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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明王朝1566》中，第一个核心故事便是浙江改稻为桑，可为什么要改稻为桑？剧中说的也很明白，富有四海的大明没钱了。
大明为什么穷？作为九五之尊嘉靖皇帝当然跑不了，一边要学汉文帝无为而治一边还要修道辟谷求仙，真是工作娱乐两开花。一边装简朴一边猛花钱，多大的国家也禁不住朱家这么折腾，太祖成祖的江山社稷在他手里算是“再起不能”了。
作为大明朝的执政党，当权派严党连续执政二十年。严党连续执政二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左手为嘉靖皇帝背锅，右手为嘉靖皇帝敛财，脏活累活都得干，用小阁老的话就是“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是在我肩上担着”。严党在贪污腐败的同时，这个家当的也着实是不容易。
对于改稻为桑这件事，反对派清流便是想借机扳倒当权派严党。正如张居正在清流会议中义正词严所说，“长痛不如短痛，这一次干脆让浙江乱了，就当做我大明朝身上烂了一块肉！这块肉一烂，严党那个脓疮也就是该挤的时候了！”，只可惜“苦了浙江的百姓”。
所以对于嘉靖皇帝来说，改稻为桑出发点是财政问题，没钱花的日子真要命；对于当权派严党来说，改稻为桑是执政问题，干不好就会下台，干得好可以续命；对于反对派清流来说，改稻为桑是夺权问题，只有把浙江搞得天下大乱，创造把柄攻击当权派，清流才有机会上台。
关于改稻为桑，大明内部各实力派纷纷心怀鬼胎。至于浙江人民的生死疾苦，便不是那么关心了。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些，更与各派的出发点大相径庭。
（二）
或许嘉靖皇帝还有些敬天爱民之心，改的桑田仍按农田征税，不许增加税赋，制定政策为自己敛财之余还稍许考虑民众之福。但改稻为桑决策的执行者们则完全不考虑什么“小民之福”。原因无他，人家执行者不需要为你贱民的狗命负责。
说这话你贱民也别不服气，因为你的好恶、你的态度对人家各级执行者基本没啥影响。人家上到严阁老和胡部堂，下到郑中丞和高府台，俸禄有一分钱是你贱民给发的吗？官僚系统的工资是皇帝给发，不是你贱民给他们发。明天嘉靖看胡宗宪不满意了可以罚工资甚至撤职，但你贱民看不惯老胡能拿他咋地？
胡部堂虽然说是一方封疆大吏，但他不是割地称雄一方的诸侯王；海青天管着淳安这小小一个县，但他和淳安的老百姓并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无论胡部堂还是海刚峰，他们都是流官而非贵族，他们管辖土地的合法性来源于皇帝而非所属地百姓。流官和百姓虽说是鱼水之情，但在温情脉脉的包装下是掩藏不住的冷冰冰。
温情脉脉只存在于存在人身依附的双方，就像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和所属地的农民，我提供武装庇护你为我纳税；亦或比如欧洲的手工业的行会，工人多是出资者亲戚又或者是学徒，雇佣双方除了雇佣关系外还有人身依附关系。这也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换句话说，人家官僚的一切都是皇帝给的，与你贱民何干？人家官僚队伍和皇帝存在依附关系和你属地百姓没什么关系更没有感情，凭什么对你温情脉脉？你骂他们是皇帝的狗，不是君子是小人，那也没骂错。因为按孔子的话说，流官自带小人属性，专制皇权下的官僚队伍也确实是一帮心狠手辣的“小人”。
官僚队伍最接近旧时乡村中地主家的家丁，地主往往对佃户还能有些客气，若是地主上门收租，还能佃农有些回旋余地；若是家丁上门收租那佃户对一定没有好脾气，今天非要把租子收了不可。一是自己和佃农压根没关系更没感情，二是收不上来不能交差，地主会不会处罚佃户还是一说，但自己被处罚就是立马要面对的事。
（三）
既然你知道大明王朝的政策执行者—官僚队伍中尽是些小人，那么你也就不必过多苛责他们的良心了。面对皇帝折腾国家或是与民争利这些事，人家地方官肯玩手段软扛甚至硬顶这就是青天大老爷，需要当地给立牌坊感谢人家几辈子祖宗。
同理，人家地方官肯完成任务指标的同时考虑一下你贱民的感受，那就是好官；人家地方官为了完成指标把贱民折腾个死去活来也没什么问题，酷吏即能臣，只要皇帝满意就行。有本事别忍着你造反啊，梁山泊也没加盖，你游过去不就得了。游到湖的另一边做流民，说不定来年就能杀向东京夺了鸟位，你也就黄袍加身做皇帝了。
所以说你也不必太高估郑泌昌、何茂才和马宁远的良心，同时又低估他们的心眼之毒辣以及手段之残酷，为了完成改稻为桑这一KPI，他们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因为皇帝现在缺钱想敲民间竹杠，那么安民就意味着抗命，轻则丢乌纱帽重则丢脑袋。对此官僚体系也很无奈，不是良心坏，实在是皇权体制烂。
马宁远带兵踏苗，郑泌昌何茂才毁堤淹田。杭州前市长马宁远有句话说得好，“改稻为桑是朝廷的国策，你们（贱民）要么自己改，要么卖给别人（大户）改，死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全浙江的人死绝了也得改！”。作为贱民你没有发言权，更没有议价权，在皇帝和他的官僚附庸面前贱民的生命只是一个数字，多一个少一个数字对于数字的本体—贱民来说是生命的全部，但对皇帝来说根本不疼不痒。
你要是敢有异议甚至反抗，那就是公开对抗国策，这就是不忠。那么就很有可能是被倭寇等外部势力所煽动，当齐大柱带着当地农民，聚众对抗马市长带领的杭州改稻为桑工作队时，马市长问刁民齐大柱在倭寇头子汪直那里做什么勾当、当什么头目也不无道理。而何茂才做的更绝，为了不让灾民私自买粮影响浙江改稻为桑的大局，直接和倭寇串通让倭寇给灾民卖粮，让灾民坐实通倭的罪名。
当然，我大明负责外事工作的鸿胪寺和广大爱国群众对浙江贱民这种通敌卖国的行径表示强烈谴责，他们纷纷表示“浙江省受灾群众情绪稳定，清流造谣全家死绝”、“浙江反明势力只是一小撮”、“精倭就是大明的败类”。若干年后当我们翻开史书，只见当年浙江改稻为桑引起的鸡飞狗跳似乎并不存在，而嘉靖三十九年的天空似乎依然是一片岁月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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