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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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孃

文/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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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棵小草都有它的来路与去处,可谁在乎呀?
所以看到有人在整整三十五年之后,为一个绝少提及的人捶胸顿足地哀嚎,我吓住了。
哭的人是我的母亲。她为之哀働的人是我的外婆,母亲的母亲。
终其一生,母亲都是一个内敛的人,一个守规矩的人。当年她和父亲决定把外婆送回乡下表叔家时,坦然得很,觉得做了一件对的事情(用时髦的话来说,那叫政治正确),尽管她是外婆唯一的孩子,尽管乡下俩光棍表叔顶着地主狗崽子的身份,自己的日子过得已经够糟心。
外婆是如何度过以后的七年,成了一家人讳莫如深的话题。事实上,我们的确也不得而知。送走外婆后,父母很少去乡下看她,除了每月给表叔一点生活费用,外婆似乎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至少我们以为是那样。零零碎碎的印象是一个乡下的亲戚曾说,外婆真是个爱干净的人,都那样了,还拖着身子去池塘边(老家叫堰塘)洗衣服。
再后来就是她去世时,有亲戚将她珍爱的皮鞋拿走(因为这双鞋是她亲爱的外孙女穿过的)。不过对外婆来说,那已经不再是事儿。这位亲戚是赶来送她最后一程的人。那年头,这份情谊比天大。
外婆走的前几天,父母双双赶去乡下陪了她三天,假期一到他们就得返城。弥留之际的外婆嘴里一直念叨:“咋还不落气,咋还不落气,咋还不......”。
外婆在父母走后三天离开了人世。
外婆回乡时我才十岁。谁能想到呢,在她去世后的几十年里,不断来到我梦里的竟然就是这个有着三寸金莲、身躯佝偻、其貌不扬的瘦小女人;这个整个冬季不服用氨茶碱就上气不接下气,无法躺着睡觉的女人;这个一辈子吃素,却屏住厌恶为孩子们杀鱼宰兔、烹饪美食的女人(家里经典菜肴统称就叫“娘孃做的菜”);这个为一大家子缝制四季衣衫,恨不得用细密的针脚把补丁都做成艺术品,让我们在艰苦年代也能穿出体面的女人;这个勤俭克己、温柔善良,让人心里疼得慌,嘴里却嫌弃着的女人就是我的外婆,我的娘孃。
幼小如我就知道嫌弃娘孃。她不好看,至少我看来是那样。最讨厌家里人说我长得像娘孃,因为我也面黄肌瘦,还老不长个儿。我妈常叫我黄毛丫头,说我脸小得就二指宽。不想长得像娘孃倒不是因为她不好看,我就是过不了这个坎儿。“地主”俩字太刺耳了,让人从心底感到耻辱,想逃得远远的,哪怕我还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儿。
我妈曾说,娘孃这顶地主帽子来得冤。
娘孃娘家姓魏,虽说在当地算是大户人家,却把钱财看得淡泊,将唯一的女儿嫁给了邓姓的穷教书先生。邓先生名若甫,与他大舅哥是同学(同窗三友中的另一位主则是我未来的爷爷周希禹,那是后话)。大舅哥将唯一的妹妹介绍给兄弟时拍着胸脯说,“妹子放心哈,大哥永远都会管你的。”这句承诺掷地有声,但谁能知道,那竟成了娘孃晚年不幸的根源。
姓邓名若甫的外公对我们来说就是个符号。连他的名字也是我哥姐十多年前去老家为外公娘孃迁坟合葬,雕刻墓碑时才问出来。这会儿说起迁坟那事,我姐双眼还闪闪发光。“你不知道呃,那坟头可是了不得,宽宽大大,石头砌得严丝合缝的。算起来有七八十年了吧?里面竟干干的,一滴水也没有!”“真的是一滴也没有哦!”,她强调道。“还有那胫骨!哇,比普通人的手脚长好多!”除此以外我们只知道,娘孃的名字“清君”二字是过门后外公给取的。也是外公在两三年内,把娘孃从一个大字不识的小女人培养成了识文断字、会读书看报的新女性。娘孃聪慧,外公贤良,夫妻恩爱可想而知。
可惜,胫骨长于普通人的外公却短命得很。当教书先生毕竟不能体面地养家糊口。而此时已在成都买了豪宅,在乡下有着良田百亩,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大舅哥看不得唯一的妹子过穷日子,于是把妹夫带到成都府做自己的生意伙伴。娘孃则留在老家养育他们唯一的孩子,我的母亲。母亲长得文静清秀,外公取的名字却厚重,叫志伟。
时年二十五、六的娘孃在老家等来的却是夫君逝去的噩耗。十六人抬的楠木棺材从成都府一路抬到三百里外的老家。外公得的是伤寒,大舅公尽其人事也没能挽回他的生命。外公去世时年仅三十。大舅公没忘记自己的诺言,亲手办完外公的丧事后,一乘轿子把娘孃母女接到了成都府的大宅子。母亲那年七岁。
舅公把这个侄女看得精贵,比对自己的孩子更多了一份怜惜。舅公的女儿大了还调侃说,自己才是后娘生的。她少不更事时,人后欺负过小妹。她妈知道后,拿着笤帚撵着她满院跑,此后她再不敢放肆。久而久之,两人竟处得胜过亲姐妹。这里自然有母亲的乖巧懂事,更与娘孃的勤劳善良、凡事懂得分寸分不开。
娘孃最终什么时候离开成都回到老家已不得而知,但依稀记得妈妈是在老家上的初中。为娘孃母女之后的生计打算,大舅公为一无所有的妹子买下三十亩土地出租。这份兄妹情谊天地可鉴。谁能想到若干年后,这三十亩土地竟会为娘孃带来洗刷不去的耻辱和厄运啊。
娘孃性情温和,一生吃斋念佛,对佃户很是宽厚。别说欺诈压迫,一年到头也没见她去催过租。听说土改时有佃户向娘孃通风报信,容她连夜拖家带口逃去城里,免去了遭受被人打骂唾弃、游街示众之苦。如若不然,那么要强要脸面的娘孃多半活不下来。其实娘孃家当时的收入,也就够供孩子们上学和一家粗茶淡饭的日子。
娘孃心气高,比起女儿的学业来,天大的事也不算事儿。也算她命好,我母亲天生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年年考试都能拿下学校前三名,这样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免去学费。初中毕业后,我妈以全省前十名的成绩,考上四川最负盛名的省女中,独自住回了成都舅公家的大宅子。高中毕业,母亲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时年蒋介石任校长的中央大学,和我父亲成了同窗。
《活着》剧照 图源网络
娘孃有过儿子。
娘孃母女从成都回到老家。孤儿寡母在家族中难立门户,族里有意要为娘孃立嗣,几房孩子随她挑。于是娘孃有了一个儿子,母亲有了一个弟弟,娘孃为他取名志高。舅舅过继给娘孃时还是个奶娃。
有母亲和姐姐的宠爱,志高舅舅从小就活泼开朗,绘画歌舞多才多艺。虽然天资不如我妈,但也读到中专毕业,那个年代好歹也算个知识分子。跟随姐姐姐夫从万县回到内江后,舅舅受聘于一个初级中学任数学兼美术老师。曾是舅舅女友的郭阿姨回忆说,志高舅舅人长得很精神。活力四射的他很受学生们的喜爱。郭阿姨的数学功底比舅舅扎实,常常来家给舅舅补课。一来二往,两人成了情侣。娘孃高兴啊,还没结婚,就和郭阿姨处成了亲娘俩。她俩的亲密关系之后从没改变。郭阿姨的女儿后来也顺理成章成了我们的小妹,直到现在还是亲人。
那天,舅舅没有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舅舅带学生们游泳,一个学生不慎落入深水,舅舅为救人,被湍急的河水带走了。
出事当晚及第二天,我妈挺着怀孕九个月的大肚子,搀扶着小脚的娘孃,沿沱江河跑了几十公里,一路跑一路哭喊,声嘶力竭......
娘孃在沱江河边不吃不喝,坐了三天三夜。
志高舅舅去世时,年仅二十一岁。
那些年我年幼无知,恨不得躲“地主”远远的,但爱恨情仇谁能说得清,何况有些东西先天就融入了你的血液。
我5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令我耿耿于怀了一辈子。
困难时期的孩子没有童年,那年头萦绕在大人孩子脑子里多半是同一件事,如何能吃顿饱饭。现在的人听来也许就是天方夜谭,但在那时,这个问题无异于生与死的哲学命题。孩子们心目中最接近真理的职业不是是科学家,更不是文学家,而是厨师。公平正义的方式也变得异常简单:国家配给的口粮是多少,你就得到多少,无论大人小孩,无论家人外人,都一样。
就连我这个5岁的孩子也每天拎着搪瓷碗,自己拿着饭票去食堂打饭。可怜我那些上小学和中学的哥姐们,他们的配给和我差不多吧,真不知道是如何熬过来的。而且份额是份额,最终你能得到多少还得看食堂师傅的良心。
听大人们说,大我三岁的小哥哥有一次站在我家门外高高的石梯上,对着食堂大门歇斯底里大叫:“贪污份子!贪污份子!”哎!翻看以前的老照片,小小年纪的他,脸上已经出现浮肿,而读师范学校的大哥更是肿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我爸也因为肿病进了医院。多少年后我妈还百思不解,“怎么那些年除了煮得猪草味儿的牛皮菜,地里就长不出别的蔬菜来?”肉就更别说了,菜里放了一滴油也能闻出香味来。
那天,5岁的我照旧拿着搪瓷碗去食堂打饭:一两米的稀粥,就是那种人们调侃说可以对镜梳妆的稀粥。还没走出食堂,粥就喝完了。我一边舔着碗一边往家走。
娘孃一个人在家。
“吃饭了吗?”她问我。
“没有呢,”鬼使神差我回答道。
娘孃二话没说,从屋里拿出她的搪瓷碗递给我说:“给,吃了吧。”
我被自己的弥天大谎吓呆了,醒悟过来为时已晚,小心脏堵得快要窒息,但伸出的手已经收不回来。我接过娘孃递来的饭碗,背过身去,眼泪噼里啪啦掉进碗里,哽咽着把那碗粥喝了下去。
五岁的记忆早已模糊,这件事却在我心里藏了一辈子。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羞愧难当。娘孃可以把口粮省给我吃,肯定也省给其他孩子吃。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她,那时也浮肿得很厉害。
娘孃疼爱所有的孩子,但她的心头肉还是我大哥。
文革开始时,娘孃已经被送去乡下两年之久。身为副市长的父亲那会已经被“打倒”,中学教书的母亲也因为“臭知识分子”的身份变得更加唯唯诺诺、谨小慎微。大哥那会已经上了大学,俨然是全家人的骄傲。在我们面前从来就不苟言笑的父亲,唯有和大哥在一起才像个慈父。
大哥上学的重庆那会就是“文攻武卫”的血腥战场。可怕的运动风暴像给人们打了鸡血,人性中最残忍最愚昧的疯狂被激发出来。就连文弱书生也拿起武器,对准了昔日的同窗。不长眼的子弹满天飞舞。
十多年后我去重庆上大学,市中心解放碑和磁器口的楼房上还四处可见当年武斗留下的枪眼。父母担心大哥的安全,让他回家避难。大哥决定出逃时,学校已经被反对派包围。大哥和他的一群“战友”,连夜翻墙逃回了老家。大哥回来时不是一个人,而是带来一帮子难兄难弟。
那时我还小,只记得他们七八个人常聚在我家阁楼上高谈阔论,大声欢笑,热闹得很。父母好吃好喝款待着这群孩子,没有过半点怨言。
娘孃病重,托人带信说想大哥了。
也不知我妈是怎么说服大哥的,他同意去乡下看娘孃。
娘孃得知大哥要去看她,欣喜若狂,尽其所有,准备迎接她的宝贝大外孙。从知道大哥要去那天起,她就拖着病病歪歪的身子,端着小板凳,整天坐在门口巴巴地等候。
大哥带回的同学中有他的女友。女友脚崴了,大哥没去乡下。
多年之后,我妈对此事还耿耿于怀。
娘孃和我奶奶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几十年。
奶奶高大粗壮,说话也高声大气,人很勤劳,干粗活是一把好手。虽然她大字不识一个,但一点不自卑,争气的儿子让她赚足了脸面。天生爱热闹的奶奶,邻居街坊自来熟,三句话一过,没谁不知道她的儿子就是某某某。两个老人同在一个屋檐下能各司其职、和平相处,也是难得。
父亲对娘孃素来敬重,所以没见两亲家红过脸,拌过嘴。但奶奶说话的底气和气场显然比娘孃大许多。睡在外屋大床的奶奶和睡在里屋小床的娘孃之间隔着一道薄薄的墙板,就像人心隔肚皮,两颗心也许从来没有真正贴近过。
娘孃被遣送回乡后,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时不时会有亲戚进城来我家替娘孃取一些药品啥的。尽管表叔们对娘孃已经尽心,但娘孃病得实在太重时,兄弟俩也害怕,无奈之下请人将她送进城来。一天放学回家,听院里人说娘孃被送回来,但担架没进门又被送走了。隔壁王家的保姆悄悄告诉我们,是奶奶去居委会报告说,“那个地主婆又来了!”奶奶单纯,好个表现,可那是文革啊。其结果可想而知。自此,娘孃再没有回过城里的家。
三十五年后的那天,我妈为娘孃嚎啕大哭时我们才知道。当年娘孃被遣送回乡,竟是她主动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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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四清”运动的确将一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从城里驱逐到了乡下。但娘孃的地主帽子很多年前就已经摘掉,本不属于被清理的范围。娘孃有每天读报的习惯,那年头,关于那场政治运动的报道满天飞。政治运动风云突变,谁也不知道哪天厄运就降到自己的头上。娘孃每天读到这样的消息,想必心中一定焦虑万分。她冒不起这个险。无论如何不能拖累女儿女婿。
别看她身材娇小,沉默寡言,但她的坚韧和决断曾帮助她熬过人生中的各种的苦难。前些天和九十多岁的郭阿姨通电话时她还说,娘孃很要强,骨子里有股傲气,那种打不垮的傲气。
娘孃深知这次的决定对她意味着什么。她不怕过穷日子、苦日子,但一想到要与女儿一家生离死别却让她肝肠寸断。那是她一生中做出的最艰难最痛苦的抉择。她知道,以后的日子每一天对自己都将是折磨。但与女儿女婿可能遭遇的厄运相比,她觉得自己得走。
母亲一边嚎哭一边诉说,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娘孃送回乡下。千不该万不该,没有逼着大哥去乡下看她。千不该万不该,没有陪她到最后......
时隔几十年,我也第一次向我姐“坦白”了我当年的谎言。一颗五岁孩子的羞愧之心,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找到了它的安放之处。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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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介绍:周平 女,上海大学外语学院退休教师。BA,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MA,英国谢菲尔德大学;PhD英国雷丁大学。退休前任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曾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国外文学》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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