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坚韧不拔的毅力，源自背后坚定的信仰。在这样坚定的信仰之下，一代又一代的“平常人”像他一样，沿着他当年的足迹，行走在大石门坎地区，播下文明的种子，等待文明的花开。100多年前的苗族，饱受汉人歧视。为了躲避种族仇杀，他们逃到了最偏远的乌蒙山区。土司头目不把苗人当人，“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性”。100多年前的苗族，性关系非常混乱，每个苗寨的村头，都有一个公共场所，苗人称之为“花撩房”。女孩子十三四岁以后，就可以进入这个房间，和其它男人发生性关系。所以，在100多年前的苗族，常会发现很多十三四岁的小女孩，怀里已经抱着一个小孩，肩上背着一个小孩。这种早婚，早育，性关系的混乱，是导致疾病，贫穷的重要原因。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在本该接受教育，享受青春的年龄，就早早地做了母亲，这种生活艰难得令人窒息。这悲惨的经历，艰苦的环境，残酷的压迫，非人的生活，使得这个民族变得麻木。绝望已变成这一种族的特性，他们把贫穷、疾病和悲痛，都视为自己无法回避和更改的世袭命运。石门坎位于云贵川交界的偏远山区，这座大山背后是云南昭通在8000公里以外的英国，有一个人听到了他们的苦难，看到了那里的黑暗。在苗族人最绝望的时刻，他被上帝赋予了神圣的希望。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年出生于英国一个基督徒家庭，从小天资聪颖。12岁时进希普尔普通中学，17岁参加英国国家文官考试名列前16名。随后在伦敦的一个机关中担任会计。作为“精英学霸”的柏格理本可以在英国过衣食无忧，舒适安逸的生活。但是，年轻的柏格理，听到了一个声音，上帝呼召他去中国，用信仰改变那里的人心。1887年，23岁的柏格理回应了上帝的呼召，到中国传教。1905年，柏格里初入苗乡，由于苗族生活极其艰苦，苗人很少洗脸，身上肮脏污秽，气味很重，很难接近。但是，柏格理从没因此嫌弃过苗民，更没因环境艰苦而退缩。刚到中国时，柏格理就因翻船，险些葬身于长江三峡。在去贵州石门坎的崎岖山路上，柏格理因不善骑马，被马抛落山涧几乎摔死。为取得苗人的信赖，柏格理进到苗寨，穿苗服，说苗语，住苗家，与苗家人同吃土豆、玉米、荞麦饭（注：这些物种当时未经改良，产量低，品质差），同宿臭虫跳蚤成群的麦草堆。有两次，他竟在牛棚里与一头母牛和牛犊，同睡于一捆干草之上。他在苗寨不骑马、不坐轿。路上遇到苗民，就像看到长者一样谦让。由于他与苗人同吃同住，甘苦与共，他不仅被苗人视为老师和医生，还被苗人视为可以倾诉的贴心人，被苗民视为最可信赖的人，以至苗人称他为“拉蒙”（苗王）。 由于柏格理的善良和热情帮助，苗民们大批聚集在他周围，听他讲道，大批苗族人受洗加入基督教。因此触怒了当地“土目”（土司头目的简称，也就是当地地主，世袭的），害怕柏格理抢了他们的势头。加上柏格理反对地主、土目对百姓的迫害，并为贫苦的佃农撑腰说话，柏格理多次被“会党”、“土目”、“土匪”列为谋害目标。有一次半夜，60多名全副武装的男子举着火把，手持大刀、长矛、步枪、棍棒等凶器，冲进家中殴打伯格理。正当他认为自己即将死去时，一个披着羊皮毡的汉族男子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他，挽救了柏格理的性命。1907年，柏格理遭到土目苏黑保的绑架，险遭杀害。但当衙门抓捕到苏黑保时，被打致伤躺在医院里的柏格理，却写信要求官府赦免苏黑保。为了在石门坎置地建立教堂，兴办学校，柏格理跋涉数十里，拜访大官寨头目安慧生。柏格理说明来意，安慧生看是个洋人，以为来了个大买家，热情接待。安慧生问柏格理要多少地，柏格理神秘而又认真的回答：仅要一张牛皮大的地。安慧生觉得：这洋人有意思，传教办学只要妇女裙子大小的地，当即表示白送他牛皮大的一块地。柏格理为了这牛皮大小的地，还和安慧生签了一份协议。回到石门坎，他将牛皮分成丝，结成绳，用绳子圈出了80亩土地。修建教堂的石材来自云南，博格理带领教徒开凿石门和台阶，石门坎因此得名柏格理在石门坎传播基督教信仰，与办教育是完全同步的。苗族原本没有文字，先人的历史文化全凭口传，苗寨里很难找到数数能到两位数的人。1906年，柏格理提出创制苗文的方案，同苗族和汉族信徒一起研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结合苗族衣服上的符号花纹，创立了一套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这套苗文非常适合当时苗族社会的文化环境。柏格理是英国人，但他自编了一套叫“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教材，开始办学校、做教育。有了文字，苗民们就可以读书识字了。他还将圣经翻译为苗文，在苗乡广传基督的道。一个生活优越的英国人，为什么甘愿来到偏僻落后的贵州山区，历经艰难险阻，帮助他们走向文明开化？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不可理喻的。1905年，柏格理在石门坎创办了第一所苗族小学（后取名“光华小学”），该校开男女同校先河，而且中英双语教学。以石门坎为中心，方圆几百公里的范围之内，柏格理完全从英国筹款，建了几十座教堂，办了120多所小学校。柏格理还用花苗文编了《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系统的在这个地区开展扫盲活动。这个平民识字课本涵盖了所有苗人生活的地区。教育极大地改变了乌蒙山区先前落后愚昧的风气，后来整个苗寨出现了这种情形：如果一个男孩向一个女孩求婚，女孩的要求不是“有车有房”，而是把《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背下来。受柏格理的影响，当时的乌蒙山区开始崇尚文化、知识和信仰，社会风气为之一变。石门坎教会闻名遐迩，海外来信只要在信封写上“中国石门坎”，就能准确送达。抗战期间，有个美国驼峰航线飞行员被日军击落掉在该地区，被当地一个苗族人救下。这个苗人用英文与飞行员交流，并且把他送到了中国军队的驻地。美国飞行员感激得泪流满面，他没有想到一个如此偏僻蛮荒的地方，竟然有人能熟练地用英文跟他交流——他本以为自己永远不可能再回到美国。柏格理来到石门坎之后，规定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男性要22岁，女性要20岁才能结婚。柏格理每进到一个村寨，就让村寨里的苗人把“花撩房”烧掉，让他们讲文明、讲卫生、重塑家庭关系和道德伦理。乌蒙山区当时流传着可怕的麻风病，此病既是不治之症，也是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当时的地方官员，竟下令将麻风病人全部烧死，或是驱赶到很远的深山老林中去。于是，当地人对待麻风病人，采取先用酒灌醉，然后将其活活烧死。这种野蛮、豪无人性的方法，使麻风病人根本不可能得到救治。1914年，当柏格理听到广西都督诱杀活埋麻风患者的消息后，在报刊上愤怒地谴责这位都督，很快与英国一个麻防组织取得联系，并筹集来一笔钱。柏格理用这笔钱买了粮食和布，定期发放给附近的患者。柏格理去世后，他的教会对麻风病患者的救助一直延续，没有间断。4年以后，继任者张道惠向传教团体申请到了资金，购得附近一片有水源的荒地，建起了中国第一间麻风病院。这个滇东北、黔西北最早的麻风病院，很快就接收了昭通、威宁、彝良一带的几十名麻风病患者。很多病人拖着溃烂的身体过来，在接受治疗以后，就在这里过着集体生活。至今这个麻风村还在。除了信仰、教育，柏格理还给苗人带去了现代的文明生活。柏格理在英国爱好两项运动：足球、游泳。1914年，柏格理就在石门坎建了一支足球队。让人难以置信， 1914年啊！当时，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足球为何物。这个足球队不仅球踢得好，而且具备了一定的竞技水平。1923年，当时四川的军阀杨森，调到贵州做主席，路过石门坎，看到石门坎有一个足球场，他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本人喜欢足球，部队有足球队，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杨森就让自己部队的足球队和石门坎当地的足球队比赛，连赛3天。结果石门坎的足球队胜了2场，杨森军队的足球队仅胜了1场。当地人说那是给杨森面子，才输了1场。杨森输得心服口服，临走时硬是要走了4个球员。赛后杨森说：“你们所有人都把鞋脱下来，送给对方的足球队，你们还有脸穿鞋吗！”后来，石门坎成为贵州省的“足球摇篮”，大部分足球队员都来自石门坎一带。1949年后的第一支国家足球队，就有2名队员来自石门坎。实际上，生和死的澡都是别人给洗的，自己一辈子就洗一次澡。柏格理跟苗人一起把竹子砍下来，打通竹节，从山上把泉水引下来。在中国西南地区建了第一个室外游泳池，而且分了男池 & 女池，浅池 & 深池。在贵州石门坎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柏格理先后创建了教堂、学校、医院、麻风病院、孤儿院等若干所。柏格理服侍中国整整27年，期间他仅仅回了3次英国——为了筹集资金，来中国创办医院、学校。柏格理和他的教会培养、资助了一大批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他们毕业后，全部回到石门坎，全部回来建设苗族。民国教育大师辈出，与诸多教会大学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抗战时期的条件如此艰难，博格理的教会却在西南边陲的石门坎，创造了不输于东部教会学校的巨大成就（民国的“教育奇迹”是偶然吗？诚挚推荐：岳南先生著《南渡北归》，解读民国教育奇迹的密码）。其中，有一个人叫朱焕章，16岁才读小学一年级，但是他天资聪颖。教会资助他去成都华西大学读书，他是那一届毕业典礼的发言人。朱焕章才华横溢的演讲，引起了坐在下面的蒋介石的注意，蒋介石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到总统府工作，但是被朱焕章婉拒。朱焕章说：“我的老师柏格理告诉我们，每个苗族人受到高等教育都要回到石门坎，为苗族人服务。”朱焕章不慕权位的精神，深深赢得了蒋介石的器重。蒋介石夫妇送给他很多牲畜、农作物的良种，让他带回石门坎。1946年，朱焕章当选为“国大”代表，到南京参加会议，他是苗族人中进入庙堂参与国家大事的第一人。会议结束以后，蒋介石再次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出任民国政府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长，再次遭到朱焕章的婉拒。他依然回到石门坎，在石门坎开办了第一所中学，并自任校长。在这所学校里，他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苗族青年，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建设苗族地区的骨干。1915年秋，伤寒病，即苗族人所恐惧的“黑病＂在石门坎肆虐，苗民、学生纷纷病倒，不少人外出躲避瘟疫，但柏格理一直坚守在石门坎救护病人。柏格理在救助学生的过程中，不幸也被感染。在药品极为稀缺的情况下，他将仅有的药品全部用在学生身上，自己终于病倒。在柏格理住院期间，数以千计的苗、彝族人翻山越岭几十里从各处前来探望他，双方眼里都浸满泪水，依依不舍。山民们早已将柏格理视为自己的亲人。1915年9月15日，51岁的柏格理长眠在了这块浸满他汗水、血水与泪水的土地上。数千百姓排成长龙，一路哭泣着为他送葬。下葬后，苗族同胞自发为他守墓，几天几夜不忍离去。直到今天，当地民众提到他，仍然时常哽咽，无不怀着极度的敬重之情。在当年的政治运动中，柏格理的坟墓被捣毁，尸骨被抛掷野外。第二天天还没亮，有个善良的苗人冒险去捡柏格理的尸骨。当他赶到时，却发现有人已经在半夜悄悄地收起了柏格理的尸骨。苗族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曾经被世界抛弃，然而上帝的使者伯格里，却在困苦中温暖了他们，在黑暗中照亮了他们。时至今日，每年都有许多中外人士，来柏格理墓前凭吊。每年清明节，总有十里八乡的村民来到他的墓前，或献上野花，或一个鞠躬，以寄上他们的感恩。在柏格理墓地周围，有几百个苗人的墓地。他们说我生不能和柏格理牧师在一起，死了之后要世世代代伴随他的灵魂。苗人对柏格理的情感是如此之深。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曾做过人口普查：汉人每10万人中有2.19个大学生，而苗族人每10万人中有10个大学生。不要忘记，这曾是一个“生存在极端边缘环境”的地区。仅仅30年，它的整体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甚至高于汉人的平均教育水平。100年前，这个西南边陲小镇，已经有足球场、双语学校、中学、小学，麻风病院，邮局……1989年，再次调查的结果，让人痛的难以呼吸！石门坎地区10个人共1床棉被，儿童失学率达到88%，因为贫困而接受救济的家庭达到98%，文盲达到80%……那些曾经的学校、游泳池、医院、孤儿院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无人问津，一派荒凉景象。100多年前，伯格里在全中国最蛮荒的乌蒙山区，创建了中国第一所苗族小学，第一所麻风医院。短短数十年内，他将这个被世界遗弃的角落，变成了西南苗族文化的最高区，西方人眼中的“文化圣地”、“海外天国”，凭借的究竟是怎样一种精神？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石门坎由地狱变成天堂？又是什么力量，使它再次变回了地狱？我们做不到像他那样伟大，却可以从他的行为中汲取爱和信仰的智慧与力量。在这个光明与黑暗并列、正义和邪恶共存的世界，柏格理的一生就像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选择光明和正义。为此，李强好书伴读诚挚推荐英国作家格里斯特《塞缪尔·柏格理——在华传教士的开拓者》。本书于1921年在伦敦、纽约、多伦多和墨尔本同时出版，因作者是柏格理同事兼好友，掌握大量外人不知的材料和细节，故无论在基础性的资料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历史情节上，都包含了大量目前在国内尚未面世的珍贵内容，被公认为这位传奇人物生平故事的权威著作。陈浩武先生在序言中写道：这是一部最好的柏格理传记。感兴趣的书友可识别下图二维码，一键收藏，追寻这位圣徒的足迹，探寻教育与生命的本质。 来源 | 文章和图片转载网络。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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