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三条主线
1979年的耶路撒冷奖揭晓时，以色列广播公司给远在牛津的我打来电话。记者问我：我受到三种传统——俄罗斯、不列颠和以色列传统的影响，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我不擅于即席回答突如其来的问题，我被这个深度的个人调查吓了一大跳，无法给出一个明朗的答复。我从不认为自已特别重要，也不觉得自己特别有趣，从而成为自我或他人反思的话题，所以我不知如何回答。但这个问题本身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既然有人问起，就值得作答。现在我将尽量给出答案。我认为，我对观念的毕生兴趣应归结于我的俄罗斯出身。俄罗斯这个国家的现代历史，是各种抽象思想观念产生巨大威力的活教材，即便这些思想观念是自相矛盾的——例如，与社会经济因素相比，思想观念完全没有历史重要性的观点。俄国人具有大大简化他人思想并用以指导行动的非凡天赋。他们独一无二地将西方社会理论付诸实践，改造了我们的世界，无论好坏优劣。我迷恋各种思想观念，相信它们巨大的、有时是险恶的力量；我认为，除非人类理解了这些思想，否则就会成为它们的受害者，其危害程度要甚于自然界的不可抗力和人类自己的组织所造成的破坏力——我的这些想法每天都会被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所强化。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美国民主和美国文明及其巨大影响力、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恐怖统治、第三世界或去殖民化世界的兴起、伊斯兰教的复兴、以色列建国——所有这些都是具有全球意义的重要转变。如若对这些转变所体现的社会、道德、精神观念不具备一定的洞察力，便无法理解这些转变在改变人类生活方面的影响——不管这些观念是高尚人道，残忍可恶还是兼而有之——它们往往是危险可怕的强大力量，目的或好或坏，或者好坏兼备。我想，这是我的社会历史观中应归结于我的俄罗斯出身的一个因素。在这些观念中，最古老最令人向往的，或许是关于地球上完美社会的幻想，这个社会完全公正、完全幸福、完全理性：这是对除在一些情况下之外，人们可以把握的所有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这些情况包括人类头脑中的非理性思想，或阶级斗争，或唯物主义乃至西方技术的破坏性后果；再有，组织——国家或教会——的恶果，或者其他邪说恶行；没有这些巨大障碍，理想就可以在这里或随后实现。顺理成章的是，既然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所需的一切是破除这些仅有的障碍，如果这是实现该目标的唯一途径，那么付出多大的牺牲都不为过。任何观点都没有造成过这么多的暴力、压迫和苦难。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未来，必须牺牲现实的呼声——这个要求一直被用来为大规模的暴行辩护。很久以前，赫尔岑就告诫我们，为了远期结果牺牲当前目标——今天屠杀千万人，明天亿万人可能会幸福——往往意味着确确实实杀戮了千万人的生命，但亿万人幸福的诺言不是更近，而是仍然遥不可及。信念行动——当它们以崇高理想的名义制造苦难和野蛮镇压时，效果是使犯罪者缺乏负罪感，并不会带来极端手段所承诺的幸福状态，也无法为骇人听闻的手段辩护。归根到底，我们还是不清楚——即便是我们中最明智的人也不清楚——什么对人类有益。到头来，我们仅能合理地断定那个由个人组成的特定社会渴望什么：什么让他们痛苦悲惨，什么让他们值得为之活着。人类的终极目标有时相互冲突：无法避免偶尔令人痛苦的抉择和令人不安的妥协。但有些需求是共通的。如果我们能让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者食饱衣暖，扩展个人自由，抗拒不公，创造一个有尊严社会的最低条件，如果我们抱有一点点宽容，建立一点点法治和社会平等，如果我们能找到无需使人类面对难以忍受的选择就能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这就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进步了。与革命派的闪光观点和绝对真理相比，这些目标不那么令人向往，不够激动人心。这些目标对那些理想主义的年轻人缺乏吸引力，他们喜欢邪恶与美德之间的剧烈冲突，喜欢在真理与谬误、黑与白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甘愿在善良与公平的祭坛上做出英勇牺牲。然而，为了这些更加人道、温和的目标而工作，结果将引向一个更加仁慈、文明的社会。幻想带来的绝对正确的感受确实更加激动人心，但会在社会和个体之中引发愚蠢疯狂的行为。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为强烈的激情带来了解药。这种激情在艺术上有创造力，在生活中则是毁灭性的。这种对人类现实的文明感，是在英国社会发展起来、基于妥协和宽容的生活的特征，这在19世纪中东欧受尽压迫，处于赤贫、半翻身状态的犹太人后代眼里是那么奇妙。我承认自己有亲英国偏见。我在英国受教育，从1921年起一直住在英国。我所有的成就、行为和想法都不可磨灭地是英国式的。我无法公正地判断英国的价值观，因为它们也是我的一部分。我把这视为在知识和政治方面的最大运气。这些价值观是我的信仰基础，即对别人给予体面的尊重和容忍异见，胜过自豪感和国家使命感；自由可能排斥并优于过高的效率；多元主义和混乱状态，对珍视自由的人而言，胜过包罗万象的制度的严格要求，无论这些制度多么理性和公正无私，也优于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多数派统治。所有这些价值观都具有强烈、独特的英国特征。我坦率地承认我沉浸其中，信仰它们，只有在一个很大程度上把这些价值观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中，我才能自由地呼吸。“人性这根曲木，”伊曼努尔·康德说，“绝然造不出笔直的东西来。”同时，请允许我引用著名德籍犹太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在1964年一场演讲中的话：“我相信，诸如绝对必然性、绝对准确性、终极真理等观念，都是想象中的无稽之谈，在任何科学领域中都不应该被承认——信仰一种唯一的真理，并相信自己是这一真理的持有者，是世界上所有罪恶最深刻的根源”。这些都是深刻的英国观点，尽管出自德国——这是对借纯粹的乌托邦观念所体现的绝对必然性之名为自身辩护的急躁情绪、恃强凌弱和压迫的善意警告。在当今世界上，无论何处，只要存在一个不被仇恨和极端主义驱使、尚可容忍的人类社会，那里肯定会发现三个世纪以来英国经验主义的有益影响——遗憾的是，不一定有很多英国式实践。不去践踏别人，不管他们多么难以相处。虽然并不代表一切，却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的犹太出身，对我而言是如此深刻、如此自然，以至于我根本无法辨认出来，遑论分析。但是我可以说，尽管我长期信奉个人自由，但我从未经不起诱惑，与那些假个人自由之名拒绝忠于某个特定国家、团体、文化、传统、语言——这些特征将人类区分为不同群体，不计其数而又无法分析——的人为伍。于我而言，这虽然高尚，却让人误入歧途。当人们抱怨孤独时，他们的意思是没有人能理解他们所说的话。被人理解意味着分享共同的过去、共同的情感和语言、共同的设想，可以进行亲密沟通——简而言之，就是分享共同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人类需求：否认这一点是一种危险的谬误。将一个人与他熟悉的环境相隔绝就是让他消亡。两千年的犹太历史，只不过是单纯的回归渴望，渴望不再到处都被当成他乡之客；每天早晚，流浪的犹太人都在祈祷重回过去的日子，再次成为一个国家，在自己的土地上过上正常生活——这是个人能够不屈不挠地活着，充分发挥他们潜能的唯一条件。任何民族，如果他们永远是少数派——更糟糕的是无论在哪里都是少数派，没有一个国家作后盾，就做不到这一点。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这种困境带来严重后果的证据，尽管有时犹太人自己也不承认。我是在对这一事实的清醒认识中长大的，正是对这种困境的意识使我更容易理解其他民族、少数派或个人相似的压抑沮丧之感。我之所以批评启蒙运动的教义，谴责它缺乏对各个种族和文化的成员之间感情纽带的同情，指责其唯心、空洞而教条的国际主义，就我自身而言，是出于对于我自己犹太出身以及对共同忍受苦难（完全不同于追求国家荣誉）的犹太同胞的手足情谊——几乎是本能般的意识。也是出于一种友爱感，这种友爱感也许在贫困和遭受社会压迫的大众之中最真实，特别是在我的祖先，那些贫穷但受过教育、有社会凝聚力的东欧犹太人之中。这种友爱感，在我度过一生的西方，已经变得稀薄而抽象。这就是以色列广播公司记者问及我的三条主线。我已竭尽所能回答她的问题。 伯林生命中的三条主线分别是：俄罗斯式的判断，英国式的审慎，犹太式的整合。他选取了三个完全不同文化中的最特别的观念。观念是有力量的，我们选择相信什么样的观念，就享有什么样的命运。正如伯林早就警告我们“观念可能摧毁一个文明”。
自由的观念，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尤其当它面临威胁时。在追求自由、守卫自由的路上，伯林是无法绕开的思想者，犹如物理学绕不开牛顿，经济学绕不开斯密。这不仅因为他对于自由的阐述丰盈了人类自由思想史，更在于他的研究始终围绕着“自由为何一直遭难”这一恒久命题展开。 世纪之初，中国学界曾出现过短暂的“伯林热”，然而，这股热潮很快冷却，伯林的思想并未触达应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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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曾经说：以赛亚·伯林所成就的，会让20世纪骚动不安。然而，谁曾想80年后，伯林的思想再次挑动了人们关于政治狂热和观念冲突的敏感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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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文章原载于《深圳特区报》，作者以赛亚·伯林，感谢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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