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重回中国，在采访中向毛泽东主席提问：“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毛主席一生遇到危险无数，比如在秋收起义时被清乡队抓住，在押去枪毙的路上伺机逃脱，在水塘边的草地里躲了一整夜才成功脱险。比如在国民党进攻陕北时，身边就带一个警卫连，跟刘戡的七个旅兜圈子，有时候部队驻扎的地点就跟敌人部队隔着一条沟，有时候今晚住在这个村，第二天早上敌人就赶到了。
然而就这样“在刀尖上跳舞”，毛主席依然认为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草地上的分裂——这个回答很有高度，也很真实。不管是敌人多么凶残，不管是蒋介石、日本人还是有原子弹的美国，我们都战胜了他们，我们都是“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而最大的威胁，永远来自内部。
1934年，毛泽东被王明博古等人排挤，赋闲在大后方，时值第五次反围剿最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屡次上述中央阐述正确的军事决策，但屡次被否定。随后毛泽东换上了严重的恶性疟疾，连续几个月不得好转，最严重的时候十几天持续高烧40余度，正好又赶上敌机的持续轰炸，每次都是警卫员抬着担架，在一片狂轰滥炸中把昏迷的毛泽东抬进防空洞。这时候不仅仅是毛泽东的至暗时刻，同样是苏区、是党最危急的关头。
高烧退去后，恢复了意识他又向中央建言：“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歼灭之”，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结果又被拒绝。此时的他不知道，博古正在考虑让他去苏联养病，博古表示：毛泽东同志已停止工作，且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建议去苏联养病。其实也是想借去苏联养病踢开这个一直给他们挑刺的“刺头”。王明听后表示，首先敌军围剿下没有去苏联的安全途径，然后他说了一句实话：“苏区离不开毛泽东”。
但不要以为王明这句话是在夸人，因为当时王明就在苏联，他自然不愿意毛去莫斯科，同时九月份是中央已经决定离开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当时那些中央留洋派们的观点是想把毛泽东留下来，留在根据地继续打游击。但是因为毛在红军中下级指战员中威望极高——因为大家都肉眼可见，毛委员在的时候怎样屡战屡胜，等留洋派和外国顾问来了根据地之后是怎样一系列愚蠢的操作；同时当时毛泽东名义上还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不带上走显得说不过去。首先是朱老总、张闻天像“三人团”据理力争说不带毛泽东走，红军人心不稳；而后周恩来说服了三人团中的另外两位——李德和博古，最后毛泽东在担架上走上了长征路。
毫无疑问，这一举动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这才有了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但是仅仅一个遵义会议还是不够的，会议只是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让他的军事思想能够完美的贯彻实行，但是曾经王明、博古等人为代表的错误并未清除，也出现了像张国焘这样险些葬送了红军的危急时刻。遵义会议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所需要的是延安整风。
《为人民服务》里说得好：“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而这“五湖四海”实在是包括的太多太多了。
我们可以简单粗暴的看看这样的对比：党在成立初期，高级干部以“留洋派”为主，而且我们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所以苏联的影响对于党组织是举足轻重的；而党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建设了广泛的根据地，那些参加起义并成为建设根据地中坚力量的同志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军阀苦大兵、少数产业工人。相当于当时能够出国留学最精英、最有学问的一群人，与中国大地上最底层、最苦难、最朴实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
但是光有理想是没用的，“一起做事”距离“把事情做成”中间隔着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些背景不同、知识储备不同、人生经历不同的人们在共事过程中，自然会对相同问题产生不同看法，对相同的目标寻找不同的路径，结果就这两边人互相瞧不起。留洋派觉得根据地的人们都是“泥腿子”：不知道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知道将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甚至大字不识几个，很多留洋派是发自内心地不相信这些泥腿子们能救中国。然而根据地的干部与士兵们看那些“洋书生”也好不到哪去：天天掉书袋，理论背得滚瓜乱熟，办事办得一塌糊涂，更别提让他们扛枪上战场了。
然而由于苏联对我党早期的影响，以及三湾改编后“党指挥枪”这一影响深远制度的确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留洋派占了上风，并排挤了毛泽东等一枪一炮打出来、土生土长的优秀干部。大家都知道的历史：王明博古等“洋书生”当政期间，胡搞乱搞，打仗打不赢，人事斗争第一名。结果党和根据地经历了大革命失败以来最大的损失，被迫进行长征。
虽然“洋书生”不靠谱，但是“泥腿子”也并没有多高大全。当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底层人民苦难重重、民不聊生，许许多多人为了各种目的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大家可以看《让子弹飞》里的情节，一说大家为啥来了，都是钱，只有张麻子说发给穷人，这就是当时“反抗者”群像的真实写照，许多人不知道共产主义为何物，不知道“革命”与“造反”有何不同，不知道“再造一个新中国”的伟大意义，根子上还是一个啸聚山林的绿林好汉。
已知“洋书生”是掌权派，且有一定程度上的“信仰洁癖”，又知大家扛起枪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动机各有不同，革命队伍中信仰不已。面对这种局面洋书生们做的只有两个字：肃反。
首先不要简单的认为“肃反”是错误的。肃反的全称是“肃清反革命分子”，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式组织的政党，肃反是保证组织战斗力、革命纯洁性的必要条件。《水浒传》就生动的展示给我们了——造反的门槛是很低的，造反众人是心怀鬼胎的：有的是替天行道，有的是路见不平，有的是走投无路，有的是官逼民反，有的是体制内提升自己议价能力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为了钱来的，像张麻子这样发给穷人的少之又少，如果不肃反，下场就是像梁山泊这样，被投机分子充斥进组织内部，最后只能走右倾投降主义一条路。所以不要被嘤嘤作态的文人墨客带了节奏，他们不满“肃反”因为他们就是被肃反的那部分。毛主席说得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队伍必须要肃反。
但是，“肃反扩大化”是错误的。要区分这两个概念，肃反是必须的，但肃反往往会扩大化，这是列宁主义政党难免的症候。在历史上，肃反扩大化给我党我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发生了众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无数优秀的革命战士，没有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却成为自己人枪口下的冤魂，让人扼腕叹息。
那么如何解决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呢？伟大领袖毛主席设计了一个天才般的制度模型，完美的在保证队伍革命纯洁性的前提下，避免了肃反扩大化的危机。这个天纵英才般的设计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建设伟大的创新，答案也只有简单两个字：整风。 整风不是隔离监禁，不是用反特务间谍的手段整党，不是肉体消灭，而是挽救思想落后、行为落后的同志。毛主席给整风运动精炼地提了一套流程：团结——批评——团结。第一个“团结”是出发点，我们整风出发点的是为了组织团结，而不是要肉体消灭某些人；第二个“团结”是目的，整风的最终结果还是要团结；而“批评”则是达到目的重要的手段，批评的出发点是团结，批评是为了让你进步，最终还是团结。
毛主席为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提炼了八个大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是为了救人，不是杀人，不是把落后的同志肉体消灭。从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力精神力凝聚力更上一个台阶，这是毛主席天才设计的伟大功效，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会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遵义会议之后，党内也从此杜绝了对同志的“肉体消灭”，诸如王明博古张国焘等人，也都是思想层面的清算。正因为有这样的理论自信，张国焘叛逃之后毛非常之淡定，因为知道他已经掀不起什么风浪、反而还是一个绝佳的反面教材。
1941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延安整风的开始，随后毛泽东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文章（报告），被视为延安整风“三篇”指导性纲领。同时还有一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视为文艺界工作的最高原则。
整风运动主要整什么错误呢？简而言之有三个方面：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这三个点大有说法。我们前面说了，留洋派跟本土派互相瞧不起，也在工作中产生了很大的摩擦。首先流量派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呢？是主观主义。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批评到：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看着话说得多有趣，就是“洋书生”的一副做派，骂的就是王明和他的“二十八半布尔什维克”，掉书袋掉得特别顺溜，但是对于解决实际问题一无是处。
那么宗派主义呢，同样很有意思，其实就是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绿林好汉的做派。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指出：
有些人轻视本地干部，讥笑本地干部，他们说：“本地人懂得什么，土包子！”这种人完全不懂得本地干部的重要性，他们既不了解本地干部的长处，也不了解自己的短处，采取了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态度。一切外来干部一定要爱护本地干部，经常帮助他们，而不许可讥笑他们，打击他们。自然，本地干部也必须学习外来干部的长处，必须去掉那些不适当的狭隘的观点，以求和外来干部完全不分彼此，打成一片，而避免宗派主义倾向。军队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的关系也是如此。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谁要是对别人的困难不管，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不顾大局，对别部、别地、别人漠不关心，就是这种本位主义者的特点。对于这样的人，必须加重教育，使他们懂得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如果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不难看到，整风运动既要反对“洋书生”的主观主义，又要反对“泥腿子”的宗派主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把党组织牢牢地捏和在一起。当然，土生土长的干部也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比如不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只是根据有限的片面经验去判断失误；而留洋派们也会犯宗派主义的错误，王明博古“二十八半布尔什维克”不就是牢牢抱团搞小团体嘛。我上面说的，是抓主要矛盾的说法，也是为了证明毛主席下药下得太准了。
我上周就犯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深感自己理论基础还是薄弱，理论联系实际更没有做到位，在微博上做了几天检讨，又把经典抄写了一遍，本文的内容其实也是这几天思想汇报的总结，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微博看看：
可以说毛主席两次拯救了党：一次是“肉体”上的，在遵义会议后执掌全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成功的保留了革命领导力量；而一次是“精神”上的，延安整风根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并纠正了“党八股”的倾向，让党能够更好地链接群众，这样就把老干部、新干部、中央干部、地方干部、军队干部、根据地干部以及干部和人民，凝聚成了一股最坚实的力量，成为了最具有战斗力的先锋队。
这歌唱的一点也没错：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走出了“至暗时刻”，中国共产党也走向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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