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为“开国十大将”系列的第二篇（全），讲述粟裕大将的故事。
1907年8月10日，粟裕出生在湘西毗邻贵州的一个小县城——会同。
粟裕大将是侗族人，不过因为长期汉化的原因，他生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的民族身世，各种档案填的都是汉族。
在《粟裕战争回忆录》（1988年版）中，粟裕本人提到过自己家是地主出身。
爷爷辈家里有一百多亩良田，父辈分家后剩下二三十亩，慢慢开始入不敷出。
因为建国后的土地改革等原因，新中国开国元勋们在官方传记或是个人回忆录中对于自己家境的描述通常都是比较“含蓄”的。
类似粟裕回忆录中这种表述的有很多。
总之粟裕的家境不能算差，至少也是当地的小康家庭。
1918年，会同县农村地区闹土匪，粟裕一家被迫举家迁入县城。
粟裕也由家乡私塾转入县城模范小学上学。
会同县的粟裕故居
大概在1923年前后，粟裕考上了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的正式生。
尽管父亲不同意他一个人外出读书，认为乱世外面太危险，但粟裕还是执意要走。
拗不过孩子，父亲便为年仅17岁的粟裕凑了几十块银洋，送他外出读书。
谁知粟裕离家后，父亲很快就病逝了。
1925年春天，经过一番波折的粟裕终于进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被编在二十七班。
当时学校里有一位名人——滕代远。
滕代远比粟裕早入学一两年，是学生会里的风云人物。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高峰期，以滕代远为代表的我党骨干在学生中积极宣传国民革命军即将北伐的消息，号召大家凑钱购买枪支弹药，迎接北伐军。
深受进步思想影响的粟裕于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滕代远（1904-1974）与粟裕是老乡兼校友，同为湖南省怀化市人，曾与彭德怀一起领导平江起义，后担任过红三军团政委、八路军参谋长、华北军区副司令、铁道部部长等职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
五月，长沙的军阀许克祥配合蒋介石发动“马日事变”。
他调集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亲武汉国民政府）、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机关发动突然袭击，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捕杀共产党员。
在《陈赓：李云龙的“旅长”》一篇中我们提到过，这个许克祥曾是陈赓家的佣工。
“马日事变”爆发后，粟裕求学的常德也受到波及。
之前不是介绍过学校学生们“购买枪支弹药，迎接北伐军”嘛，所以军阀便以私存武器为由搜查学校，还逮捕杀害了校长。
这种恐怖的形势下，粟裕等人通过下水道摸黑撤出常德城，经党组织一路安排秘密来到武昌。
之后他被编入叶挺24师教导大队任学员班长。（《叶挺：北伐名将》）
24师教导大队共有1000余人，在战前的改编中，粟裕所在中队被委派担任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警卫队。
粟裕是其中一名班长。
“前敌委员会”是我军战争年代指挥重大军事任务时的一个特色，像后来的淮海战役、平津战役，都有前委会这一机构。
作为临时从师范学校出来投笔从戎的学生，粟裕在南昌义军中的职务并不高。
抛开贺龙、叶挺、朱德等人不谈，陈毅当时为团党代表、陈赓为营长、林彪为连长。
在著名的三河坝分兵中，周恩来、叶挺、贺龙、刘伯承率领义军主力近万人南下广东潮汕。
而朱德、周士第则率领25师和军官教育团余部3000人负责阻击追兵。
后来由于25师师长周士第到香港找上级组织汇报工作，这样一来3000余人中团级以上干部就只剩下朱德、陈毅和王尔琢。
在井冈山最早期红四军的“四驾马车”中，朱德（军长）、陈毅（政治部主任）和王尔琢（参谋长）是其中的三位。
剩下一位便是秋收起义一脉的毛泽东（军党代表/政委）。
粟裕回忆录中关于“离队事件”的描述
至1927年10月天心圩整编时，朱德部大概有800人左右，编成7个连。
粟裕任二连指导员，连长是大名鼎鼎的林彪。
不过粟裕与林彪搭班子的时间很短，在1928年4月上井冈山之前林彪就已经被提拔为营长了。
后来凭借着军功和“敏锐的政治选择”，黄埔军校正规科班出身的林彪很快就成为井冈山上一号重要的人物。（《林彪：成败兴亡笑谈中》）
相对来说野路子出身的粟裕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连级干部上混了好几年。
1929年6月，粟裕由连长升任任红四军一纵队第二支队党代表。
按照粟裕回忆录里的记载，“支队”名义上相当于“团”，但实际人不多，算一个大一点的营。
直到1930年底，粟裕才在红十二军里正式升任团长。
而林彪早在1930年6月就已经是红一军团主力红四军的军长了。
在《粟裕战争回忆录》里记录了很多个井冈山初期的战争小故事，这里挑一个——七溪岭战斗。
七溪岭战斗又称龙源口大捷，是井冈山初期一战定乾坤的关键战役。
此战爆发于1928年6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在江西宁冈、永新两县边界的七溪岭、龙源口地区打退江西国民党军五个团的进攻。
当时朱毛刚刚会师，朱部有2000余人，毛部（含袁文才部）1600余人。
而他们面临的却是国民党三万大军的围攻。
凭借着出色的军事指挥和红军将士奋勇杀敌，我军歼敌1个团，击溃敌1个团，缴枪1000余支，取得了朱毛红军会师以来首次重大军事胜利。
粟裕当时只是一个基层连长，他是这样参与战斗的——
那时我还在二十八团当连长，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控制老七溪岭。
当我们迂回到达时，敌右路先头部队已先我们抢占了老七溪岭的制高点。
我们发起多次攻击，都未能奏效。
午后，我们乘敌疲惫松懈，隐蔽接敌，突然发起攻击，一下子突破了敌人的防御。
七溪岭山峦重叠，地形险要，我跑步冲向制高点，回头一看，只跟我上来了九个人，连里其余的人还掉在后面。
于是我留下六个人控制制高点，带领三个人越过山顶，猛追逃敌。
一过山凹，发现有百把敌人猬集在一起。
我们立即冲上去，大喊：“枪放下，你们被俘虏了”。
这时留在制高点的司号员也很机灵，虽见不到我们的动作，但他在山顶挥起了红旗，吹起了冲锋号。
敌人不知我们底细，吓得乖乖地把枪放下了。
我们只有三个人，没法拿百把条枪，于是命令俘虏把机柄卸下来。我们拿机柄，空枪让他们背。
这是很惊险的，如果敌人对我们来个反扑，我们就要吃亏了。
但敌人被我们的气势所吓倒，不敢进行反扑。
这就是“两军相逢勇者胜”。
七溪岭战斗也称龙源口大捷。桥作为龙源口大捷的标志物曾入选1953年第二套人民币背景画
龙源口大捷的标志性石桥
井冈山根据地虽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也有经济基础薄弱、腹地小的缺点。
山西边五十多公里是湘江，东边五十多公里是赣江，向北是九江、南昌、岳阳等大城市。
可施展的空间很有限。
红军方面经过仔细分析，在广东、湖南和赣南三个发展方向上选择了敌军实力较弱的赣南一带。
1930年初毛泽东曾写过一首词——《减字木兰花 广昌路上》，描述的便是这段历史。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1930年11月，粟裕随军东渡赣江，进入吉安市东南山区。
在随即进行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粟裕临危受命担任主攻师师长，参与了攻打敌张辉瓒师和谭道源师的战斗。
红四军从湘赣边境的井冈山转移到赣闽边境的瑞金一带
待到打完第三次反围剿战斗，粟裕已经升任红四军参谋长，重新和林彪（时任军长）搭班子。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如果粟裕一直留在红四军会是怎样的发展轨迹。
红一军团，参加长征，给林彪做参谋长，115师，出关去东北，刘亚楼的角色……
打住。
1933年2月，粟裕从红四军参谋长调任红十一军参谋长——这是一则影响粟裕未来人生命运的调令。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红十一军被扩编为红七军团，下辖三个师。
军团长寻淮洲，政委肖劲光。
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兼二十师师长，全师仅两千余人。
1934年7月，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突围，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蒋介石统治的腹心地区猛攻。
据粟裕回忆，这支部队只有6000多人，1000多条枪。
牺牲自己，保全大局。
1934年10月，寻淮洲率红七军团残部辗转来到赣东北根据地，与方志敏的红十军汇合，编成红十军团。
在国民党王耀武部的强大军事压力下，红十军团成立后不到两个月即遭遇灭顶之灾。
方志敏、寻淮洲等主要领导人均壮烈牺牲。
上万人的队伍仅有粟裕率领400多人（一说800人）突出重围。
关于离开中央苏区北上时的心情，《粟裕战争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1934年）7月7日，当我离开瑞金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
第五次反围剿已经进行了九个多月，败局已定。我们即将远征，中央苏区的前景使我们分外关切。主力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更一无所知。
……
就这样，我怀着革命事业最终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又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怀玉山方志敏清贫园
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西北约六十公里处有一片山区，名叫“怀玉山”。
怀玉山与道教名山三清山对峙相望，因“天帝赐玉，山神藏焉”而得名。
1934年12月，深入国统区腹地的红十军团在这里被国民党大军团团包围住。
在进行了一番残酷的战斗后，军团主要领导人方志敏、寻淮洲、刘畴西等人或牺牲，或被俘就义。
只有粟裕和刘英（1942年被捕后牺牲）带着几百人成功突围，粟裕本人右臂负重伤。
突围的这几百人，也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红军挺进师”。
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
从1934年7月瑞金出发到1935年1月在怀玉山失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这样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牺牲品。

一直到很多年后，粟裕对于抗日先遣队的失败都耿耿于怀。
七十年代，他曾先后向朱德、叶剑英等当事人咨询过关于抗日先遣队决策的台前幕后——
摘自《粟裕战争回忆录》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在我军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词——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开始，南方的留守部队在八省的范围内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
由于人员分散，待到1937年10月组建新四军时，一共整编了14个游击根据地的队伍。
比如：赣粤根据地的项英和陈毅部，湘鄂赣根据地的红十六师傅秋涛部，闽西的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部等。
粟裕的红军挺进师便是新四军最初14支队伍中的一支，其活动区域主要在浙江南部一带。
位于浙江省丽水市王村口镇的红军挺进师师部旧址
根据《粟裕战争回忆录》介绍，浙江南部仙霞岭山区是他们反复斟酌后选择的落脚点。
一来这里位于闽、浙、赣三省交界处，敌人通知比较薄弱；
二来1930年我党曾在这里组织过红十三军的起义，有一定群众基础；
还有一点就是山区里有个规模不小的青帮组织，其领导人同粟裕有些联系，可以像井冈山初期的袁文才那样成为红军最初的依托。
整编后的挺进师共有500人左右。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浙江是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区，挺进师行动起来必须万分谨慎小心。
在一次与国民党保安团的战斗中，师里唯一的一部电台被损坏。
从此粟裕等人成了“断线的风筝”，失去了和中央及上级党组织的联系。
为了躲避国民党军的大军围剿，红军挺进师采取了“化整为零”的策略，以连、排、班为单位，组成几十人、十几人的游击小队。
消失在茫茫大山中。
1937年5月，全国苏区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悼念过去十年里为革命牺牲的同志。
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向大会宣读烈士名单。
李大钊为第一位，粟裕的名字排在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之后，列第34位。
延安时期毛泽东作报告
1937年9月，一直处于失联状态的粟裕部听到了社会上的各种传言。
有人说“共产党投降了”，有人说“红军被收编了”……
正当人心涣散之际，粟裕敏锐的判断应该是国共双方实现了合作。
为了彻底搞清楚情况，他派自己的亲信、红七军团时期一路带来的随身参谋刘亨云（后任华野一纵三师师长，1955年少将）进城去一探究竟。
刘亨云化妆成国军连长，带领一个班的战士穿上国民党军装，大摇大摆来到龙泉县溪口镇的镇公所（镇政府）。
镇长见到军爷们来了，赶紧热情招待。
刘亨云自我介绍道：
“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抗日前线，要给县长打电话了解情况。”
镇长帮助给县长接通了电话，县长说：
“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开拔抗日了……”
得到这一关键情报后，刘亨云又在镇上收集了一些报纸，然后返回山区根据地向粟裕汇报。
综合各种信息后，粟裕决定派人与国民党遂昌县政府进行谈判。
这一谈才发现，原来刘英等为代表的我党浙江省委早就与国民党浙江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
1938年春，红军挺进师改编为新四军一部，开赴皖南泾县。图为出发前曾山（东南分局组织部长）、刘英（浙江省委书记）、粟裕及全体指战员在平阳山门合影
1938年初，粟裕率红军挺进师五百余人开赴皖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新四军创建初期共有四个支队：
一支队 司令员陈毅 副司令员傅秋涛
二支队 司令员张鼎丞 副司令员粟裕
三支队 司令员张云逸 副司令员谭震林
四支队 司令员高敬亭 副司令员戴季英
粟裕所在的第二支队兵力约1800人，由福建和浙江红军组成，粟裕所部原红军挺进师的500人就编在其中。
“谁带出来的部队谁负责指挥”，这是我军早期人事安排的一个重要原则。
1939年8月，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赴延安出任中央党校二部主任，参与即将举行的整风运动。
新四军军部遂决定将第一、二两个支队由陈毅统一指挥，组建起著名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
陈毅任江南指挥部指挥，粟裕任副指挥。
后来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长江进入苏北，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兵力约1.4万人。
在《粟裕战争回忆录》中，对于陈毅当机立断移师苏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这时（指移师苏北后），我们同延安已有了直通电台，从此完全摆脱了项英同志的限制。”
1939年春，周恩来到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前左二为粟裕、左四为邓子恢、后左二为陈毅、左三为周恩来、左四为项英。
陈毅粟裕部进入苏北后，开始与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爆发激烈冲突，即黄桥战役。
此战新四军大获全胜，国民党中将军长李守维战败溺水身亡，中将旅长翁达战败自杀，万余人伤亡或被俘。
北上的陈粟部颇有一种虎归深山、潜龙入海的感觉。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央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出任军长。
从此原苏北指挥部成为了新四军的核心。
重建后的新四军包括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兵力共计九万余人。
粟裕从三年前的“支队副司令”一跃而成为军部直属部队、新四军第一师师长。
其他各师师长分别为张云逸、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和张鼎丞。
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新四军第一师集中了原苏北指挥部第一、第二支队的全部精华。
粟裕麾下三个旅的旅长分别为叶飞、王必成和陶勇，这三位也是后来华东野战军一纵、六纵和四纵的纵队司令。
作为新四军主力，粟裕指挥第一师在抗战后期发起了车桥、高邮等著名战役，是新四军歼灭日伪部队最多的一个师。
1945年9月9日，冈村宁次向何应钦递交投降书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毅率新四军军部北撤山东，兼任八路军山东军区机关。
10月，留守在华中的部队编成华中野战军，接受华中分局与新四军军部的双重领导。
粟裕任华中野战军司令，谭震林任政委，张爱萍任副司令。
当时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按照就近原则，驻华中地区的日军应该向当地的新四军缴械。
然而蒋介石却通过各种渠道遥控这部分日伪军，命其坚守高邮一带，等候国民党军前来方准投降。
这样便出现了一副奇怪的画面——尽管日本早在9月9日就已经在中国战区投降，但一直到12月中旬，高邮城仍在日军手里。
城内当时驻有日军独立混成第90旅团两个大队和1个炮兵中队共1100余人，另有伪军一个师约5000余人。
12月19日，时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的粟裕亲自部署指挥，发动了高邮战役。
国民党军方面为支援日伪军固守待援，还通过飞机给城中的日军空投物资。
非常奇幻。
高邮战役历时一周，以我军强攻拿下高邮城、日伪军残部在城破后无条件投降宣告结束。
此战也被称为是中国军队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重庆谈判之后的近一年里，国共两党始终处于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状态。

客观来说，老蒋的确没啥诚意。
这边谈判还在进行时，那边《剿匪手册》就已经秘密下发……
1945年8月~1946年6月间，国共两党先后爆发了上党、平汉和四平等好几场大规模冲突。
其中又以四平战役最为关键。
四平战役给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带来了极大的自信。
在他们眼中，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作为我军中的精锐尚且不敌国军，其他“杂牌共军”自然更是手到擒来。
目光回到中原战场。
1946年6月25日，中原突围正式打响，此战被官方认定为第二次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的标志。
解放战争初期各战场的压力都比较大，尤其以向国统区“突出”的苏中地区形势最为严峻。
为拱卫南京安全，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李默庵调集12万大军向粟裕部3万余人发起进攻。
“绥靖区”是蒋介石1946年发明的一个词汇，意思是不太消停的地区，要去“绥靖”（安抚）。
面对优势敌军，粟裕于1946年7月13日发动苏中战役。
华中野战军在一个半月里连打七仗，通过运动调动敌人，每每在局部形成对敌优势。
苏中七战七捷是解放战争初期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极大的鼓舞了我军士气。
中央将其经验通报全军，要求各区“仿照办理”。
原先粟裕在各路解放军将领中的名声并不是很响亮，凭借此战一时名声大振。
国民党方面并没有把苏中战役的失利当回事。
与我军“歼敌为上”的指导思想相对应，国民党早期一直秉持“地盘为上”的方针。
苏中战役结束后，粟裕率华中野战军北上与陈毅部会和，盐城一带被李默庵占领。
由于彻底解除了解放军对南京的威胁、事实达到了战略目的，李默庵很高兴的上报蒋介石，称“苏北共军大势已去”。
不过私下李默庵也对粟裕的指挥给予了很高评价：
“由于军队体制不一样，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很难亲临一线指挥，比如我基本上是隔江遥控指挥，而粟裕却和部队在一起。
为处置战斗情况，（粟裕）连夜乘车，骑自行车，又乘船赶路达300余里。这种精神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是不可能具备的。”
1946年9月，苏中北上的粟裕华中野战军和陈毅山东野战军领导机构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
山东野战军的规模比华中野战军大很多，陈毅任司令、黎玉任政委。
黎玉这个名字今天大家听起来会比较陌生。
他是山东本地武装力量的代表人物，早在1941年山东分局成立的时候就是“四驾马车”之一，其他三人分别为朱瑞、罗荣桓和陈光。
1945年12月山东分局改组为中共中央华东局，饶漱石任书记，黎玉任副书记。
因与饶不和，黎玉后来的仕途比较坎坷，此处就不提了。
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后，毛泽东专门给其发电报：
“陈（陈毅）张（张鼎丞）邓（邓子恢）曾（曾山）粟（粟裕）谭（谭震林）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复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陈毅是粟裕从南昌起义开始的“老上级”，后来二人也结为亲家
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对国民党刺激很大。
面对越战越勇的华东野战军，蒋介石委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亲自指挥，从其他战场抽调大批精锐云集鲁西南。
这些精锐中包括国军五大主力中的三个：整编74师、第5军和整编11师。
整编师是国民党方面的军级作战单位，而且是战力强悍的军。
3月下旬，国民党军在吸取苏中战役教训的基础上，集中六十万兵力采用了齐头并进的战术向解放军进攻。
想再凭运动游击战术寻找敌军薄弱点突破很难了，华野只得步步后撤。
蒋介石、陈诚认为华野“攻势疲惫”，遂命令各部兼程前进，跟踪追剿。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陈毅粟裕决定和国民党军精锐来一次硬碰硬的较量，集中华野全部九个纵队围歼国民党军阵线上相对突出的张灵甫整编74师。
《粟裕战争回忆录》中对孟良崮战役出发点的分析
5月13日，我军针对整74师的穿插作战正式打响。
当日，张灵甫判断对面解放军坚强抵抗是为了掩护后方物资搬运疏散。
5月14日，察觉有变的张灵甫没有选择从其他方向突围与大部队会合，而是决定进占孟良崮山头，固守待援。
也不知道张灵甫哪来的自信，就没有回忆一下自己平日里和同僚们的关系吗？
旁边的李天霞就不提了，半个仇人；另外离自己比较近的俩主力军是人家桂系的。
得知张灵甫上山后，蒋介石又惊又喜。他致电顾祝同、汤恩伯和张灵甫：
“顾司令祝同兄北恩伯、灵甫兄勋鉴：
今已得知灵甫之74师被围孟良崮，甚惊，又甚喜。
其惊之因是灵甫被困，随时有危险发生。其喜之因是灵甫给我国军寻找了一个歼灭解放军陈粟部于孟良崮的大好机会。
……
总之，一切均仰仗诸位精诚团结，协同作战，为党国大业献身出力，乃千秋之荣也。”
老蒋的方案并非脑洞大开。
当时在孟良崮周围一百公里范围内至少有四十万国军，以74师之强悍战力，凭险固守一两天完全不在话下（实际守了整整三天）。
遗憾的是，老蒋电报中“仰仗”两个字后面的东西并不存在。
张灵甫夫人王玉玲（1928~）至今在世，现和儿子张道宇一起定居上海
孟良崮一战把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山头矛盾演绎的淋漓尽致。
近在咫尺的83师师长李天霞派出少校团副率一个连携带步话机冒充一个团，虚张声势投石问路。
在这个连被我军歼灭后，李天霞又派出一个临时借来的团，行动前还特意指示团长罗文浪：
“夜间作战要多准备向导，特别注意来往的路，要多控制几条，你是很机警的。”
暗示罗文浪可以相机后撤。
团长罗文浪也不傻，他觉得一旦74师出事，李天霞大概率要拿自己顶锅。
于是罗文浪一鼓作气率全团猛冲，竟然突破解放军包围圈进去与74师会和——这也是唯一一支成功增援张灵甫的部队。
最后该团和74师一起在孟良崮被歼。
罗文浪本人被俘投诚，改造后被派回国统区当内应，1949年春解放湖南时曾发挥过一些作用。
1947年5月，粟裕在孟良崮战场观察地形
1948年初，中央军委制定了“成立东南野战军，渡江南跃”的重大战略方针。
这一方针的指导思想被概括为“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
具体计划是由粟裕率华野1、4、6三个纵队渡过长江，把战线扩展到南方广大国统区，从而减小各主要战场的压力，尤其是刘邓在大别山的压力。
记忆力好的朋友肯定还有印象，粟裕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时麾下有三个旅，旅长分别为叶飞、陶勇和王必成。
这三位就是华野1、4、6三个纵队的纵队司令。
可见中央方面从战略上到人事上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粟裕战争回忆录》中对“东南野战军”事件的介绍
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思考，粟裕在向刘邓发电征得同意后，于4月18日致电中央军委，对已经板上钉钉的渡江方案提出了不同看法。
详细阐释完利弊后，粟裕在电文最后写道：
“以上是个人不成熟的意见，斗胆直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大家可以好好学习一下向领导提意见的方式……

粟裕坚持在中原一带决战的想法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遂电令陈粟二人赴河北中央驻地当面汇报。
1948年4月30日，陈粟二人来到中央驻地。
毛泽东一改会见党内同志不迎出门的习惯，大步走到门外，同粟裕长时间握手问候。
上次有这种礼遇的战将，还是1942年伤愈后从苏联回到延安的林彪。
五大书记（七大的书记即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集体听取了粟裕的汇报。
会后决定采纳粟裕的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
离开前，中央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并给其定下了有时间限制的具体歼敌目标（战时KPI）。
接下来便有了著名的豫东战役和济南战役。
淮海战役总前委
济南战役粟裕最初的设想是让许世友和谭震林率一部去围点攻城，自己亲率主力负责打援。
没想到一直到城破，国民党军都没敢来救。
王耀武心哇凉哇凉的。
鉴于负责打援的部队并未上仗，粟裕在济南战役结束当天即提出淮海战役计划并得到批准。
此计划后来发展为国共双方的战略决战。
淮海战役的故事网络上很多，这里我们就不谈了。
最后一点篇幅留给建国后。
和林彪一样，建国初期粟裕也曾一度赴苏联治病疗养。
1954年，粟裕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期间与上级发生了一些矛盾。
1958年夏，粟裕与刘伯承、萧克等人一起遭受了批判。
粟裕的帽子叫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先后在大小会议上检讨了八次。
不过很庆幸，问题最终没有发展成“敌我矛盾”。
之后粟裕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给叶帅打副手。
1959年庐山上的会议粟裕也参加了，期间有人建议他把1958年的问题乘机提一提。
粟裕则表示：“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
不得不说粟裕的政治敏感性很高，他没有蹚庐山这趟浑水，否则七年后风波来临之时很容易说不清道不明。
特殊时期里粟裕被周恩来保护在国务院。
他一直关心着曾经的战友们，曾对张震、陶勇等人施以援手。
有的救下来了，有的没救下来。
在粟裕去世十年后的1994年，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张震推动了对1958年粟裕遭受错误批判事件的翻案。
当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批发的《追忆粟裕同志》署名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
“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番外
2007年8月，解放军出版社推出了一个系列的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回忆录”。
这套丛书一共有18册，主人公包括徐向前、聂荣臻、粟裕、许世友、秦基伟等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
在2007版的《粟裕回忆录》之前，其实还有一本更早的1988版《粟裕战争回忆录》。
二者内容基本一致，07版在修订后补充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一些故事。
很多非商业性质的书出版后不会再版，导致价格猛增。1988版的《粟裕战争回忆录》市价大概800元一本，2007版的《粟裕回忆录》市价大概400元一本
目前市面上存在官方背景的新中国历史人物传记或回忆录，大概有三类：
第一类是由本人或亲属撰写的。
第二类是官方编写的，通常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大咖主持完成，比如金冲及的一些作品。
第三类是海外渠道的，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都属于这一类型。
以上三类中第二类是最权威的，字斟句酌。
不过因为行文正统和早期采用“阶级史观”等原因，喜欢看的读者朋友不多。
第三类通常是热门畅销书。
虽然来自海外渠道，但从作者采访的大量历史人物以及引用的详细史料能看出，其实也是具有官方背景的。
你懂的。
相对来说，第一类回忆录介于二三两者中间，在钦定史观的框架下补充了很多亲历者关于历史细节的回忆，可读性比较强。
历史人物写《回忆录》是一件非常艺术的事情。
通常他们会在这本自己主笔的书中对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事件作出解释。
一方面是因为越到一定层次的人对身后的名声看得便越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历史不仅是历史，争历史也是争当下。
相对来说，粟裕的回忆录就比较“纯粹”了。
除最初的身世介绍外，几乎每一章的标题就是一次重要战斗的名字。
比如：
第十四章 英雄孟良崮
第十五章 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和沙土集战役
第十六章 豫东之战
第十七章 济南战役
第十八章 第三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中
……
写完一场战役后粟裕都会在结尾点评一段，分析一下利弊得失。
粟裕和夫人楚青
《粟裕战争回忆录》中有很大一部分稿是妻子楚青帮助完成的，所以在本篇的最后我们讲述一个粟裕和夫人的小故事。
楚青原名詹永珠，毕业于大名鼎鼎的扬州中学，和某睿智老者是校友。
楚青家境优渥，其父亲詹克明是一位银行家，经常带女儿到上海玩耍生活。
1949年三野大军解放上海后，粟裕抽出一点空闲时间陪楚青逛街，看一看上海滩十里洋场。
两人走到一家咖啡馆前，粟裕突然停住说：“这家店不错。”
楚青心里小激动，赶紧追问：“哪里好？”
粟裕接着说道：“在这家店屋顶上架上几挺机枪，就能封锁整个街道！”
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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