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湾湾同学

转载：吃书妄想
2019夏天，硕士毕业后回国前夕，我写了一篇“自由人生指南”，实则意在询问“自由人生何处”。
我写道：“你可以不去参与，你可以选择抗拒，你也可以烧掉野草和花，你只需要一套说服自己的逻辑——何去何从？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理想与现实，你想啊，会不会有第三种未来呢？不拘泥于任何一方，保有其独立性，灵活自如”，当时的我自答道：“你傻啊，乌托邦从来只在文学作品里出现过，而大多是乌托邦题材的作品，本质都是反乌托邦。乌托邦只是缝隙，是瞬间，是某一单层的存在，a glance, a touch… 是爱情破碎后写就的那一个故事。然而就是这一点星火，就是这一点希望，让无数的人儿依赖着，追寻着，描绘着。因为意义不在于完成与停留，在于追寻与触及，在于keep going and look for it。继续造作吧！”
我总是愿意在文字里给自己留一碗鸡汤，哪怕现实中多么迷茫。
那半年里，我试着做了公众号编辑，面试了教育培训机构，了解了一下教师资格证和公务员，兜兜转转最后去新京报书评周刊“实习”，美其名曰“实习”，但我实则在写了一份草稿之后便决心回去读博了。当时我想写的话题是“恋爱课”，然后迅速在写完草稿后意识到自己能力尚浅，即使读了硕士，但要写好文章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既然我要做的工作和读博要培养的核心是同一种思考写作能力，那我干嘛不继续读博提高能力呢？
在迷茫面前，我终究还是更愿意去文学与学术中寻找方向。
读博至今，准备着毕业论文开题答辩，顺利的话会得到一个新身份ABD (all about dissertation，完成了要求课程、通过了开题答辩，剩下毕业论文的博士生)。我意识到自己的思维走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这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于我接受了多少学术上的技术训练和读了多少篇论文，而是来自于对学术、留学、中西关系的阅读、反思和理解。所以，我想主要就后者进行一个小结。
1. 反思留学
我的留学生涯开始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之前我是应试教育中的顺从者、迷惑者，也是得益者，进入中山大学之后的课程大都是“技术”性的，不能在思想层面给予我启发，于是愈加郁闷，自己胡乱读了一些书籍，大约是囫囵吞枣地感受而非咀嚼。
留学是是我第一次认真写论文，打磨一个“论点”，开始具有反思性地观察和理解文化、社会，通过读英文资料从“他者”视角认识“自我”形成的环境。这一时期我深受两位学者影响，一位是比较文学教授Barbara Spackman，我跟着她阅读文学作品，她教我一字一句雕琢论文，我几乎每周都去她的办公室请教问题，也是在她细致的指导下，我学会了怎么表达一个基本论点。
另一位是美国研究教授Greil Marcus, 他是那种在维基百科上有长长介绍的文化名人，写的第一本书登榜top100，然而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只是向他提问、表达困惑。期末论文是需要我们自己以一本美国二战后的杂志为原始资料写作，习惯了做读者的我不知要如何去评论、分析杂志，我在office hour里问他，他细致给我讲解、引导我思考。也是他也告诉我，“outsiders”的视角非常重要。我被这种“外来者”的视角启发，回国后组织了“Outsiders局外人”翻译小组，每周翻译国外杂志媒体上的文章。也是这一时期的经历让我决心出国读研。
由于我在国内大学时期没有能接触到给我带来启发的“导师”型人物，我的思考启蒙始于英语语境，却也不免落入了英语环境中暗含的意识形态圈套。我并没能做到批判性吸收，而是慢慢地习惯用西方视角观察、评判，越来越偏离国内的现实情境，并且愈加不能理解国内现实，而是将其看作西方惯常所描绘的那个独裁、压抑、卡夫卡式的黑暗国度。这样的视角一度让我对自己的未来异常恐慌，一方面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回国后的生活，一方面随着逐渐对于美国认识加深又对曾经那个假想的“自由灯塔国”感到幻灭。在夹缝之中，没有一种思想或立场能让我看到努力的希望，甚至鲁迅那铁屋子中的清醒和呐喊也被我简化成了一种狭隘的自我安慰——在绝望之中，保持清醒。
但其实，现实并非绝望，而是我只看到了被建构出来的绝望。当人们需要怒吼一种未来“正义”的时候，最直接的方式是将现实打压成暗黑一片的将垮之楼。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难以下笔、只能空发感受，因为不知晓对错，不知晓用来支撑“评判”的该是那种价值体系。
五月份的时候，因为“成都49中”事件我和一位大学学长交流，由小及大讨论到中西方问题，我才意识到，我过去这几年里，一直缺少的视角是“中国视角”，而我之前一直在拒绝这个视角。我这才理解了我的困惑和瘫痪、并知道可以如何慢慢走出来。从蒙昧中睁开眼的路一如从偏狭中理出头绪的路。
至此，我开始回溯留学的经历、思考留学的意义。
哲学教授李猛在“大学改革与学术传统”一文中指出“留学最大的危险莫过于‘留而不归’，在精神上永远无法脱离外国的学术母体，把外国的学术传统当作自己的学术家园。而‘中国’，无论现实中的还是历史中的中国，倒仿佛成了思想上的客舍逆旅，最终只有把这个国家在骨子里也变成‘外国’，‘留学生’在治学和教育上才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样的‘留学’表面上是‘开放’，骨子里却是思想上的极端封闭狭隘，对中西两种文明都抱有相当浅薄和刻板的理解。”
李猛进一步解释“‘留学’的真正目的，不是简单地进口一些本土缺乏的知识和方法、问题或‘主义’，而是借助‘西学’（的思想挑战）来重建现代中国的学术传统，并以这样的学术传统为主体来吸收西学，革新中学……避免把留学变成思想‘朝圣’或是知识‘走私’”。
于是，“有自觉意识的留学生……不会对自己国家中巨大的文化潜力熟视无睹，他们明白自己在留学中所学到的东西，不过是引燃这些潜在的思想能量的导火索……这些留学生更不会把自己国家面临的那‘困境’当作具有基因缺陷的‘痼疾’，而是看作锻造伟大的文明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这一段话对我有醍醐灌耳之用，用作现阶段我对留学理解的小结。
2. 反思学术
“学术”有什么意义或价值这个问题我时常听到、也时常问自己。在一个经济价值压倒性地凌驾于其他价值体系的时代，人文学术的价值是有限的——是的，学术不能让你变富有、走上食物链顶端。但是要说学术的价值，也就必须跳出这一衡量体系中，要意识到，学术价值根本上是精神性的、文化性的，进而影响和指引一个人或一个社会。而这一价值，完全不可用金钱估量，是无价的。
北大文学教授钱理群在评价北师大文学教授王富仁2005年文章《“新国学”论纲》时肯定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归宿只能是自己民族的学术”这一态度，认为“这里表露出来的学术责任感、使命感，以致神圣感，是动人的”，“现在恐怕已经很少有人这样看待学术，这样痴迷于学术，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意义与价值投入其间了”。
我认为钱老、王老的观点与汉学家葛兆光的遥相呼应：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此观点看似新奇，实际上葛老意指海外中国学的“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乃至方法常常跟它本国的、当时的学术脉络、政治背景观察立场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西方人的中国研究首先是来自他们认识自我的愿望，这里的中国作为“他者”，镜映的是西方自己；西方中国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选题都是西方背景下的。由此，葛老指出“我们第一步就应该把‘中国学’还原到它自己的语境里去，把它看成该国的学术史、政治史、思想史的一部分”，而不是盲目模仿、照搬，以至于“无法在平等的平台上彼此对话、互相批评”。
在这里，所谓“自己民族的学术”以及“把中国学还原到它自己的语境里去”其实都是在说做学术研究时的精神自主性——这也是后殖民框架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面临的问题。这一精神自主性要求我们不照搬、不盲目崇拜、平等看待一个看似更强大的他者，构筑自己的学说。
李猛在谈大学改革的文章里说“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可能是一个没有自身学术传统，从而在精神上仰赖他人的寄生者。”这个观点也适用于个人：一个真正自主的思考者，不可能是一个没有自身学术判断，从而在精神上仰赖他人的寄生者。
那么要如何实现自主呢？
李猛言，要“建立真正的中国学术传统，并不能凭借盲目排外的文化沙文主义，或是沉溺于博物馆式的文化遗老心态，当然更不能靠简单移植或嫁接美国的学术或文化，无论这种文化是以‘世界一流’的名义，还是打着‘国际标准’的旗号”……“中国自主的学术传统的塑造，恰恰要求对所谓‘西学’的根源和脉络进行深刻和整体的把握，使其能够成为中国思想自身的可能性”。于是，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自主意味着不能盲目排外，也不能盲目炫老，更不能简单移植他者的方法及视角，而是在深刻理解他者、自身的基础上进行创造。
作为一名时常忐忑的博士生，我所努力的方向还远不及大层次上的学术自主，而只是个人的精神自主。我从读研到现在读博，出发点都是因为意识到自己思想上的愚昧、表达能力上的欠缺，我想要理清楚自己的困惑，准确地表达出来，分享给他人。我最大的两个压力来自于学业和经济——读论文还不够快、写论文还不够精准；以后怎样才能找个自己心甘情愿奋斗且有充足收入的工作、过自己认可又不那么紧巴巴的生活。在我时常因同辈人的厉害而自惭形秽时，我提醒自己这一小小的期许。
人大哲学学者周濂在好奇心日报对其的一次访谈中说，自己所有的哲学思考都围绕“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展开。他“有一个很长的自我期许”：“不要做没有头脑的愤青，不要做浅薄的自由主义者，不要做没有心肝的保守主义者，不要做替既得利益说话的国家主义者，不要做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要做一个理想高蹈的空想主义者”。
遗憾且幸的是，我做过没有头脑的愤青，做过浅薄的自由主义者，做过理想高蹈的空想主义者，甚至曾在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边缘，但都未带来过大危害，反而更让现下的我警醒。
我现在的目标是做一个“合格”的博士生，不求作出什么大的贡献，而只是为了避免愚蠢无知，求不做错事地安身立命。我也不再去喊那些亮堂堂的启蒙口号，只想踏实看一篇一篇论文、记笔记、写论文。
于是，回答开篇两年前的那个问题：自由人生何处？从自主开始。
敲完这几个字后瞟向电脑，才发现键盘上“FREEDOM IS AUTONOMY”的贴条都快褪色，而它是我四年前开始读研时打印出来贴上去自勉的。
参考文献：
葛兆光. 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 勤而行之传习社. 2018.
李猛.大学改革与学术传统[J].读书, 2004(1):97-106. 
钱理群. “知我者”走了，我还活着.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17. 
哲学学者周濂：我所有的思考，都围绕“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展开 | 访谈录. 好奇心日报.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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