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会距离正式开幕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却依旧处于状况频发、丑闻不断的漩涡之中。
尤当本月初，52岁的日本奥委会会计部长森谷靖跳轨自杀，让本就命途多舛的奥运会再度蒙上阴影。就连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都说，东京奥运会是“被诅咒的奥运会”。
两年前，刚刚博士毕业的铃木大介通过东京奥组委的抽选系统抢到了开幕式的门票，但这张令人羡慕的入场券如今却成了他的“负担”。
◆2020东京奥运会场馆
“直到现在，我还不敢预订前往东京的机票和酒店。”6月21日，收到开幕式只能允许1万名普通观众到场观看的消息后，他向《凤凰周刊》无奈表示：“虽然东京奥组委说需要重新摇号，但事实上，能到现场观看的机会非常渺茫了，不过依然希望幸运女神能眷顾到我。”
随着奥运会的临近，日本国民对奥运会的支持度有所回升。根据日本《读卖新闻》6月7日的舆论调查，支持“举办奥运会”的人达到50%，而一个月前这一数字仅为16%。
和大多数日本人一样，铃木对于此次奥运会同时怀有期待与担忧。这种心情让很多人的记忆被拉回到57年前——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
战后走向经济腾飞的开端
日本人对于奥运会的记忆始于1964年。
这是奥林匹克史上第一次由亚洲国家作为东道主举办奥运会，也是继1960年意大利罗马奥运会后，又一次在原二战轴心国首都举办奥运会。
对于欧美国家的参赛选手来说，当时的东京是名副其实的“偏远地区”。当时有94个国家和地区的5151名运动员参加了东京奥运会，借此机会，日本向世界展示了战后19年间发生的“蜕变”。
为了迎接奥运会，东京都也“改头换面”：二战时的学生兵远征仪式举办地“明治神宫外苑竞技场”被改造成了国立竞技场；曾因美军空袭而满目疮痍的东京湾成了由地铁、新干线以及高速公路组成的立体交通中心；就连美军基地也从市中心迁了出去。
当然，这并非日本头一次成功申办奥运会。早在1936年，日本就获得了194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但在当时二战的背景下，最终没能顺利进行。
◆1940年 日本第一次成功申办东京奥运时的海报。极具军国主义色彩，海报等中心是效忠于天皇的所谓“皇军”。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节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年后的7月15日，日本奥委会迫于军方压力宣布，为了庆祝神武纪元2600年而要准备大规模军演，不得不放弃举办奥运会。
二战之后，日本于1952年结束了联合国军占领区的身份，恢复了主权。1954年日本再度申奥，但在最终投票环节负于罗马，未能获得196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1959年，日本第三度申奥获得成功，这才有了1964年发生的一切。
奥运会的申办与举办见证了日本从军国主义体制向战后和平政体的转变。所谓的“和平政体”指的是日本在美国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督导下制定了和平宪法，并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政治体制。
从1945年到1964年的近20年间，东京从战后的一片废墟转变为钢筋水泥筑成的现代都市。
1945年，东京的总人口只有300万，在美军发起的106次空袭中，有着400年历史的“大江户”（大东京）与军国主义体制一道被烧成一片平地。遍地瓦砾的上野火车站聚集了无数无家可归的人。在寒冷的夜里，人们饥寒交迫地挤在薄薄的席子和旧报纸上。
◆战后，东京的流浪儿童向驻扎在东京的美军索要食物
就在这片废墟上，日本平民自建棚屋，像杂草一般顽强生存下来。1964年，东京人口已达到1000万人，国民收入增加了三倍以上。
为了筹办奥运会，日本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总预算达到1万亿日元以上，相当于国家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一。
以此为契机，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东京开启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对首都高速公路、新干线等交通网进行整顿，还兴建了许多竞技设施——包括国立竞技场和其他12座比赛场馆，其中柔道比赛场地武道馆堪称运动类建筑的标杆。
连接东京、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也在同期建成，总长达到515.4公里，工程费用高达3800亿日元。为了赶在奥运会前完工，这一线路仅仅花了三年便完工，在开幕式前10天实现通车。
也因此，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被视为日本战后走向经济腾飞的开端，让沉寂了近20年的日本社会再度激荡起民族意识。无论对日本还是战后的国际社会而言，其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1964年东京奥运会海报，日之丸旗帜高悬于金色五环之上，寓意国威高扬
吞噬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回想起57年前的奥运会，65岁的日本阔太太市川法子向《凤凰周刊》感慨道：“两次奥运会都让东京房价涨了不少。”
2018年，市川法子在东京港区购置了一套高层住宅。她曾设想，到了2020年奥运会开始，自己可以坐在新家远眺场馆，欣赏开幕式的烟火，体验作为东京人的骄傲。
受延期一年的影响，东京奥运会的预算涨到154亿美元，坐实“史上最贵一届奥运会”的头衔。市川无奈地说：“新冠疫情之下，一切变得亦真亦幻，不知道应该期待还是担忧。”
2013年起，大批打工者涌入东京成为建筑工人。除了建设奥运场馆外，商业住宅也如雨后春笋破土而起，当地房价也被整体抬高。
同样在1962年至1964年，日本经济狂飙猛进，形成所谓的“奥林匹克景气”现象。但与此同时，这届奥运会也吞噬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在“赶在奥运会前完工”的口号之下，诸多工程项目忽视了安全问题。有媒体统计，当时工地一天能发生十几起坠楼事故，很多建筑工人因工伤半身不遂。建设中的东京沟壑纵横，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在1964年达到世界第一。
以筹备奥运为契机，日本迅速实现了“国民所得翻倍”的经济目标，但同时不得不承受快速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负面效应。
东京奥运会举办前后，日本的环境问题集中爆发。从1956年被公之于众的“水俣病”，到1961年出现的“四日市咳嗽”，让日本在“公害”问题上有了“赶英超美”之势。即便日本政府于1962年出台了第一部大气污染防治法案，但由于科学发展以及认知水平局限，在战后复苏的大目标之下，这些环境问题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日本水俣病
当时的东京塔被一层浑浊的空气笼罩，工厂周边的孩子们不得不戴着口罩参加体育活动。如今的赏樱圣地隅田川，在1964年是泛着恶臭的河道。由于从1950年代起，大量工业和生活污水排入这里，导致水质急剧恶化。
另一边的东京湾更加可怕，每天至少有850辆化粪车将排泄物倒入其中，加上工厂排出的废水，河道上漂浮着大量死鱼，并出现了大批致癌物。
为了奥运工程，东京还吸纳了来自各地的年轻劳动力。一位农民说：“老家每天才能赚到330日元，而外出打工能有1500日元，自然要去东京啦。”
在上野火车站，每天都有拎着行李、行色匆匆的年轻人。他们钻入了密密麻麻的工厂和餐饮店，但渐渐地，最初的期待与兴奋被大城市的残酷所取代。
城市和农村的贫困差距由此扩大。当地年轻人外出打工导致农村没了劳动力，妇女们不得不参与重体力劳动，一些人纷纷病倒。有人为了维持家用不得不去卖血，约20%的人因此染上肝炎病毒。
随着东京奥运会的临近，大批外国媒体涌入东京，也给当地带来了戏剧性变化。
当时外国记者们聚集在美军基地附近的赤坂和六本木，一到夜里，这里似乎回到了联合国军占领时期。一时间，东京出现了许多风俗场所，日本政府不得已在1964年推出风俗净化运动，以免国家形象受到冲击。
然而，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4个月时，人们依然冷眼旁观。日本放送协会（NHK）的舆论调查显示，在“今年（1964年）最关心的事情”当中，回答“奥运会”的人只占2.2%。六成民众认为，与其将全部钱投入到奥运会，不如花在更多亟待解决的其他问题上。
面对“对社会弊病置之不理”的批评，时任首相池田勇人回应道：“如果一直担心问题的发生，我们就不可能得到发展。这样无论到什么时候，（日本）都不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丑闻频传，东京开启“净化运动”
自东京申办2020年奥运会以来，围绕此次奥运会的丑闻就从未间断。
从2013年的东京都知事受贿风波、2015年的奥运主会场设计以及奥运会徽抄袭风波、2018年的志愿者风波，再到2019年曝出东京奥运会最大一则丑闻——时任日本奥委会主席竹田恒和给前国际田联主席儿子的账户分两次汇入200万美元，因涉嫌行贿拉票而接受法国司法机关的调查，最终竹田于当年3月宣布辞职。
当东京奥运会因为疫情被宣布延迟之后，“诅咒”仍未停止：2021年2月，时任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因发表歧视女性言论引咎辞职；同年3月，开闭幕式总导演佐佐木宏因侮辱女艺人引咎辞职；同年6月，日本奥委会会计部长森谷靖跳轨自杀。
被丑闻环绕似乎是东京奥运会无法摆脱的宿命，57年前亦是如此。在建设新干线、道路工程期间，东京都厅、建设省、道路公团的官员被曝出与政治家和从业者相勾结，从公共工程上谋取私利。由于丑闻频传，使得奥运会在筹办之初备受国民抵制。
◆反东京奥运的游行从未间断
1962年5月，时任奥运担当大臣川岛正次郎与奥委会事务总长田畑政治之间的矛盾摆上台面，导致田畑政治于同年10月辞去相关职务。
日本历史学家波多野胜在《通往东京奥运会的遥远之路》一书中披露，该事件背后体现了川岛对田畑的个人怨恨。由于失去了田畑的支持，原定由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执导的纪录片《东京奥运》不得不临时换帅。
当时有批评称，一个拼凑的日本奥委会缺乏决断力，被各种意见所左右，导致筹备计划频频变更，显得“极不负责”。
日本奥委会、东京奥组委以及与体育相关的政府部门之间，一直存在职能划分不清的问题。这次围绕奥运主会场新国立竞技场的建设问题，奥林匹克担当大臣和主管体育的文部省之间出现了互相推诿的情况。这不禁让民众回忆起，当年川岛与田畑因个人矛盾险酿大祸的历史。
1963年，为了克服丑闻带来的不良影响，日本政府开始营造“和平盛会”的气氛，久违的“全民动员”再次上演。
同年11月30日，200多个市民团体发起“东京都奥林匹克国民运动”，协助政府各部门整治社会上的不文明现象。此时距离奥运会还剩2个月，时任东京都知事号召大家“拿起扫帚”，200多万名东京市民被动员起来，开启了一场“净化运动”。
◆东京200多个团体发起了“东京都奥林匹克国民运动”。
除了清扫垃圾，警察还统一出动，强化风纪纠察。当时连负伤军人的筹款活动都被叫停，因为政府认为，这不符合“和平盛会”的理念。
整个夏天，东京的小报都在批评一群在银座游荡的狂放青年。这群人被称为“御幸族”，常常不遵守现成秩序，喜好自由行动。他们平时身穿厚布衬衫，搭配卡其长裤或短裤，下面是及膝黑袜和复古雕花皮鞋。这些人的行动引发了舆论的担忧——若任其发展下去，银座很快将沦为“邪恶的温床”。
9月的一个周末，警方出动了。但凡街上看见穿着纽扣领衬衫、梳着约翰·肯尼迪式偏分发型的人，警察便会拦下。一夜之间，约200名青少年被捕，其中85人被送往筑地拘留所。
一家美国杂志如此评论当时东京发生的变化：“年轻人开始反抗了，以往一直听从权威的他们正在逃脱古老的价值观，寻求新的生活方式。”
美国纪实作家罗伯特·怀廷曾以士兵的身份在日本长驻过。他回忆了奥运会带来的另一面：“因为奥运会，东京遍地是赚钱的机会，黑社会参与了大量土木工程……向工地派遣工人是当时最赚钱的生意。”
据说，日本黑帮组织在这一时期吸纳了18万人。罗伯特·怀廷因此预测，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让日本黑社会的资金再次得到扩充。
“战败19年来，日本人重新找回了自信”
经历了“3·11”东日本大地震后，2020年东京奥运会起初承载着“震后复兴奥运会”的理念，而随着新冠疫情的到来，本届奥运会成为全人类共同战胜疫情的一次印证。同样，57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也被视为“日本战后复兴元年的标记”。这让那些原本对体育不感兴趣的政治家们，将自己的仕途押在了这场体育赛事上。
1964年10月10日，奥运会在东京开幕。当地时间下午2时，裕仁天皇向全世界宣布第18届夏季奥运会开幕。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等人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当天的《每日新闻》头版
当天会场上空万里无云，蓝天下8000只白鸽翱翔，5架飞机凌空盘旋，用青烟绘制出奥运五环的标志。没有入场券的人们透过体育馆的缝隙或是爬到周边的树上，只为了瞅一眼开幕式。
◆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五架飞机在天空划出五环。
值得一提的是奥运圣火的点燃环节，当时这一重任交给了年仅19岁的早稻田大学学生坂井义则。坂井1945年8月6日出生于广岛，是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的幸存者。“广岛孤儿”点燃圣火的环节透过NHK的电波传至全球，象征着日本人再次顽强地站了起来。
◆“广岛孤儿”作为最后的火炬手点燃圣火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如此描述火炬手点燃圣火的瞬间：“当他右手高举圣火时，大概每个人都看到了他胸前的太阳旗。这种感情不要夸大，只要保持原样就行。太阳旗在某个特殊时刻，唤起我们心中的某种东西，不用多余的呐喊或演讲。”
开幕式后，整个日本的气氛都变了。课堂上，小学生们集体收看电视直播，毫不关心奥运会的民众也盯着电视，生怕错过任何精彩瞬间。奥运选手村的咖喱饭声名大噪，成为孩子们最想品尝的食物。
此次奥运会的高潮，定格在日本女排获得第一枚奥运金牌的时刻。1964年10月18日，驹泽奥林匹克体育馆，素有“东洋魔女”之称的日本女排与宿敌苏联女排展开了最终对决。三岛由纪夫回忆道：“当我看到日本队赢了，队员们拥抱在一起哭泣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情绪涌上心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体育赛事流下眼泪。”
◆日本女排登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的那一个，东京奥运到达了高潮，无数日本人也因此重拾了民族自豪感。
日本作家山口瞳描述了在国立竞技场观看马拉松比赛的心情：“我还没有完全摆脱对太阳旗的抵触情绪。但这一天，即使像我这样的人，也会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情举起太阳旗。这就是奥运会最棒的地方。”
筑波大学教授菊幸一评价称，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让日本人通过竞技体育的方式，在和平环境下重拾对于国民国家的认同。
“这次奥运会让日本从战败和被占领的屈辱中脱离出来，重新回归国际视野。”一桥大学教授坂上康博在《1964年的民族主义与东京奥运》一文中写道：“东京奥运的举办不仅抹去了萦绕在日本人心头的负面记忆，更激荡起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16金5银8铜——日本最终在奥运奖牌榜上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苏联。日媒激动宣布，“战败19年来，日本人重新找回了自信，成功向世界宣告了复兴。”
◆“东洋魔女”日本女排决赛对战苏联
1964年10月25日出版的日本《每日新闻》写道：“运动员胸前的奖牌不仅仅属于个人，更属于这个国家，在日之丸旗帜下，世界融为一体。”一些媒体甚至将1964年称为日本的“国际化元年”，把奥运会的闭幕时刻称为“重新找回自信的一天”。
闭幕式上，各国选手们混在一起入场。他们肩并肩、手拉手依依不舍的身影，让所有人都沉醉在这场“和平盛典”之中。
◆闭幕式当天的《每日新闻》头版
奥运闭幕后的同年11月，一次舆论调查充分展现了国民获得的满足感：84.6%的人认为“东京奥运会做得很出色”，与回答“大体上做得很好”的人数汇总起来，达到100%的满意度。
这场赛事还掀起一波新生儿的命名热潮，取意于奥运圣火的“圣子”与日语汉字中代表五环意义的“五轮”，成了备受追捧的名字。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就出生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的5天前，其父母因此给她取名“圣子”。
“东京啊，今后你要靠什么活下去呢”
新冠疫情来临之前，预测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带来何种影响的书籍不胜牧举，诸如《奥运会遗产：2020年东京将如此改变》《因东京奥运会日本将如何复活》等摆满柜台。而今，专家们似乎不再敢大胆预测奥运之后国家的未来。
正如57年前奥运热潮消退后，谁又能知晓日本的未来何去何从呢！
1964年东京奥运会闭幕式后的第二天，时任首相池田勇人告病辞职。此时的日本社会，犹如刚刚翻越了最高点的过山车。
随着如幻如梦的东京奥运会戛然而止，所有看客仿佛失去了精神寄托。作家远腾周作曾这样写道：“我站在东京的中央，看着午后阳光柔和地照在专为奥运打造的崭新道路与酒店上，从中感到一丝空虚。曾经喧闹的东京，仿佛松了一口气，恍惚坐了下来。东京啊，今后你要靠什么活下去呢？”
当奥运会带来的建设狂潮结束后，严重的经济萧条开始了。中小型企业破产率不断升高，股价随之暴跌。1965年，三维浦工业、三洋特钢等日本企业宣布破产。这一经济危机被称为“昭和40年（1965年）不景气”。
由于担心经济萧条长期持续，日本政府决定发行战后首批赤字国债，但这也造成了此后长期依附国债的局面。继续举办大型国际活动成了摆脱困境的又一办法——东京奥运会之后，日本相继举办了1970年大阪世博会和1972年札幌冬季奥运会。
与此同时，人们也通过东京奥运会重新审视“体育”与“国家”的关系。京都大学教授佐藤卓己评论说：“体育是一种文明化的暴力，奥运会仿佛一场虚拟战场，用和平手段让人类斗争的本能得以宣泄，它所激荡起的民族情绪将会成为一种政治动能。”
二战之后，剑道、武道等传统体育项目被日本社会视为军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一度被禁止推广。从战败到被盟军占领，日本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早就支离破碎，而通过东京奥运会再次被凝聚起来。体验到竞技体育的魅力后，不少政客支持通过举国体制的方式来发展体育事业。
然而，运动员们因此背负上战后国家复兴和民族崛起的压力，悲剧悄然发生。1968年1月9日，即备战第19届墨西哥奥运会的前半年，由于不堪重负，1964年的男子马拉松铜牌获得者円谷幸吉结束了年仅27岁的生命。
◆身披77号号牌的是日本马拉松选手円谷幸吉，后因压力过大自杀
一时间引得舆论哗然，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用了“千言万语都不能叙尽的哀伤”来祭奠円谷，三岛由纪夫则使用“崇高的死，雄壮的、绝美的、保有自尊的死”来评价他的自杀，但这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评价招致批判。
円谷幸吉的离世引起不少反思——以举国之力推进竞技体育事业是否有悖于体育强身健体、娱乐大众的初衷？举国体制之下，体育训练是否融入太多政治要素，进而演变成为对效益和成果的考核，从而让体育最终蒙尘？
◆2020年东京奥运会日本马拉松队在円谷幸吉像前集结，宣誓向榜样学习，尽全力拼搏取得佳绩。
“无论日本是否实际经历了1960年代的辉煌，都将被深深铭记在国家的记忆里，而被媒体反复提及。”东京大学教授吉见俊哉在《奥运与战后》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使当前对于新冠疫情的政治反应不佳，如果能成功举办奥运会，也可以彻底洗掉这段记忆。“政府和媒体将大肆宣传击败疫情的事实，这就是新的遗忘过程的开始。”
“这是这个国家非常擅长的事情，日本一再重复而没有任何改变。我认为这是日本人的病。”吉见俊哉写道。
（应采访者要求，铃木大介、市川法子为化名）
文 /关珺冉 王瞻 编辑 / 漆菲
排版 / 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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