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详细梳理了美国创新的重要历史，并对当下的处境表示了担忧，对未来提出了具体可行的策略支撑。
作者历时多年，走访及调研美国乃至全球各领域的顶尖科研专家，独创出“技术中心索引系统”和“潜力对比法”，能给国内经济、科技、产业政策等相关领域的读者人群振聋发聩的启示。
知名人工智能专家吴军、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兼执行主席埃里克·施密特、201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鼎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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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美国创新简史》
作者：乔纳森·格鲁伯（Jonathan Gruber） 西蒙·约翰逊 （Simon Johnson）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5月
定价：69.00元
1945年，科学正在高歌猛进。科学发明被美国人拥护。科学家参与国家安全的最高决策，特别是在原子能问题上，他们是具有不可或缺的知识的专家。
在苏联卫星发射之后，支持纷至，政府资金进一步激增。1960年，《时代》周刊将美国科学家评为年度人物。该杂志的语气是乐观的：“1960年是科学最富有的一年，未来年月肯定会更加富有。”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阿波罗计划巅峰时期，联邦政府对研发的支持几乎占到了GDP的2%。
然而，今天的情况却大相径庭。我们只把GDP的0.7%花在公共支持的科学上，并且现在科学家的政治影响力也减少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苏联卫星危机做出了回应，任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詹姆斯·基里安为他的科学顾问。这一宣布受到欢迎，表明政府决策的幕后将有科学家进行认真的思考。相比之下，特朗普总统的科学顾问直到新政府上台18个月后才被任命。
科学和科学家已经引起争议，也不那么受到普遍尊重。弱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有三个突出的问题成为1945年之后科学家的权力和预算资金受到侵蚀的原因。
首先，战后对科学，尤其是对原子能的期望被夸大了。考虑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取得巨大进步的速度，这或许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背景的重要部分是，科学未能如期实现其允诺。
更糟糕的是，政治领袖及其高调的科学顾问没有强调意外后果的潜在危险。原罪可能是低估了与辐射有关的风险，在武器试验和事故中，特别是在处理核废料方面。公众对原子能的信任，一旦遭到破坏，就难以重建。这种信誉的丧失具有传染性。如果政府及其科学顾问在辐射方面的决策是错误的，那他们可能还隐瞒了什么？
其次，科学家和政治家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些资深科学家开始怀疑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过度使用技术。轰炸北越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介入两党政治的科学家们闭门激辩。
在20世纪60年代末，在约翰逊总统和尼克松总统的领导下，事情变得更加公开。这些总统希望建造一些备受瞩目的硬件，特别是超音速喷气式飞机和反弹道导弹系统。进入权力走廊内幕的顶级科学顾问表达了保留意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意见帮助在野党赢得国会对拟议制度的辩论。政治家们并没有很快忘记这种明显的背叛，政治领导人控制着财政。
最后，反税收运动的兴起改变了美国人对政府作为的看法。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反复出现的预算辩论中，科学一再受到挤压。我们仍然为科学提供资金，特别是在国家安全层面，但是，相对于我们的经济规模而言，其资金投入要低得多。
理解政治对科学经费支持的削弱侵蚀对于审视今天很重要。仅仅提出具体项目或创造片刻的热情是不够的。政府对研究和开发的支持，只有持续下去，才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一个大爆炸
当范内瓦·布什在1940年中期主张成立国防研究委员会时，铀裂变的潜在能量尚未得到广泛认可。1940年之前，理论一直在稳步进步，伯克利的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劳伦斯因发明回旋加速器而获得1939年的诺贝尔奖。回旋加速器是第一个粒子加速器，该发明为原子层面的工作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在欧洲，基础科学的其他部分正在迅速发展：1938年12月，铀原子在德国首次分裂。
1941年初，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被派往英国进行进一步调研。尽管在这之前的一年蒂泽德曾前去谈判动员，但英国人并不急于透露他们已经认为可行的原子弹信息。现在英国人对自己的进展仍然守口如瓶。私下里，丘吉尔的科学顾问弗雷德里克·林德曼对科南特透露，原子弹可行。如果英国人接近于造出原子弹，德国人还会远远落后吗？
范内瓦·布什最初持怀疑态度，但很快就被说服了，部分原因是他对德国能力的评估。一旦被说服，布什以一贯的方式同意组织开发一个重大项目，科南特、劳伦斯和阿尔弗雷德·卢米斯联络科学家来加盟。
在战争期间，在国防研究委员会（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开发的主要技术之外，有个完全由军方正式负责的项目，它由莱斯利·格罗夫斯少将担任指挥官。但就连格罗夫斯也不得不把科学领导权让给平民罗伯特·奥本海默。科学家们即使在洛斯阿拉莫斯隐居，也不受标准军事纪律的约束。发明需要给发明者创造性的空间。
项目也需要钱。作为国家紧急优先的项目，它鼓励平民科学家花费一切必要的资金制造一枚可行的炸弹。事实证明，这是纳税人的一大笔钱。1942—1946年，曼哈顿项目获得了超过15亿美元的资助资金，其巅峰年的资金占比达到GDP的0.4%（同比例换算为今天的GDP约相当于800亿美元）。
科学家对于最高层制定政策的影响力是明显的。1945年，杜鲁门总统召集了临时专家委员会，商讨是否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这个小组成员包括布什、詹姆斯·科南特和卡尔·康普顿。布什和他的同事们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科学家在尽可能高的军事战略层级上分担责任，现在他们有了责任。
到1945年7月底，不可否认，世界已经改变。要么一个国家拥有最现代化的科学和最新武器，要么则没有。就军事装备和如何使用而言，现在边界可能会迅速移动。
远大的期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对新技术的潜力及其可能的好处有无限的热情。原子弹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从理论发展到爆炸，所以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从公众的角度来看，原子时代的前景简直不可思议。

学术专家加盟。1946年，东北部的9所名牌大学携手创办了大学联合会，目标是管理复杂的项目。从事原子能研究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是他们的初始项目。
原子弹大气试验在最初也似乎很流行。为了抓住1946年7月1日在马绍尔群岛比基尼环礁进行核试验时所展示出的创造文化的力量，巴黎设计师路易斯·雷德发明了泳装比基尼设计（并注册为商标）。其主要竞争品牌的泳衣，由雅克·海姆设计，被命名为“原子美”。
政治愿景是建立更有效的武器，至少在政治言论方面应是如此。1953年12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了一项“原子能促进和平”计划，其中包括建造核反应堆，与寻求经济发展的国家分享原子能技术。这项计划在动机和影响方面仍然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原子能可以用于纯粹的民用目的，并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原子能的利用方式有多种，包括驱动车辆或飞机。直到1960年，美国空军还在研发一种核动力轰炸机。1958年，一家公司宣布了一款潜在的原子笔，另一家公司提出了核动力汽车的计划。核武器也可以用来挖掘非常大的洞，例如，扩大巴拿马运河。人们认真讨论了建造原子能发动机，并计划以此为航天器提供动力。该计划持续至20世纪，多种“核热能火箭”原型发动机经历了15年的研发最终成功测试。
在20世纪50年代，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甚至承诺，电力使用可能很快就会变得有效自由，这对经济具有潜在的积极影响。原子能可能并不完美的想法很少出现。
美国第一座国内核电站于1957年建成。20世纪60年代，建设步伐加快，到1973年，已有37家核电站投入运营。然而，回顾那段历史，随着公众对辐射的日益关注，思想的浪潮开始过早地逆转。
辐射毒物
安东尼·斯坦登在1950年出版了《科学是圣牛》（Science Is a Sacred Cow）一书，书中指出，科学新近获得的声望被过分夸大了。在他看来，这导致了过度自信甚至傲慢：“所有的事实都来了，灌输的美德、保留的判断、一切的借口消失殆尽。”尖刻的话语非常违背当时的公众和专业意见，但是却有先见之明，生动地说明了原子武器的力量和致命的副作用。
广岛和长崎被炸后，日本当局立即报告了辐射中毒事件，美国军方对此存在争议。1946年9月9日，著名科学作家、记者威廉·劳伦斯在《纽约时报》上撰写随笔，声称看到了明显反驳辐射可能成为重要死亡原因的证据。高级军官们热衷于淡化辐射对人的生命及所在地区产生长期影响的观点。
军方关于辐射的说法是错误的。实际的影响随后被证明更负面，包括癌症、出生缺陷、暴露率过高而快速致死。此外，《纽约时报》没有透露劳伦斯曾被借调给美国军方，他实质上是将军方观点伪装成独立报道。劳伦斯是一名记者，不是科学家，但是独立专家评估和官方新闻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
对放射性沉降物的恐惧在20世纪50年代蔓延开来，特别是出于大气层核试验的原因，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支持禁止核试验。1958年进行了近120次核武器试验。同年2月，消息灵通的专家在电视上进行了戏剧性的辩论。他们当中强烈反对禁止核试验的人是氢弹发明者爱德华·泰勒和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利纳斯·鲍林。泰勒是修辞大师：“现在让我告诉你，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体面和明确的统计数据证明，关于这种所谓的损害，是由少量放射性因素造成癌症和白血病的，”他接着指出，“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微量放射有医疗作用。”现在回想起来，他太乐观了。
很难说谁赢得了这场辩论，其中包括价值观，以及如何对待苏联的问题。然而，更广泛地说，人们越来越担心新技术带来的意外后果，并倾向于不再相信政府的保证。更大的担忧是未知性所带来的。关于副作用的事实不便透露，则被置之不理。公平地说，一些科学家从一开始就对核技术的研制方式持保留态度。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技术的广泛争论开始转向公众觉悟之前，其他人更多地通过玫瑰色眼镜看世界。
《寂静的春天》
《寂静的春天》是一本生动而引人入胜的书。蕾切尔·卡逊是一位著名的科普作家和海洋生物学家，专门为广大读者解释海洋现象。《我们周围的海洋》于1952年获得国家图书奖，1955年出版的《海洋的边缘》也是畅销书。但是，人们主要记住了她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是关于美国农业杀虫剂滥用的影响。
与其说卡逊在批评科学，不如说在批评科学新发现在政府的纵容下被私营公司胡乱使用的现象。她指出，美国社区正在被过度使用杀虫剂毒害，特别是滴滴涕。
1939年，瑞士科学家保罗·穆勒发现，滴滴涕能够有效灭虫，包括杀灭传播斑疹伤寒和疟疾的蚊子。这种杀虫剂于1942年运往美国，迅速投入大规模生产，并在世界各地的行动中得到了美国军方的广泛应用。1943年10月，它帮助成功平息了那不勒斯爆发的斑疹伤寒。在意大利和希腊，通过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进行的试验发现，疟疾发病率可以大大降低。
化学工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接下来的30年，美国使用了大约13.5亿磅的滴滴涕。美国农业部有一些保留意见，因为显然使用滴滴涕对非有害动物可能产生不良影响。从1957年起，对滴滴涕的使用地点也有一些限制。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农业部官员和科学家仍然支持将滴滴涕广泛用于农业，包括棉花、花生和大豆作物。
正如卡逊指出，美国农业部迟迟没有认识到各种杀虫剂对良性昆虫、鸟类和更广泛的生态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人们也合理地担忧滴滴涕对人类的影响，包括急性接触造成的死亡和可能与癌症有关，这些仍然存在争议。
卡逊不是一个技术恐惧者。她深知技术在农业应用中的益处。她还对技术的发展做了深刻的观察，发现意外和不幸的后果很容易占主导地位。她指责美国农业部在鼓励过度用量，将人类健康置于危险中以追求更高的产量。卡逊在《纽约客》上就化学话题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强调了其与辐射相似的害处。
卡逊的论点得到了公众、评论家甚至政治家的广泛拥护。化工行业对此反应强烈，认为卡逊夸大了事实，甚至误解了事实。1972年，美国禁止使用滴滴涕，尽管辩论在50多年后仍在继续。
不管你如何看待滴滴涕的优点，不可否认的是，《寂静的春天》影响迅猛深刻。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科学应用的热爱和慷慨的资助，卡逊发出了一个重大的、不和谐的音符。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许多人，包括科学家，对科学的用途也越来越怀疑。
环境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基于多种合理的担忧出现，并且得到广泛支持。其中包括一个简单和日益明显的观点，即私营企业和政府权力部门夸大了科学的正面承诺。追求利润意味着忽略或淡化重要的意外影响，包括随着时间的推移才会显现的健康影响。蕾切尔·卡逊的贡献是很好地开启了关于环境保护的长期的辩论。
随后，三里岛（1979年）和切尔诺贝利（1986年）的核事故让人痛苦地意识到，核技术的民用利益（免费电力）被夸大了。放射性废物的风险被严重低估。管理这些复杂的系统也比专家想象的要困难得多。1977—1989年，美国取消了40个反应堆建设项目。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13年，没有再建造任何新的反应堆。从环境评估的关切出发，蕾切尔·卡逊做出了一个出乎她自己意料的强大的平行推理。
对《寂静的春天》的反应代表了关于新技术的应用、流行以及相关政治观点的一个转折点。公民不再会自动接受科学家的字面表达。科学、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受到质疑。
与此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学家和提供资助的政治家之间的另一个鸿沟正在深化，这将对公共支持的科学产生同样破坏性的影响。没有比回顾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的职业生涯更能表达这种关系的破裂。
基斯佳科夫斯基的《旅程》
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以独特的方式体验了20世纪。他1900年出生于乌克兰基辅，不仅成了俄国革命中的一分子，还短暂地加入过倒霉的白军，与布尔什维克作战。
基斯佳科夫斯基在柏林大学完成学业。他年轻时移民到美国，加入哈佛大学，并逐渐确立了自己美国顶尖化学家之一的地位。所以当范内瓦·布什任命他担任国防研究委员会爆炸物工作负责人时，就不足为奇了。1943年10月，随着曼哈顿项目苦苦寻找启动连锁反应的方法，基斯佳科夫斯基被请来解决问题，他做到了，得到了专业的好评。基于这一经验，随着美国核武库日益重要，基斯佳科夫斯基是科学政策下一代领导者的明显选择。
基斯佳科夫斯基被任命为空军参谋长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帮助说服空军发展洲际弹道导弹，使其摆脱对远程轰炸机的依赖。他是核弹头专家，面临尼克松副总统希望建造更大弹头的压力（大概是为了象征意义）。据报道，尼克松问道：“我们不能负担吗？”基斯佳科夫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占了上风，因为事实和科学都很重要。
1959年，基斯佳科夫斯基成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首席科学顾问。他是第二个担任此职位的人。很少有科学家详细了解军队的机制，但基斯佳科夫斯基很大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样继续推进核武器，可能要面对大规模的毁灭。基斯佳科夫斯基在评估美国战争计划的可行性方面很有影响力，并在这方面开始建议设定核试验限制。
1960年，基斯佳科夫斯基开始担忧苏联的导弹威胁，也许比艾森豪威尔更加担忧。然而，基斯佳科夫斯基学到的越多，越感觉信息在决策结构中被扭曲了。81岁时回首往事，他这样说：“当我沿着权力阶梯越升越高，我意识到，白宫政策经常是基于非常扭曲的和故意扭曲的情报信息。”轰炸机差距、导弹差距以及与苏联的所有其他假定的差距都被严重夸大了，至少在他的回顾中是这样的观点。
1965年尤其让基斯佳科夫斯基感到失望，是因为约翰逊总统显然对建立防止核扩散特别工作组的建议置若罔闻。越南战争，特别是对北越的轰炸，更是加大了基斯佳科夫斯基的不安。遇刺前的肯尼迪总统曾向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PSAC）征求关于轰炸越南的意见，但继任的约翰逊总统显然对限制规模不感兴趣。
1966年，基斯佳科夫斯基与一群科学家合作，试图设计一种按钮大小的电子传感器屏障，以防止北越向南越渗透。从基斯佳科夫斯基的角度来看，这将是轰炸北越的替代方案。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参与发起了这个想法，但似乎不太用心。一旦传感器和相关技术可用，空军似乎把它看作轰炸的补充，而不是替代。科学家内部的分歧也越来越大，部分原因是他们对军方想要做什么持怀疑态度。
基斯佳科夫斯基开始觉得，五角大楼操纵他和他的科学界同事们为制造更多的轰炸辩护。于是，他断绝了与政府的关系。随后，他活跃在“宜居世界”理事会中，这个理事会由另一位致力于限制军备的原子能前辈创立。
在1980年接受采访时，基斯佳科夫斯基表达了他对军队以及冷战时期科学的应用方式持极端保留意见。甚至连原子弹的发明者也反对科学政策，或者反对原子弹的滥用。
政治家与科学家的对比
基斯佳科夫斯基和其他科学顾问对越南战争持保留观点，只是撕开了一个小口子，裂痕在随后几年才扩大。根据戴维·哈伯斯塔姆的重要评估，在越南战争时期，高级科学人才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但最终做出的决定造成了极其不幸的后果。基斯佳科夫斯基的职业生涯和科学顾问的命运更广泛地说明了事情的额外层面。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政治家们听取了科学顾问的意见，因为这些问题是技术性的。我们能造出氢弹吗？导弹起作用吗？甚至是，我们应该继续做地上核试验吗？在20世纪60年代，仍然存在着许多技术问题，科学建议仍然受到欢迎。但在约翰逊总统和尼克松总统的领导时期，政治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科学建议与政治家们想要做的事情互相冲突时，结果就是旷日持久的斗争。
例如，超音速民用飞机的发展就是这样的，它最初出现在肯尼迪总统执政时期，在约翰逊总统和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得以推进，尽管专家有疑虑。科学问题很简单，飞机制造出的声震，比普通喷气飞机的噪声大很多倍。1964年，俄克拉何马市的居民实验过连续6个月忍受这种噪声，造成超过15000人提出投诉，5000人提出损害索赔。毫不奇怪，当地居民认为噪声水平不可接受。
相对于传统的飞机旅行，科学家们关注到，超音速飞机的副作用大于其带来的利益。著名的前科学顾问在国会做证时反对超音速设计。1970年5月，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拉塞尔·特雷恩出席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质询，强调了平流层污染的潜在问题。另一位国会证人是理查德·加温，他曾是白宫超音速飞机的机密顾问。他说，超音速喷气式飞机会产生机场噪声，“远远超出目前喷气式飞机可以接受的最大范围”。
美国飞机工业希望制造这种飞机，有影响力的政治家认为，这将提高美国威望，以抗衡英国和法国在这一时期研制的协和飞机。
最后，反对派科学家占了上风。超音速飞机的经费被撤回，这令白宫非常恼火，却让参议员比尔·普罗克斯迈尔感到高兴，因为是他召集了科学家做证。普罗克斯迈尔认为，揭露该计划是因为政府对私营企业的过度支持：“我们用数亿美元的联邦研究资金为一家完全私营的商业企业融资。”在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独立科学与建制政治之间的冲突又进一步戏剧化。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的现任和前任委员们一致公开质疑政府的提议。反弹道导弹系统，旨在击落或转移来袭的核弹头，即使可能，也是一个困难的命题。事实证明，系统规模大，贵得难接受，价值遭质疑。因此约翰逊总统的国防部提议，哨兵系统可以提供“轻量”或局部覆盖。到尼克松当选总统时，哨兵系统更名为“保护者”，业已引起强烈争议。生活在受“保护”的城市，人们认为，这个系统反而使他们成为更加突出的打击目标。
部分政治阻力来自西雅图和芝加哥郊区等地的当地人。他们开始担心反弹道导弹基地相关的核事故风险。军方最初拒绝讨论细节，辩称大部分信息是保密的。然而，当核物理学家们加重对反弹道导弹基地的负面评估时，五角大楼被迫全力进行自保宣传。
在这次争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芝加哥附近的阿贡国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们。1968年11月，尽管约翰·厄斯金、大卫·英格利斯及其同事为政府工作，但却带头组织和传播与政府试图实现的目标背道而驰的信息。
陆军的哨兵导弹系统的负责人阿尔弗雷德·斯塔伯德将军坚称，“不可能发生意外的核爆炸”。阿贡的科学家乔治·斯坦福反驳说，这是“荒谬的说法……他们规避了很多可能性，而且还要考虑人为失误和机械事故”。在市政厅会议上，物理学家们在反对反弹道导弹基地的本地舆论中占了上风。
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的前成员在国会做证时也反对哨兵系统。据报道，一位参议员说，他“找不到一位主张部署反导系统的前总统科学顾问”。
尼克松最初希望保留该计划，但反对的声音太大，国会拒绝资助拟议的反导部署。当来自康奈尔大学的化学家富兰克林·朗被提名为下一任科学顾问时，尼克松总统回绝，显然是因为朗反对反导计划。不久之后，尼克松取消了科学顾问的职位，实际上关闭了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科学家在“哨兵”论战中取得了胜利，同时与特权的关系进一步受到侵蚀。你向权威说真话，权威就会削减你的经费。
基里安和基斯佳科夫斯基作为科学顾问，参与了NASA的创建，在改进武器，甚至推动军备控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在白宫内部，他们的声音是权威的，得到了物理学家和其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范内瓦·布什同僚的支持。这有助于他们解决明确的技术问题，例如是否将重点从轰炸机转向防御导弹，以及如何考虑可能的核武器试验禁令。
相比之下，到20世纪60年代末，即使是战略防御问题在政治考量中也变得复杂起来，也不太适应技术解决方案。这正是基斯佳科夫斯基的经验。不是说科学变得越来越难，发明原子弹仅仅是根据新理论，制造导弹同样也不难。但是，随着人们将注意力转向辩论民权和贫穷的原因和影响，导弹似乎越来越无关紧要，或者说是昂贵的分心了。与此同时，科学面临着几十年未见的新压力：经费紧张。
在大学的肉汁列车上踩刹车
也许对20世纪60年代最猛烈的批评也是最轻松的时刻。在1967年出版的《纯科学的政治》等系列有关科学的论述中，丹尼尔·格林伯格揭开了现代科学的神秘性，揭露了所有行业追求补贴的一致性。20世纪60年代初，科学因为无限制地获得资金而引起不满。
格林伯格塑造了一位幽默人物——联邦基金吸储中心董事会主席、突破研究所所长格兰特·斯温格博士。在斯温格博士令人难忘的提案中，有一条是跨大陆线性加速器（TCLA），旨在从伯克利到坎布里奇，“通过至少12个州，这意味着合理预期地得到24名参议员和大约100名国会议员的支持”。这条路径甚至可能避开“在上次选举中反对政府的几个国会选区”。
回想起来，格林伯格的批评是不受约束的科学家获得联邦资金的终结的开始。正当对科学进步对环境的破坏的担忧越来越受到左翼的关注时，对布什的学术主导科学和无休止的补贴模式的担忧也开始增加。而这些担忧的焦点却在另一边。
政治光谱上的右翼对科学的质疑可以追溯到1958 年创立反氟信息的约翰·伯奇协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在1964年的竞选活动可以被看作是当代共和党的重要施政信息，包括小政府政纲，不明显地反对基础科学，当然也毫不担心科学在战争中的应用。在戈德华特的南方派系中，即使面对热核战争，也带有地区自豪感、情绪和敌意。
尼克松在科学问题上的立场更为复杂，或者是更模棱两可。他创立了环境保护署（EPA），以处理日益扩大的环境运动所提出的问题。但是，自由派团体和右翼已经开始质疑联邦支持的研究是否真的有用。这笔钱只是用来支持左翼抗议的大学温床吗？
帕特·布坎南，是一位关键助手、演讲撰稿人，后来其本人也是总统候选人。他说，1968年的学生骚乱，尤其是占领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建筑和其他行动，是尼克松竞选总统的转折点。尼克松称这是“革命斗争中的第一次重大冲突，旨在夺取这个国家的大学，并将这些大学转变为激进分子的避难所，成为革命政治和社会目标的工具”。大学和政府资助再也不会相看两不厌了。
在所有校园里出现了反对军队和反对科学帮助军队的抗议活动，包括以前的精英校园。1966年，有人抗议与战争有关的公司，如凝固汽油弹制造商陶氏化学公司。一些位于波士顿的著名科学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反对美国使用化学武器，例如在越南使用脱叶橙剂，哥伦比亚大学的人提出了反对反弹道导弹系统和站点的理由。学生抗议校园的机密国防赞助研究。84布什的模式是密切政府与大学的关系。随着政治机构开始怀疑大学师生——反之亦然——布什模式变得难以维持。
可以说，1968年的选举标志着战后政治共识的结束，标志着美国现代社会和地理两极分化的开始。态度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但从1968年起，这种日益高涨的舆论更加反政府，因此也反对政府支持的活动，如大学研究。有关政府浪费纳税人钱的书籍和报告成为流行体。政治家们互相倾轧，取笑联邦政府支持的研究项目。1968—1971年，联邦研究预算按通货膨胀调整后计算下降了10%以上。获得联邦支持的教师比例从1968年的65%下降到1974年的57%。
收紧钱袋
这些政治转变恰逢当时美国最伟大的技术成就——1969年7月实现载人登月——意味着肯尼迪总统所定义的太空任务已经完成。
与此同时，美国正面临预算压力，其压力程度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1965—1972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花费大约168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万亿美元。退伍军人的费用和对西贡政权的支持（直到1975年），大大增加了开支。
与此同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的是，美国不仅试图在境外恢复其所希望的世界秩序，而且在境内通过20世纪60年代的大规模大社会计划进行变革。例如，1965年创立医疗保险，为65岁以上的人提供补贴医疗；到1970年，有2 000万美国人符合条件。强制性支出，主要是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从1962年占联邦总支出的30%跃升至1975年的50%。
面对这些预算压力，尼克松总统主导了联邦研发资助的全面下降。1967—1975年，联邦对基础研究的支持，经通货膨胀调整后，下降了约18%。最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60年代曾经的宠儿——NASA资金的减少。这种下降最终相当于GDP的0.5%（同比例换算为今天的GDP约相当于1 000亿美元）。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一科学削减。NASA并非是唯一经历过削减的单位。
部分原因来自参议院民主党的多数党领袖、参议员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的压力。其对军队的批评，包括其对经济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有所增加。这主要是由于越南战争，也是核武器过度积累的反应。1968年，包括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抗议活动愈演愈烈，当时有1万名示威者与当地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发生暴力冲突，并在电视上进行了现场直播。
1969年，针对这些事件，以及减弱军队影响力的压力，曼斯菲尔德提议对联邦研究的结构进行重大改组。他的《军事授权法》修正案禁止国防部使用其资金“进行任何研究项目或研究，除非此类项目或研究与特定的军事职能有直接和明显的关系”。
曼斯菲尔德的观点是，高达3.11亿美元的研究经费可以转移到民用研究工作上，例如给国家科学基金会。但总体效果是，除了接管一些材料研究实验室外，国家科学基金会并没有扩大。联邦政府对研发支持的挤压继续加剧，物理和化学领域跌幅最大。
分析家提到了公共资助研究支出对就业的影响，但是政治讨论基本忽视了就业因子。关于从军工到民用，知识或价值的跨经济领域的利益分配，很少或根本没有系统的官方思考。
里根革命
与科学家的利益分歧是政治家放弃公共研发资助的原因之一。越南战争和“大社会”带来的新预算压力加剧了这种情况。但美国政府仍有足够的资金来资助现行合同中的研究承诺。1950—1974年，美国的赤字从未超过GDP的1.5%。到1975年，联邦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达到3.3%，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此后下降到1979年的1.6%。
同期，一股新力量——反税收运动——增加了预算压力。虽然税收在美国从来不受欢迎，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反税收情绪明显上升。反税收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78年加州的第13号提案。第13号提案是一系列限制州内地方征收财产税能力的加州法律中的第一提案。自通过以来，已有近40项全州范围的税收限制措施，18个州的选民通过了这项提案。
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后，反税收运动到达了联邦层面。经济疲软，加上战后最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导致赤字在1983年上升到占GDP的5.9%的战后最高点。在接下来的10年里，赤字平均占GDP的近4%，直到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扭转。但到2002年，部分由于乔治•布什总统领导下的新一轮大规模减税政策，后又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到2009年，赤字增长达到GDP的9.7%的峰值。此后，随着经济的复苏，赤字逐渐减少，目前预计到2023年，赤字将占GDP的3%左右。
罗纳德·里根赞成进行更多的研究，并有着非常具体的武器发展目标。1983年3月23日，里根总统宣布了他的战略防御初创项目，称制订了“长期研发计划”，目的是拦截敌方导弹，消除这些导弹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他的项目被称为“星球大战”，不是关于创造新的基础科学，也不是为了电脑的发展。里根执政期间，国防部的总支出从1980年占GDP的0.48%的407亿美元增加到1987年占GDP 0.7%的765亿美元。
尽管有著名的里根军事重建，但在他的总统任期中，总的公共研发额度基本上是恒定的。因为虽然公共支出在军工研发方面随着国防预算的增加而增长（1979—1988年，公共支出增加了40%以上），但国防部以外的公共研发支出却下降了30%。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联邦政府减少了对能源研究的支持。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973年禁运之后，原子能研究与其他项目相结合，于1977年置于能源部之下。大量资金在高峰时期支出了联邦政府预算的0.5%左右。
然而，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联邦政府支持的能源研究下降了近50%。随着20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的实际下降，对国家安全的威胁逐渐消退。与曼哈顿项目和阿波罗计划相比，能源研究的客户不是政府的直属部门，而是私营部门。私营企业对这种形式的政府干预并不热情。
到20世纪90年代，反对联邦资助科学的形势进一步加剧。当共和党人在1994年控制国会时，他们借机对环保署及其法规施加压力，连带基础科学的优点一并反之。在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的带领下，共和党还取消了技术评估办公室，该办公室自1972年以来一直存在，但是，该办公室对于共和党的星球大战计划显然批评过猛。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结束苏联的威胁，消除了自苏联卫星发射以来政府大量支持科学的主要动机。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美国超级碰撞器的辩论最能说明这一点。一位著名物理学家大声疾呼，支持正在得克萨斯州建设的超导超级对撞机。该加速器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粒子加速器的大约20倍，并且会推动高能物理潜在的前沿发现。1993年10月，国会取消了该项目，部分原因是成本超支。随着冷战的结束，增加核知识的紧迫感不那么强烈了。这一次，当科学家与政客抗衡时，政治家们赢了。
一个大型超级碰撞器最终在瑞士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建成。新发现的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在纯科学层面上，使用超子对撞机的研究人员证实了亚原子希格斯玻森粒子的存在。在应用领域，新西兰的一个团队使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技术，追寻希格斯玻森粒子，生产了第一台彩色三维X射线扫描仪。如果超级碰撞器被安置在美国，不知道这种新技术是否会在美国得到发展，或者是否会产生一个新的增长部门。然而，这就是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热衷于承担的科学风险投资类型，今天却不再为其投入资金了。
自从2008年大衰退，政府在科学方面的支出却略有复苏，因为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关键部分集中在科技投资上，特别是在清洁能源领域。事实证明，这种复苏是短暂的。从2011年开始，一些政客，尤其是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极力阻止赤字支出。在随后长期的政府角色论战中，政府的研发资助被大幅度砍掉。
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在未来10年内削减了包括公共研发融资在内的可自由支出的1.2万亿美元。每年有一个具体的上限。随后的预算立法使削减战略翻了一倍，最终结果是非国防可自由支配支出大幅减少，从2010—2014年下降了15%。作为这些预算之争的直接结果，公共资助的研发从2008年占GDP的0.98%下降到2018年的0.71%。
再度拥抱科学
回想1940年春天，范内瓦·布什即将访问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彼时联邦政府对科学的支持很少，政府与学术研究之间的潜在关系似乎充满了复杂因素。强大的利益集团，包括美国海军，对快速创新是否关联国防利益和经济繁荣持怀疑态度。
在随后的70年里，人们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我们比任何其他文明都更加信奉科学技术。我们帮助传播了这种价值观和这种经济组织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人观看了《杰森一家》，10年后又观看了《星际迷航》，随后几十年里，1968年上映《2001太空漫游》，当然还有1977年的《星球大战》，以及随后更多的科幻小说。
在20世纪初，美国科学家在政治方面大多被认为是保守的。这并不奇怪。他们是白人富者。范内瓦·布什和他的科学界朋友一般对新政没有好看法。他们为罗斯福和联邦政府工作，因为他们担心德国的崛起，并正确地预测，需要与德国以科学为基础的战争方法相匹配。几乎无一例外，让他们感到更舒服的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执政。
自从那时起，公平地说，科学家转向左翼；政治家的光谱转向右翼，不肯支持不受约束的科学研究及其影响。在过去几十年中，关于科学及其影响的辩论一直很广泛，甚至是恶毒的。包括科学家对全球气候变化看法的效度，关于濒危物种，关于含糖高和高脂肪的危险，关于禁欲节育法是否有效等广泛的问题，都在争议之中。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公共资助的研究相对于美国经济的规模有显著的减少。然而，尽管出现了起伏，但同期研发总支出并未下降，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研发支出占GDP的2.5%左右。
其直接原因是虽然公共资助的研究相对于经济规模有所下降，但私营企业的研究和发展却出现了逆袭式的增长。这就提出了一个明显而重要的问题：如果私人发明和商业化能够取代或有效地代替以前由政府资助的项目，那还有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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