概率都是不错的思考工具，哪怕只是作为拐杖。
难题在于，理解概率已经不是容易的事情了，而影响人类世俗成就（主要是指成功和发财）的，远非单一的概率计算。
洞察大机会，确认大机会，捕捉大机会，是多层概率叠加的结果。
这方面最有名的类比案例，也许是下面这张图了。
该图背后的故事，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泰德•威廉姆斯在他的《击球的科学》一书中这样描述道：对于一个攻击手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等待最佳时机的出现。
巴菲特认为这句话准确道出了他投资的哲学，等待最佳时机，等待最划算的生意，它一定会出现，这对投资来说很关键。
泰德•威廉姆斯是过去70年来唯一一个单个赛季打出400次安打的棒球运动员。他的技巧如下：
第一步：把击打区划分为77个棒球那么大的格子。
第二步：给格子打分儿。
第三步：只有当球落在他的最佳“格子”时，他才会挥棒，即使他有可能因此而三振出局，因为挥棒去打那些“最差”格子会大大降低他的成功率。
泰德•威廉姆斯的秘密在于，将自己的“概率世界”变成了两层。
一层是执行层：也就是他击球这个层面。
在这个层面，无论他多么有天赋，多么苦练，他的击球成功概率达到一定数值之后，就基本稳定下来了，再想提升一点点，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且还要面临新人的不断挑战。
一层是配置层：也就是他做选择的这个层面。
他在配置什么呢？
挥棒击球的决策。
我们假设有如下一个被简化了的比赛：
泰德•威廉姆斯与一个击球水平比他还高的球员竞争，他的击球成功率是80%，对手是85%。但是泰德•威廉姆斯更有耐心，只击打好球率达到90%以上的“大机会”。而对手年轻气盛，且更有自信，所以即使好球率只有80%的机会也不放过。
所以，经由计算：
泰德•威廉姆斯的最终成功率=90%✖️80%=72%；
更强年轻对手的最终成功率=80%✖️85%=68%。
结果，泰德•威廉姆斯战胜了水平比他还高的对手。
芒格将此方法用在投资上，要点如下：
  • 作为一个证券投资者，你可以一直观察各种企业的证券价格，把它们当成一些格子。在大多数时候，你什么也不用做，只要看着就好了。
  • 每隔一段时间，你将会发现一个速度很慢、线路又直，而且正好落在你最爱的格子中间的“好球”，那时你就全力出击。这样呢，不管你的天分如何，你都能极大地提高你的上垒率。
  • 许多投资者的共同问题是他们挥棒太过频繁。另外一个与挥棒太过频繁相对立的问题也同样有害于长期的结果：你发现一个“好球”，却无法用全部的资本去出击。
  • 有性格的人才能拿着现金坐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做。我能有今天，靠的是不去追逐平庸的机会。
然而，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给机会的格子打分呢？
对于一个棒球运动员而言，经由专业训练和大量重复，的确可以给格子打分。
这是一个有边界的事情，牛顿力学的因果关系，仍然可以发挥作用。
可是，人生中的大机会，一共没有几次，又该如何用概率来估值呢？
八
人生不是扔硬币，无法得出“只要重复多次就有50%概率正面朝上”的结论。
概率论，向来有“频率派”和“贝叶斯派”之争。
大多数场合下，关于概率的讨论，都是基于“频率派”的。
例如我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率是万分之1.88，这意味着每年每10万乘客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是18.8（世卫组织2015年的数据）。
“频率派”的概率，是一种上帝视角。
有人就会说了，这个概率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个人来说，不发生就是零，发生了就是百分之百。
这种常见的谬误，部分原因是因为“频率派”的概率，要求事件重复的次数多到令大数定律发挥作用。
可是，人的一生之中，重要的事情不过百十件，概率有意义吗？不会导致“小数谬误”吗？
如果说“频率派”是经验概率，那么“贝叶斯派”则是主观概率。
这听起来有点儿怪。
《贝叶斯方法》一书，开篇就提及了“贝叶斯思维”的奇怪之处：贝叶斯思维和更传统的统计推断不同，贝叶斯推断会保留不确定性。
在贝叶斯派的世界观中，概率是被解释为我们对一件事情发生的相信程度。换句话说，这表明了我们对此事件发生的信心。
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有点儿“唯心论”的主观与信心呢？
对比于贝叶斯派，频率派认为：概率是事件在长时间内发生的赔率。
比如你一直扔一个标准的硬币，你得到正面的概率是50%。
但是，对于潜艇失事、个人成功、捕获大机会，历史上没有那么多数据，对个人来说也没法再活几辈子。
怎么办呢？
于是，贝叶斯派把概率解释成是对事件发生的信心，也就是说：概率是观点的概述。
认为概率是主观的，并不意味着贝叶斯派是一群主观的家伙。
相反，他们随时打算更新自己的观点。
这恰恰是贝叶斯的秘密所在：
通过更新数据，多次迭代，动态地改变“”主观概率“。
哪怕新的信息（证据）和自己的信念相反，哪怕消息很让人恼火，很羞辱自己的智商，贝叶斯派们也坦然接受。
如同传说中凯恩斯说的：“当事实改变，我的观念也跟着改变，你呢？”
但是他们又不是简单的见风使舵，他们不会因为新信息彻底抛弃旧的信念，而是通过一个并不复杂的公式，将所有的信息整合在一起。
让我们再看一下泰德•威廉姆斯的格子：
泰德•威廉姆斯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大量数据，得出了上面格子里的得分，对“最佳格子”进行了量化。
那么，在没办法进行大量重复的情况下呢？
2009年5月31日晚10点，法航447不幸坠毁，搜救人员动用当时最新技术，找了一周后，仅发现少量残骸碎片和29具遇难者遗体。
随后两年的艰苦搜索，更是一无所获。
这时，贝叶斯主义者登场了，他们的方法是：为飞机失事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整合评估各种导致失事的原因的概率；根据更新信息，改进模型。
如上，也是一张“格子”图。
救援队根据上述概率分布图，先从概率最大的区域搜索，如果没有发现，就在过往数据基础之上更新概率分布，继续搜索最大概率区域。
其中，贝叶斯更新的过程，简单示范如下：
（本图来自《科学世界》杂志）

最终，人们在茫茫大海中找到了法航447的黑匣子。
诚如索罗斯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但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并不是完全符合真实的世界。
人类对世界的看法，是大脑根据外部信息的加工过程。
这种加工能力，决定了大脑厉害与否，以及一个人能否在现实世界里做出更聪明的决策。
不管我们的大脑如何给自己制造确定性的幻觉，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人类的理论、观点、预期，都远远偏离“真相”，甚至于人类对“真相”的定义都值得怀疑。
贝叶斯法，面对世俗世界的信息有限，承认人类认知水平的不完整和不连贯，给出了一个持续加工系统，让我们能够动态地、量化地获取信息、更新观点、作出更有大局观的决策。
贝叶斯法，每一次都能利用新信息（哪怕是失败的信息），对原有信念进行更新。
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可以不断循环，连续迭代，从而产生了杠杆作用和指数效应。
《贝叶斯方法》对此总结道：
  • 即便获得了新的证据，我们也并没有完全地放弃初始的信念。
  • 但我们重新调整了信念使之更符合目前的证据（也就是说，证据让我们对某些结果更有信心）。
  • 通过引入先验的不确定性，我们事实上允许了我们的初始信念可能是错误的。
  • 在观察数据、证据或其他信息之后，我们不断更新我们的信念使得它错得不那么离谱。
我不打算论证索罗斯的哲学与贝叶斯方法的关联。面对人类事务的不确定性，哲学是认知基础，方法是行动体系。
索罗斯敢于在“我可能错了”的状况下行动，更有着惊人的认错勇气。
在此基础之上，索罗斯还强调了“观察者”，尽管他的表述里混杂了罗素悖论和量子力学的观察者效应：
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是参与者。我们对现实的解读与现实的差别是在真实世界中加入了不确定性的元素。这又听起来像循环推理，但是这准确地表达了现实情况和有思维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进而，由于人类社会属性和动物属性的“夹生”，索罗斯深刻洞察了“羊群”的习性，并熟练掌握了操纵手法：
市场总是错误的，他的趋势体现在膨胀期的自我满足以及在衰退期的自我瓦解。因此只有处在转折点时流行倾向才会被证明是错的。
于是，索罗斯的“财富大高潮原则”显露出来了：
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这句“不正确”的话，几乎是所有投机者最大的准则，甚至也是许多价值投资者心中不可言说的秘密。
九
绝大多数人并不以投机为生。
然而，上述捕获“大机会”的原理和模型，依然成立。
对于普通人而言，其实是对自我的重复下注。
既然如此，下大注之前，关键在于找寻自我。
即使不是投入金钱，也是用比金钱更贵的生命来投资自己的一生。
“机会来临时敢于下大注。”
我等凡人，如何下这类大注呢？
“概率分层”的三层模型
我用此前的框架，来构建一个同样适用于现实生活中的模型：
第一层：感应层。有各种球击来，有的是好球，有的是坏球，无法预测。但对于球手而言，必须有球打。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资源层”。每个球都是外部世界发给我们的资源。
第二层：理性层。对于球手而言，这里要做两件事情，1是对球进行评估；2是决定是否击打。当然，还有3，击打后对这个过程进行复盘，对1和2的系数进行调整。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配置层”。我创造的“概率权”这个词，在这里最合适不过了。
概率权=概率思考✖️选择权（做决策）
概率思考是面对随机世界的一种思考方式。基于该认知，我们能够形成某种算法。泰德•威廉姆斯之所以那么厉害，秘密在于他是一个用大脑，确切说是用“算法”来分配击球资源的人。
选择权是指，即使一个人能够清晰地计算出概率，也会做出各种不同的选择，甚至放弃原本属于自己的选择权。决策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能力，其未必是和认知能力成正比的。
投资人是典型的分配资源者。例如巴菲特说他的工作就是分钱。他的优势之一是，他本人也有企业家、即“击球层”的经验和天赋。
第三层：击球层。一旦做出击球动作，一流的球手会立即忘掉“概率”，不管这个球有95%的胜率，还是70%的胜率，他都会以平常心稳稳地完成。击球后的结果与他也是无关的。
（这里面省略了一个决策层，我将其汇合在第二层的最下面。）
综合以上以棒球为物理和数学上的比喻，让我们回头，将开篇所提的运气的其他因素也放进来，包括机会，开放度，人脉等等，如此一来，我们得到一个“三层模型”：
如此以来，各路学家乱七八糟的理论和建议，就有了一个（看起来）清晰的架构了，而且，为概率分析搭建了可计算的框架。
  • 第一层关键词：获取资源，讲故事，为自己制造运势，正向的马太效应，保持开放性，交友的“开放度”，等等。
  • 第二层关键词：分配资源，理性，远见，计算，在球将要去的地方。两个字：将，要。本质上，也是分配概率。
  • 第三层关键词：做一个职业化的执行者，发挥个人独特优势。只要稳定在某个水准即可。例如你有52%的胜率，你稳稳地去实现即可。不管好坏，打出去，只管自己的正常发挥，以及不断提升。赢了开心，死了认命。
“概率分层”第一层：资源层
决定牌局的有三个：
1、抓到什么牌；
2、和谁打：
3、如何打。
各种论述运气的书很多。结论大多是运气很重要。真是废话。
关于资源层的策略，有以下几点：
策略一：拿到“硬通货”门票
贝索斯招聘的时候会看Sat（美国高考）的成绩，这样未必准，但能降低筛选成本。这个世界不公平的地方在于，有些游戏必须有了门票才有机会玩儿。
策略二：越主动越幸运
在一个TED演讲里，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说：幸运并不是一道不可预测的闪电，相反，幸运更像是风，它的出现绝非偶然。
她建议，你要愿意去冒一点不被他人回应的小风险，避免安于现状；改变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懂得感恩；不要轻易对一个想法下判断，不要没有行动就放弃......
如何提高找到如意郎君的概率？在一本书里，女主角的核心策略就是，不拒绝任何一个约会和相亲，增大样本量。
策略三：强化IP，降低识别成本。
经营好自己的IP，有助于拿到好牌。淡泊如巴菲特，也要靠自己的声誉拿到好的投资标的。
策略四：强化专业，构建节点价值。
即使你不善于混名利场，若你在一点上打爆了，也会有资源聚合而来。各种专业网红的逻辑就是如此。
一个理性选择的标准之一就是：基于决策者目前的资产（资源）。资产不仅指金钱，还应包括生理状态、心理能力、社会关系和感觉。
“概率分层”第二层：配置层
第二层是“三层结构”中最有搞头的地方。尤其是在信息时代，作为社会人，你的算法是可以把别人的理性或者非理性，作为已知条件代入的。
配置层只是“对坏球说不”吗？
远远不是。
为了论证这一点，我们来看一道有趣的微软面试题：
微软面试题
两个罐子
有100个红色球和100个蓝色球，请你任选组合将全部球放入2个罐中。放好后随机取一个罐子，再从此罐中随机取出一个球，如果取到红球赢100元钱，问如何组合放球能最大化赢钱机会？
看起来拿到红球的概率只有50%，在配置层你又不能对蓝球说不，该怎么办呢？
答案是：在一个罐子里面只放一个红球，而把其他所有球全部放进另外一个。
在一个罐子里面只放一个红球，而把其他所有球全部放进另外一个。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将第二层称为“配置层”，还有投资角度的隐喻：资产的配置，比各种努力和折腾更重要。
投资传奇人物，耶鲁校产基金的掌舵人大卫·F·斯文森在《不落俗套的成功》里说：资本市场为投资者们提供了三种能获得投资收益的工具：资产配置、择时交易和证券选择。
研究表明：资产配置的决策在决定投资结果上起着主导作用。
根据大量受好评的、对机构投资组合的研究，在投资收益的变动中，大约 90％是源于资产配置，只有大约 10％是由证券选择和择时交易所确定的。
另外一项对机构投资者业绩的重要研究表明：100％的投资收益都是来自资产配置，认为证券选择和择时交易的作用微不足道。
第二层的“配置层”，有点儿像排球里的二传手，或者足球场上组织进攻的中场灵魂。
第二层可以重构选项。一个问题可能因此而突破表面上的局限性，一个人也可能因为“认知重构”而超越自我。
“概率分层“第三层：执行层
第三层的“击球层”，就像一个职业杀手。他的特点是：
1、全力打好每一个球，完全不在乎外部的评价，也从来不去看比分牌；
2、每打完一个球就清零，从头开始，不被情绪左右；
3、杀手要靠专业领域的实力来活命或者吃饭，所以需要大量的反复训练，成为直觉强大的杀人机器；
4、最终的结果，取决于二传手的传球“好球率”，与职业杀手的“击球率”，二者相乘。
杀手最重要的品质，是专注和冷静。
20世纪最伟大的棋手之一吴清源，独自一人在日本面对高手围攻时，领悟到“平常心”的力量。而李昌镐，则天生就具有石佛气质。
又如鲁宾回忆克林顿如何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毫不受影响地工作。克林顿告诉他，自己有“精神装置”。
与克林顿打过交道的人说，不管你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一旦克林顿与你交谈，你就会觉得自己被他放在整个世界的中心，他专注，倾听，真诚，如激光般射入你的内心底。
不管第二层的理性思考多么高明，概率计算多么精确，都需要到“第三层”这个现实世界来检验，思考被验证，薛定谔的猫不能既是死又是活，而是要“塌陷”为某个确定的状态。
职业杀手有两重使命：
a、去执行第二层的命令；
b、在某个半径内检验各种可能性。
科学的本质就是不断做实验，职业杀手亦是。
如此，我们便能理解，亚马逊的贝索斯反复强调的“Day 1”的含义了。
“概率分层”的工作原理：
A
简而言之，运气由三层构建，好运气取决于三个旋钮。最终结果决定于三层的整体完成度，而不是某一层的强大。
但是三层模型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叠加的、递进的关系，它还有系统动力学的反馈、自我强化等特点。
例如执行层（第三层）较强，可以带来更多资源（第一层）。
以上三层，又都在一个巨大的运气之船上。因为我们在每一层的计算，都难免有些主观，有所偏差。
B
大多数人的角色，要么是二传手，要么是职业杀手，但有些人二者兼具。
例如巴菲特当年买股票买成股东被迫压上第一线的时候，真是毫不手软，活生生的一个企业家。
后来，他专注于“分配资源”的投资家，也受益于此。
巴菲特说自己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作为“职业杀手”时，他是乐观的，埋头向前冲，不管不顾；作为“理性的二传手”时，他是悲观的，在概率的不确定世界里生存着。
黑格尔说过，除了要有乐观的意志，还要有悲观的头脑。
C
第三层靠直觉，第二层靠理性。
第三层是急能生“智”，第二层是定能生“慧”。
第三层是卡尼曼的“系统1”，第二层是“系统2”。
第三层解决计算的深度，第二层解决计算的广度。
我们既要“顶着人类的直觉破浪前行”，又要利用大脑直觉的强大计算力，正如阿尔法狗模仿人类大脑之所为。
D
在第二层，人类必须在不确定的局面下，对飞来的球进行评估。
秘密在于：扩大你的认知半径，减少你的行动半径。
理性是需要被测量的，要么是好运最大化，要么是厄运最小化，或者是二者的混合使用。
如上图：
圆外是未知世界，已知越多，未知的也越多。已知的可能是有限的，临时正确的，不确定性的。
在第二层的“认识性理性”，我们需要不断学习，扩展自己的认知边界。尤其在互联网时代，许多公司的崛起，都是基于某个认知优势。
在第二层的“工具性理性”，我们要把大脑关进理性的笼子。
在第三层的“击球区”，如你所见，为了让球在认知半径内，我们需要控制球的移动半径，还要控制球的大小，二者都是越小越好。
有时候，知道自己的智商边界，比智商高低更重要。
芒格说马斯克的确厉害，也许智商有190，但是问题在于，马斯克可能自己觉得智商有250……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因为马斯克个人的非理性，才能干出移民火星的事儿，这也算是人类群体理性的一部分。
E
第二层应该是全面、系统、理性、复杂、深刻的。
但第三层应该是简单、可重复的。（这里有“复杂的简单事情，简单的复杂事情”，有空再说。）
除了稳定性，还因为在最后评估效果时，要乘以时间。
越是简单、可靠、可重复，越能享受时间的复利，成为时间的朋友。
我们也可以将第二层称为“主动控制层”，将第三层称为“自动驾驶层”。
据说，人类大脑每秒钟能够接收1000w比特的信息量，但其中只有50比特思维是在有意识的状态下加以处理的，属于有意识的思维，即“第二层”。
所以我们需要：
1、知道将什么放入第二层；
2、将第二层熟练运行的某些“算法”，转化到第三层，自动驾驶。
所谓理性，就是反条件反射。当你将某个需要控制的理性，放入自动驾驶层，便变成条件反射了。这时，你需要用更高一个维度的“反条件发射”来替换。
F
我欣赏神秘主义的体验和启发，但反对用神秘主义来替代理性思考。一个伟大的棋手，根据自己的直觉而非计算，下出石破天惊的一手，和直觉的神秘性也是无关的。
卡斯卡帕罗夫一直偏好直觉和乐观，他的解释是：
经过积极思考产生的决策虽然可能不会比保守性决策更准确，但是我们的确能从所犯的错误中学到更多东西。随着不断实践和对直觉的磨练，我们的决策会变得更加准确。
这个是从更高维度去思考“正确率”，即，整体的正确率，考虑到时间因素，考虑到未来的计算，牺牲这一次的“正确率”是值得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围棋里的弃子。
G
概括而言：
1、认识这个世界是未知的、随机的；
2、认识你的认知是不确定、有边界的；
3、如何突破边界，实现突破？找到自己的算法，建立持续稳定的输出系统。因为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变量，是时间；
4、复制“核心认知”，如同每个生命所做的那样；
5、成为一台强化学习的机器。
世俗意义上“成功”的企业或者人，打通了“资源层、配置层、击球层”。
一个人一生几乎只能做一件事，一家伟大的公司也只有一个使命。
对个人而言，首先是发现自己的天赋，找寻自己的使命，形成核心认知和个人的算法；
然后，进行大规模复制（贝叶斯更新式的那种不断迭代的重复）。
这是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次的大高潮。
下 联：幸福取决于较多的小高潮
十
《哈佛幸福课》作者丹尼尔·吉尔伯特认为，我们高估了“大高潮”对幸福的效用。
  • 一套新房或一个新配偶确实能让你更幸福，但这种新增的幸福感并不多，也不持久。
  • 发大财、获得晋升和通过考试对幸福的影响，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最近的研究发现，很少有经历能对我们产生超过3个月的影响。
简而言之，好的事物好不了太久，坏的东西坏不了太久。吉尔伯特进而总结道：
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最能影响我们的是生活里的一两件大事，但幸福似乎是上百件小事叠加的总和。一个每天经历十几个小开心的人，很可能比只遇到一件大喜事的人更幸福。
心理学家埃德·迪纳研究发现：
快乐体验出现的频率，要比快乐体验的强度能更好地测量你的幸福感。
也就是说，较多的小高潮，更容易带来幸福感。
按照这个理论，就可以发现，年轻人的“躺平”，其实是一种更为明智的幸福观。
上几代人，追求“产生强烈体验的事件”，成大功，赚大钱，买大房。
然而迪纳的研究表明，体验有多么美好，不如拥有多少美好的体验。一个每天经历十几个小开心的人，很可能比只遇到一件大喜事的人更幸福。
所以年轻人主动躺平，未必是不去追求远大理想，而是不再向前辈那样对幸福苦大仇深孤注一掷。
前辈们将幸福感寄托于大高潮，绝大多数时候苦逼，极少时候激动得泪流满面。
也许年轻人才是对的。穿一双喜欢的潮鞋，给自己买一杯奶茶，发一段无厘头的视频这些连续的小高潮，更能造就幸福感。
相反，对“赚大钱、买大房”的过度追求，令我们忽视了适应性效应，对物质性的东西看得过重。
十一
至此，本文似乎已经调和了开篇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1、财富取决于幅度，而非频率。即：极少的大高潮。少数下注较大的投资，构成了一个人主要的财富。
2、幸福取决于频率，而非强度。即：较多的小高潮。再大的单次幸福事件，持续的时间也不会比较小的长太久。
3、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决定了你此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本文漫长的叙述，都在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幸福是过程；有赖于大高潮的财富，也是过程的副产品。
奥派经济学家米塞斯说：市场是一个过程。
斯皮茨伯纳尔喜欢用道家里的DAO，来描述“过程”背后更深层次的含义。
这位传奇的基金经理强调资本是一个过程，一个方法、途径，具有跨期的特征。
如此一来，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抓住“大高潮”如此艰难。
以跨期的角度看待时间，绝非简单的“长期主义”或“坚持到底”，而是道家的“时间以连续的链环联结起来”，围棋里的“取势”，奥派的“跨期交换”，乔布斯的“把关键事件串起来”，斯皮茨伯纳尔的“迂回战略”，以及我在人生算法里所说的“一连串时间切片”。
“大高潮”是一连串时空的集合。
至此，传统的时间概念，已只是最基础的计量工具。
时间已经不再是线性的、被动发生的，而是成为一个主观概念。
这不止是说时间并非由简单的因果链串成，更是指从概率的角度看，未知的时空更像一张黎曼空间里的网。
在我试图阐述“大高潮”的过程中，贝叶斯既是一种方法，又是一种哲学。
贝叶斯方法将未知模型或变量看成已知分布的随机变量，基于先验和后验概率对未知参数进行推断。
沿着时间线不断迭代，未知的空间逐渐明朗。
一个人的命运，何尝不是如此？
有趣的是，当年那位叫贝叶斯的牧师，据说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而提出了自己的公式原型。
而对比起频率派的“上帝视角”，贝叶斯派恰恰给出了“参与者视角”。
牧师贝叶斯一定不会喜欢不信上帝的休谟，可多年以后，休谟的怀疑与贝叶斯的信仰，成为我们这个混乱时代最有力的思想拐杖。
假如你姑且赞成我“幸福和财富都是过程”的观点，我们依然会面临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既然要有道路，那么目标是什么？
十二
人生的终极目标，即为使命。
如古代士大夫的理想：为天地立正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又如普通百姓的愿望：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子孙满堂。
不分大小高低强弱，但求不枉过此一生——这才是唯一的大高潮。
使命，同样是一个与时间相关的命题。
有人说：“东亚文化中普遍对超越性意义不感兴趣，没有可为之献身的超自然主体，而专注于务实进取。”
于是，村上春树如是说：“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正确的选择，我们只不过是要努力奋斗，使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对于“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我看到的最好答案，来自爱因斯坦。
他曾经自问：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
爱因斯坦随后自答：

“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
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
我喜欢这个说法，正如我偏向于认为，战士舍命作战是为了身边的兄弟，教师奉献于乡村是怜悯眼见的孩子，消防员救人是因为不忍心看他们的亲人落泪。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不仅为自己，还为别人；不仅为现在，还为未来。不仅为自己的未来，还为被人的未来。
无论一个人是否有具体的人生目的或使命，他或多或少都在做一些超越自身的“跨期”选择：总体大于部分之和，那个东西就是有生命的；在无限时间里的价值大于有生之年的价值，那个生命就是有灵魂的。
十三
爱彼迎的创始人去拜访巴菲特，聊了几个小时后，股神对他赞赏有加：
哪怕不给这个家伙一分钱，他也愿意干现在的事情。
这其实也是巴菲特自己的态度：
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每天早上去上班时，都会觉得自己好像是要到西斯汀教堂作壁画一样。（注：米开朗基罗名画“最后的审判”完成处）
即使伟大如巴菲特，其一生的伟大投资也并不多。那些极少发生的、大幅度的财富爆炸，是结果，而非目的，否则人的一生非常无趣。
这同样也是选择公司的原则：哪怕该公司不上市，你也愿意当它的股东。
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写道：“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
使命，能够将你的“极少的大高潮”，和日常每一天的小高潮，完美地黏合起来。
人生只有很小的一个窗口期，供我们绽放。我们或者过早钟情于某树而放弃森林，或者如猴子掰苞谷般无休止地期待大和（hu）。
“世俗成功”大概有两种路线图：
1、如滚雪球般，找到自己的切入点，如《哪来的天才》一书所说的，连续多年的“刻意练习”，使自己成为细分领域的顶尖者；
2、地球上没有那么多“尖”容纳顶尖者，有些人下了一辈子棋还是臭棋篓子，有些人天天练习打靶，仍然当不了神射手。但是，依然持续地、甘于平凡地做某件事。
当你有为了某种使命而生活时，你未必一定要中大奖，也能找到幸福的感觉。
十四
你必须虔诚地准备着。
如58岁的维克斯，身为加拿大议会侍卫长，他的职责只是在行政与礼仪，扛着议会权杖步入场而已。但八年来，他每周坚持射击和其他体能训练。
2014年10月22日，一名枪手杀死一人后冲入议会大厦，维克斯逼上去，与恐怖分子仅一柱之隔，但对方抬枪之际，向左侧扑地翻滚并开枪，击毙枪手。随后冷静地回到办公室重新装填子弹。
“我的一生都在为此刻做准备。”
再如萨伦伯格。2009年1月15日，一架空客320遭鸟撞击，双引擎同时熄火，飞机完全失去动力，机长萨伦伯格在确认无法到达任何附近机场后，决定于哈德逊河河面进行迫降。
该航班于升空6分钟后紧急迫降于哈德逊河河面，机长负责指挥疏散，并且两次仔细检查机舱是否仍有乘客，确定后才最后一人离开客机。结果机上共151人全数生还，该事件被称为“哈德逊奇迹”。
在萨伦伯格看来，英雄的意思更是说：
我们有着人生哲学，并将其运用到我们那天所做的事情中去......
我们需要每次都努力做正确的事，尽力而为，因为我们不知道人们会因为哪一件具体的事情来评价我们的人生。
“他人生的诸多选择为他在引擎失灵的那个时刻挺身而出做了完善准备。”
这便是一个人许多个幸福的瞬间，与一生都难有一次的伟大时刻的完美结合。
也许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侍卫长维克斯和机长萨伦伯格什么都没有遇到，他们只是平静地退休，老去，一生平淡得没有故事讲给孙辈。
然而，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人生的“大高潮”，他们平凡的伟大，并不依赖于伟大事件的发生而存在。
他们终其一生都在为迎接某个时刻而做准备，当那一刻来临时他们会挺身而出；即使那一刻永不来临，英雄们的使命也已达成。
这正是纪德所说的：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
十五
人短暂的一生之于宇宙的生命（130亿年），可类比于闪电的一生（0.25秒）之于人的一生（30亿秒）。
二者比值特别接近。
人的一生，是一个人唯一的“大高潮”。
绝对的真不存在，求真才有意义；永生不存在，生命才有意义。
绝对的真和永生，是拉康眼中你必须去追猎但最好别得手的猎物。
这并非是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是，也许生命存在的结构类似于弦理论里振动的“橡皮筋”。
大高潮，小高潮，即生命的振动。
狄德罗说：“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
这种张力的二元结构，就像在《肖申克的救赎》里，电影最后梦幻般的锡瓦塔内霍海滩（也许是暗喻人生的终极目标，又或是天堂），并无法脱离漫长苦难的越狱而单独存在。
电影，用影像对时光的压缩权力，让主角完成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伟大越狱。
一生之短暂，与日常之煎熬，也构成了某种张力。
我更愿意用闪电来类比人的一生。闪电是一个整体，如同道家的“DAO”。
道，不再是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下的空间移动，而是如相机镜头般“压缩”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于时间的“景深”。
最后
有多少等待中的平凡英雄，终其一生没有遇见伟大时刻？
概率里令人疑惑的一点是，即使你做了正确的事情，好的结果也未必发生。
尤其是，当你将自己的时间尺度拉长至超越自己的生命，当你将自己的空间尺度扩大至超越自己的利益。
用更大的概率地图来替代自己的那一个，这种行为的动机源自人类神奇的天赋，那就是向无尽的宇宙提问：我是谁？我的归属何在？我所属的哪个整体是什么？
于是，人们甘于为自己享受不到的树荫种树，为一辈子都为某件不会发生的事情做准备。
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
这绝非人类的困境，相反，这正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之所在：
伟大决定于选择，而非结果。
为什么要每个人都“成功”呢？
有些人就是要荒废才华，有些人偏要在那些无用之处不计成本的投入（如开篇那个出数学题的诗人），有些女神就是要奋不顾身地爱渣男，为何非得精打细算地公主配王子？
有些人就是要在苹果最便宜的时候（希望你做了前面卖苹果的题目）卖掉全部，在你们仍然沉睡的清晨烟花绽放，倾其所有，无人看见。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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