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小到大的文科教育，语文也好、历史也罢，都是那样琐碎的章句学，围绕着毫无营养的标准答案打转。这种教育体系中没有文学，也没有历史学，只有“吏学”。
愿王永珍教授安息，逝者身后也不安宁。没想到象牙塔的悲剧，硬生生地变成了一场闹剧。
01
看到复旦官网上朱刚教授写的悼文，我的第一反应是：朱教授和王教授有啥过节吗？
▲朱刚教授的悼文
找了知情人问了问，对方很惶惑“应该没有啊”。按理说也应该没有。朱刚教授是搞宋代文学研究的权威，百度开列的头衔是中文系副主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和数学系的干部能有什么过节呢？但是，朱刚教授的悼文摆在那里，又该作何解释？
“求仁得仁，永珍安息”——这个“求仁得仁”我就不多说了，被下属一刀封喉、血溅三尺要是算“求仁得仁”，那我建议复旦与王教授职务相近的老师们早点躺平。上有老、下有小，这个“仁”真求不得。
“凶手在警”也不大通，是“凶手在逃”的硬拗，直译成“凶手在警方”似有歧义。反正通篇半文不白、文白夹杂，不如白话一点，至少易于理解。
再有，“君子之泽，三世不斩，区区十日，又何足道”，这句毛病就很大了。《孟子》里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战国策》里的是“君子之泽，三世而斩”。“三世不斩”算是啥典故呢？思前想后，苏东坡似有一个“百世不斩”的说法。查了查，出自《东坡志林》“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
原文如下：
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百世不斩”不是苏东坡说的，而是一个叫王彭的武官说的，是看人家说书的感想。
这倒也算是一个出处，但朱教授的典故还是用得不对。三世、五世都容易引起误解，索性“百世不斩”倒也是个说法。只是这样的悲剧事件真要成了百世之后的巷闾说古，可能对复旦、对王教授和姜博士都不是幸事吧。
▲网友的评论
总之，朱教授的文采好不好，可以见仁见智，但是典故肯定用得不好。这是不应该的。作为古代文学的专家，又专攻文星璀璨的宋代文学，这就有点尴尬了。
说句不客气的话，朱教授对宋代文学可能很有研究，但是这祭文写得让人不敢恭维。
02
但这并不是朱教授个人的问题，“有知识没文化”在我国高等学府中普遍存在。
2016年浙大出了一个通篇文言文的公告，“国有成均，在浙之滨；启真笃学，求是育英……”引起了围观，也引发了争鸣。批评者指出了很多问题，诸如“英”和“滨”是“出韵”的大忌，“垂统续焉”的“续”是重复，等等。
平心而论，写得不完美，但也挺考究，点评中有的地方稍嫌苛刻，但很专业。争议很热闹，围观也很过瘾，网友们纷纷表示“学渣看不懂”。这不是坏事，大学本来就该是文化的标杆。
遗憾的是，除此之外，多年来走进公众视野的大学“文化车祸”都很低级。
2019年，林建华校长在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活动上，念错“鸿鹄之志”，引发群嘲。
▲北大校长将鸿鹄之志读成了“鸿hao”，引起网友讨论
2005年，宋楚瑜应邀在清华大学发表激情演讲，在互赠礼品环节，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顾秉林向宋楚瑜赠送的是一幅小篆书法，内容是黄遵宪的诗《赠梁任父同年》。然而，顾秉林念这首诗时一字一顿，磕磕巴巴，念到 “瓠离分裂力谁任”时，就被 “瓠”字卡住了，后经人提醒才得以圆场，引得学生们哄堂大笑，场面相当尴尬。
同年7月，某政商名人访问人大，校长纪宝成致辞，将《诗经》“七月流火”理解成天气炎热；2006年4月，连战访问厦大，演讲后题字“泱泱大学止至善巍巍黉宫立东南”，号称朱子后人的朱崇实校长，当场把“黉宫”错念成了“皇宫”……
如今朱刚教授“寓意深远”的悼文出炉，搁在这堆事里好像也不算什么，至少那里面没有错别字。
03
当下一些校长、教授的人文素养贫乏已经无可掩饰，值得思考。问题可能不只是出在大学，而是整个教育体系。
▲朱刚教授在一席演讲
我拜读了一篇朱刚教授的大作《苏轼的人生与诗》，非常精深，有大量考据订正。比如文章里对《苏轼诗集》中一处校改“真似月”和“心似月”就足足花了几百字比较。但是，我耐心读完之后，确实没看出长篇累牍的考据订正和“人生”、“诗”有多大关系。
我相信朱刚教授从小到大的语文考试都能得高分——“作者某某用词好不好？好在哪里”之类的题做起来很拿手，一路做到了大学教授。
那种寻章摘句、索隐揣摩，能培养出人文素养吗？我们从小到大的文科教育，语文也好、历史也罢，都是那样琐碎的章句学，围绕着毫无营养的标准答案打转。这种教育体系中没有文学，也没有历史学，只有“吏学”。
“吏学”是只要知识不需要见识，只需要服从而不需要理解——或者说理解只是为了更好的服从。比如鲁迅某句话好不好——那不是真问你的意见，答“不好”是不行的。接下去问一句，“鲁迅为什么这样写？”。其实也不要你自己的理解，当然也不是要你理解鲁迅，而是让你去理解出题者的意图。其中的逻辑和机关里下级对上级的揣摩、分析不是一回事吗？这哪里能有什么人文素养呢？“吏学”而已。
“吏学”只有堆彻的知识的“文”，而没有内在的“化”。比如朱刚教授是研究古代文学的，从他文章里旁征博引可以看出古文学知识积累之富，但是这些知识未必能“化”成他的文学素养，更不要说创作能力了——写论文确实不需要多少文学素养的，但写祭文就要了，于是翻车。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为朱刚辩护
朱刚教授这次成了舆论风暴的焦点，并不是因为他的天资不好、缺乏勤奋，他是被多年的教育训练成这样的知识型专家的，我们的人文教育就是那样设定的——“吏学”可以量产知识型的专家，但培养不出锦心绣口、见识卓绝的人文学者。就人文而言，今日所谓大学，“吏学”大成之谓也。
校长、教授们屡屡翻车，是这套教育体系的“求仁得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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