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六神磊磊
一
发这篇文字不是挑起辩论的，更不是来肉搏的，只是心平气和说几句想到的话。
作为一个写作者，就这个事上来“心平气和”，其实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为心里明白：多数人并不喜欢看心平气和，经常只想看一个大快人心。
一边是无数的百感交集的带有强烈情绪的公众，而另一面只有一个林生斌，这样的水温下，莫说是林生斌，就是林朝英，也不值得去趟这浑水。请各位看下，如果大家能识别得出“营销号”的话，但凡就这事说了话的营销号，有哪怕一个主张心平气和的吗？我敢说绝对没有。什么是利害的判断？这就是利害的判断，营销号判断利害是最务实的。
但是我为什么又写呢？因为这几天想来想去，脑海里总绕不开几件事几句话。
刚刚做记者时，二十啷当岁，有一次跟老师出差，去采访三峡库区移民。我俩住一个房间。晚上闲聊到报道时，他对我说：“你以后写报道、搞负面批评，记住一件事：除非罪大恶极、深恶痛绝的事外，下笔写别人，可不要太狠太重。现实往往没那么简单，你写起来痛快，也觉得在伸张正义，但对别人可能就是一辈子、一条命。”
他给我讲了多年前一个例子：曾经有个乡镇基层的干部，似乎是家里有喜事多摆了两桌酒，结果被人举报到了社里。该老师当时年轻，接信后写了个负面报道，下笔很重，好像是给人冠了个名头叫“摆酒干部”之类，结果当事人被重处。
可后来一了解，原来还有隐情。摆酒之事固然不妥，但着实也是与当地的风俗习惯有关。那个举报者也有挟私报复的成分，总之情况颇为复杂。后来在一个场合，老师无意中见到了该干部，看到他状况很惨淡，整个人都萧瑟极了。
为这事，老师说自己一直耿耿于怀，觉得下笔太重了，所以叮嘱我说：写别人，下笔还是要留有余地。
这与和菜头昨天文章里说的很类似，“窄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对待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些事不妨往宽处想，否则会杀人如草不闻声。
我一直记得这事，也记得我老师说的话。虽然我给一些读者留的印象，是牙尖嘴快有时候很能“战斗”，但总体而言我自己的一个标准是：对公权不妨挑剔一点点，对私德不妨宽容一点点，倒不能说次次都做得好，总体而言是这么个原则。
对少数的三两人，当然也有下笔重过，并且个别的还因此结怨，招来报复（当然我还好），但那两三次下笔重都有原因，今天展不开说，翌日如果有机会，环境又许可的话，完全可以敞开聊聊原因。
以上这些，是希望有一些读者能够了解我写作的初衷。
二
接下来说说林生斌的事情。都是自己个人看法。
当他家中纵火案事发之后，我是无比、无比地同情他的，就像无比、无比同情他那罹难的妻儿一样。至今我也同情他，虽然有少了一点，就和押沙龙说的一样少了一点，但仍然是很同情的。
我到今天也无法以宁静的心去看这张照片。我只有一个女儿，才两岁多，我已经明白女儿意味着什么了。他瞬间失去了妻子和全部三个孩子。
然而我心怀同情的时候，并不关心他是不是一个完人、圣人，并不关心他此前的家庭关系细节、情感状况如何。我明白在许多人看来这很重要，大家倾向于不止要看悲剧，还要看感人的完美的悲剧。但我个人认为这并不那么重要。
我同情他，只是因为他遭遇了极大的、极惨烈的不幸，这就是同情的原因，甚至是唯一的原因。如果他同时是一个“完人”“圣人”，那么我会同情中多一分敬重；如果他被发现是一个凡人，那么我会同情中多一分理解；如果万一他又被曝出是一个疑似有什么私德缺陷的人，我只会觉得这并不重要。
私德毕竟只是私德，而同情，只是因为他遭遇了悲剧。我不知道有没有读者也是这样理解的。当然了，不强求我们一致。
三
现在公众对他的情绪，是有许多因素缠结在一起的，很难理得清。但不妨就来理一理。
先说说“事前疑似出轨”、“对待女方家庭有问题”“女方家里人不满”，现在有种种的怀疑和“指控”。在许多人看来，这是最要害的，也是让他们最“气不过”的，我也理解。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却相对反而简单。
一切的“应当”“多半”“绝对”“铁定”，凡是有主观臆断成分的东西，拿来给人“定罪”是不妥当的，会让人万劫不复。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一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而同样的每个人的随手一粒灰，聚起来落到一个人头上，也是一座山。
公权领域，公众倘若有了重大疑惑，便可以提问和质疑；而反之在私德领域，倘若没有证实，就应当先疑罪从无——这应当是文明社会的通行选择。“某某某，我怀疑你私德有亏，现在请你自辩”，这是不合理的吧。
现实复杂，人性幽深，无论你、还是我，以及这滚滚红尘中的亿万人，大概许多都经不起道德显微镜的审查。我们每个人可以反观自己的行径和隐秘，看是否如此。如果你能自信地说：“我没有任何问题，我私德完美”，那么我由衷表示钦佩，完人是有的，杜甫就是完人。
但如果你也感觉自己会在道德显微镜下败下阵来，那么不妨这样想：为什么林生斌忽然就该成“人渣”，成了似乎全民都可以任意侮辱和中伤的对象呢？
至于一些他大家庭中的疑似纷争，人人怕都有感受：大家庭里的那些是非对错，腹诽和埋怨，公有理和婆有理，可不是那么好讲得清的。比如你自问无愧家族，就没有成员指责和牢骚你吗？不会吧，鲁豫都说了：我不信。当然我并不是说林就肯定做得好，不是的，只是说我们作为八竿子打不着的外人，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何来的信心和必要，去做这样的评判官呢？记住我们每个人都很渺小，但是合在一起发声，万一搞委屈了，是会让人万劫不复的。
四
下面聊聊第二个还挺关键问题，关于“卖惨”“卖深情人设”。
“卖惨”和“卖深情人设”，这都是近些年来的网络语言。
这些网络语言密集大量出现，有好处有坏处。它们的好处是使用起来十分方便，简洁、好用，尤其是在给人定性的时候，在选边站队的时候，很好用。但坏处也很糟糕，就是它很粗暴，非黑即白，并且专门爱从动机上去评价人、攻击人，而“动机”这个东西又恰好是最无法确证的。
有句话叫“语言是思想的边界”，语言一旦粗暴了、非黑即白了，思想就会变得粗暴和非黑即白。
我看见人们疯狂调侃林生斌“卖惨”，说：“一边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一边是‘一树梨花压海棠’”。这诚然很痛快。好吧，这两句诗都涉及一个人就是苏东坡。那么借此聊开，请问苏东坡自己是不是“卖惨”和“卖深情人设”呢？
“十年生死两茫茫”是苏东坡的悼亡词，是怀念逝妻的，写得催人泪下，千百年来感动了无数人，《神雕侠侣》里情圣杨过都吟诵过这首词。问题是苏东坡一生姬妾众多，女人从未断过，还狎妓，甚至还弃养。他曾写过悼亡诗的对象也非止一人，他调侃别人“压海棠”，事实上他自己岁数很大了也在“压海棠”。写“十年生死两茫茫”时，甚至都指不定是哪个新欢给磨的墨。
那么如果我说“十年生死两茫茫”是一派做作，是“卖惨”的恶心之词，是苏东坡的“深情人设”，是他用来“吸粉”博取名利的，你觉得妥当吗，对苏东坡公平吗？多半不妥当吧。
所以有时候历史看得多了，人性的东西了解多了，心态就更容易平和。世界上有很丰富的颜色，不是只有两种三种。
林生斌失去妻儿的经过，比苏东坡惨烈和不幸许多倍。一个欢场老手的“生死两茫茫”可以赢得认同和感动，而一个妻子和孩子葬身火窟的人有了新伴侣，则被一致鉴定是“卖惨”，这是否有哪里不对呢？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我们何妨稍微把一碗水端平些儿呢。
往宽里看，林生斌遭遇这种惨事，要表达，要排解，他在微博上也好，在别的地方也好，怎么说也毕竟是他的事。他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是简单也好，是复杂也好，是高明也好，是拙劣也好，好歹也是他的事。他是用文字也好，用纹身也好，也是他的事。
他可能念叨一个月就沉默了，也可能念叨一年、三年、五年也无法沉默。我们既然无法真的对那件惨案感同身受，我们既然也并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走出来，那么实在可以怀抱一份宽容去看待，往好里想一想。看宽一点世界，世界就宽啊。
瓦妮莎失去了科比，很多人已经失去耐心了，已经在开骂：“这婆娘又悼念老公和女儿了，刷眼球讨人嫌，不就是老公和女儿坐直升飞机摔死了吗？”我们何必如此呢？你若是不想看，不肯信，觉得烦，那不看就是了，不必非要去做一个灵魂鉴伪师，“她肯定是假悲伤”“她肯定是卖惨”。我们都不是灵魂鉴定师，何况人的悲欢真的并不相通啊。
五
然后说我觉得真正关键的一层：他“拿悲伤赚钱”，他开的店，很多人是因为同情他才来买的，现在人们觉得“中计”了。
我觉得这是真正事关公域的东西，是值得讨论的要点。如果林生斌要复盘，该反思的应该是这一点。
先前所言，他表达悲伤，那是他的个人的事；他愿意什么时候公布新的恋情、公布与否，也是他个人的事，我们不能因为关心过他、同情过他、支持过他索赔，就自动成了他爹了，仿佛他啥事都得给我们交代。
但问题是，他有个生意在那里，好多人确实因为同情去光顾，这个事就模糊了，也复杂了。
然而我想问最最关键的一点，希望你们也跟着一起想想：林生斌，他虚构了主要事实了吗？
这个事的主要事实是什么？是他的妻儿全部在火灾中罹难。这个是虚构的吗？不是啊。
大家愤慨他“隐瞒”的是什么？是他有了新的伴侣，有的新的孩子，问题是这是悲剧的核心事实吗？咱们都别乱，都喝口水，静下来想想，这是核心事实吗？似乎不是啊。
“早知道你有了新伴侣新孩子，我就不同情你了，你就不值得同情了，这5块钱东西我不买了。”有人这么想，我倒也能理解。可这也不咋对啊，以这个作为指责和谩骂的理由，也很奇怪啊。
如果许多人能静下来想想，就会明白“拿悲伤赚钱”这个界限是非常模糊的。是黑是白，其实取决于你愿意如何理解，取决于你在施予同情的时候期待什么样的回报。一念之差，结论就是千里之外。
像曹林说的一样，最好的同情是什么？就是我同情你，是因为你遭遇了不幸，完全不标价的，“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样彼此都好走出来。当然这要求是很高的，以现在现实状况和大众基本盘而言，真的很难做到。
我非常赞成押沙龙所讲的，私人的伤口不要总给公众袒露，否则公众会当成勋章。说得没错，一语中的，道理很明白。
如果换做是我，我理智上肯定明白押沙龙所说的，几乎一切常规的伤口我都能忍住不袒露。我自己的人生也有伤口，也经历过失去，也经历过难熬的痛楚，也经历过驾车到中途无法继续、在路边停下来哭的时候，实在挺不住了，也不得不给朋友发信，询问这种失去究竟能不能撑过去，心灵上的疮痍能不能被熨平，然后我转身还要故作没事地安慰家人。
倘若只是上面这种程度的痛苦，我决计做得到押沙龙兄说的，妥当地表达，掌握好分寸，犯不着向公众多袒露。
可问题是，林生斌的那种失去，我没有经历过啊。我无法将心比心感同身受啊。
以我平时的表现和脆弱程度，我大概率觉得我是熬不过来的。
我可能会重新组建家庭，重新有孩子，但我这个人肯定有一部分已经死掉了，走不出来了。袒露？不袒露？失常？不失常？拿捏好分寸？拿捏不好分寸？我不知道啊！正常情况下的我，回答不了非正常情况下的技术问题啊。
六
有一些追问，是有必要的。另外一些，则是没必要的。
有人去翻他过往的纪念妻儿的发言记录，一条一条，条分缕析，以翻找哪句纪念的话说得蹊跷，哪句话纪念的话存在疑点，哪句漏掉了老婆之类。搞到这个程度，活像办重大专案一样，真是觉得不必要的。
说一个常识性的东西：公众话语介入私人，得遵从什么标准呢？应该是以边界标准为第一，以道德标准为第二。先界定什么事该管、什么事不该管，再论个谁好谁歹、孰良孰劣。
然而在我们的公众讨论中，经常是道德标准第一，甚至是唯一，而边界标准往往被忽略，人人都可以随意越过边界来主张道德。
回想我们自己，许多人承受的很多痛苦，不都是因为边界标准的模糊造成的吗，似乎身边人人都可以越界来疯狂地主张道德。小到亲戚逼婚、逼问工作、三姑六婆的各种盘诘，大到许多公共事件，无不如此。
既然我们自己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那么当我们自己在行使公众讨论权利的时候，宽容一点，退后一步，厘清一个界限，不是很好吗。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环境啊。
最后，如前文说，你我都不是心灵鉴定师。一个人心灵上的痛苦是真、是假，多大程度上真，多大程度上假，我们是鉴定不了的。对于个人，疑罪从无，比从有从重好；从善从宽，比宁枉勿纵好。
金庸有一句话说得让人动容：“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他说的是失去孩子的痛苦。
智者如金庸都一度不明白，只有当老爷子自己猝然遭遇了才明白，我们为什么非要相信自己就轻易明白，还轻易给人做鉴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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