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公众号“财主家的余粮”(ID:CaizhuFinance
就世界范围内而言,中国经济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崛起呢?
答案是:1992-1995年
看下面这幅以名义美元计价的中国经济规模图表就能明白。
即便是按照1993年以前人民币虚高的汇率估值,以名义美元价格计算,在1991年之前,以全世界最大的人口体量,中国经济规模在世界上的占比却一直徘徊在2-3%的水平——特别是1987-1993年,中国GDP规模在全世界的占比仅在1.6%左右。
但是,从1994年开始,中国GDP的世界占比重新超过2%,此后一路上升,到目前为止,从来都没有下降过。
从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世界占比对比上,我们也能够明显看出,1994-1995年,中国甩开其他主要的发展中经济体,开始在全世界一枝独秀。
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已经接近18%,基本与中国人口在世界上的占比相等。
1992年到1995年,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大事?
1992年,中国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1993年,中国开始实施汇率并轨制改革,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下来;
1993年,中国开始采用国际通行的SNA(国民帐户体系)核算经济规模;
1994年,中国实施分税制改革;
1995年,中国建立中央银行体系,并开启商业银行改革大幕;
……
可以说,正是这一系列有着深远意义的变革,成为了中国此后30年经济崛起的基础。
我们现在来回顾这些事件。
1992年一开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时已正式卸任中央领导岗位,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这就是著名的“南方谈话”。
在这些谈话中,针对“89”后中国普遍的“宁左勿右”观念,邓小平强调,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面对一些领导干部对深化改革开放存在的畏难情绪,邓公更是掷地有声地说了句:
“谁不改革,就让谁下台”
三个“有利于”一锤定音,解放了当时的思想,加速了中国对外开放步伐,也加速了对内开放、对民企开放的步伐,民营经济从此稳定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中国接下来30年经济蓬勃发展的根源。
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基础,随后召开的“十四大”上,中国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目标。
什么叫做市场经济体制?
简单说,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尊重这个经济体中绝大多数人的自我意志,以市场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资源的商品化、经济关系的货币化、市场价格的自由化和经济体系的开放化。
相比之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只能是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其主要任务,是维护整个经济运行的规则和制度,宏观调控是其对具体经济运行唯一能够干预的地方,而整个市场上不受管控的商品价格,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标志。
在中国,因为一直以来的共产主义思想和计划经济模式,有勇气提出来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并不那么容易。
1979-1982年,改革开放之后的政府,意识到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市场经济)不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于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成为中央政府的共识,理解这句话,相当于国家(政府)是爹妈,市场是孩子,家庭发展方向,当然以爹妈为主,孩子为辅。
接下来的1983-1986年,中央政府的多次会议,定位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看起来,孩子似乎比爹妈更懂事,有些事情可以做主,但还是要听爹妈的。
从1987年到1992年,随着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大家慢慢意识到,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但是可能需要国家引导,于是,中国经济管理的原则又变成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总之,国家(政府)还是要主导市场,当好市场开明一点儿的爹娘。
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相当于爹妈认识到孩子确实成年了,就应该让他自己一切做主——当然,中国特色,遇到宏观调控,你爹娘还是你爹娘。
从宏观的货币发行和债务增加角度,来观察那个时候的中国经济,会很有意思。
从人民币发行和中国实体经济各部门的债务构成来看,1993年之前,依然很有计划经济时代“划拨”的特点,对各大国有企业的指令性的贷款,占了人民币发行绝大部分的比例。不管是农村粮食收购价提高、城市的工人涨工资、右派平反的工资补发,大型国有企业巨额亏损或是城市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只要中央政府一声令下,中央银行哗啦啦的钞票就印出来了,中央政府的财政透支,是人民币发行无约束的核心原因。
然而,“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的货币和信贷发放,却不能靠行政指令,而是要尽量根据经济体各部门的债务承担能力和意愿,市场化地确定各自的债务状况,进而决定货币的发行数量。
下面这张图,就是1993-2000年,中国实体经济各部门的债务/GDP的演变。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债务经济初起的时候,各部门的融资方式,除了不纳入统计的民间借贷之外,只有从银行获得贷款一条路径,几乎全部的债务,都来自银行的信贷投放。
不过,因为强调“市场经济”,所以1992年的“十四大”报告中,特意提出了要积极培育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的金融市场,这意味着中国开始要走“市场化融资”的道路。
1992-1995年,中国还完全处于早期那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信贷投放模式,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高达30%以上,带来了那几年的经济过热和国内的通货膨胀肆虐,官方公布的CPI年化增长率一度超过20%。
为了控制通货膨胀,1993年6月,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一方面要求各大商业银行催收过去发放的逾期贷款,另一方面,也希望为中国的货币发行建立稳定而可靠的机制:
199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通过;
199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通过。
中央银行法,以法律形式落实了货币发行要跟经济增长保持平衡的原则,中央政府出现财政赤字,不能让人民银行一印了之;商业银行法,则保证了商业银行的法人主体地位,强调其“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由此拉开了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大幕。
1993-1995年,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杠杆率下降,反映的就是经济过热之下,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努力让债务的增长速度低于名义GDP增长速度,由此造成债务比率的下降。
这一阶段值得一说的,还有汇率并轨和分税制改革。
与后来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不同,自改革开放以来,因为汇率高估,而诸多机器设备又需要进口,中国的外汇收入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外汇极为宝贵而紧张,为鼓励企业创汇,中国对创汇企业采用调剂汇率,而民众换汇则实施官方汇率,这就是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双轨制。
1994年元旦,中国宣布汇率制度并轨,官方汇率当天直接从5.8贬至8.7,一次性贬值50%,与当时的贸易汇率相同,同时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是的,因为外汇紧缺所以才管制),用收到的外汇储备作为新人民币发行的基础,这导致中国信贷投放的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
以往,货币发行主要靠贷款增加,是数量型管控,官方利率基本是固定的,关键看政府以及各大国有企业需要的贷款是多少;
现在,货币发行主要靠外汇收入,是价格型管控,得到的外汇多,人民币发行就多,再根据市场上需要贷款有多少,央行的人民币贷款利率和准备金率会机动调整。
所以,很多人只知道1994年元旦中国官方汇率一天暴贬50%,但并不知道,单一汇率制度+外汇做抵押发行人民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顺利启动的基础,更是市场化经济运行模式的指挥棒。
以后来的经济结果来看的话,我甚至觉得,1993年的汇率并轨改革,大概是有史以来所有发展中经济体最为成功的汇率改革。一方面,人民币借助美元的强大信用,在中国成功建立起人民币的良好信用,另一方面,它作为“金融体系市场化”的指挥棒,帮助中国摆脱了以往计划经济的指令性和数量型信贷投放。
汇率改革是指挥棒,那“分税制改革”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税收体制嘛,简单说,就是政府是如何向企业和老百姓收钱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进行了“利改税”改革,就是把计划经济时代所谓的“企业上缴利润”改成“征收所得税”,核心做法是将所得税引入国营企业利润分配领域,税后利润全部留归企业,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税额划分,也基本采用这种模式,简单说,就是“包干制”
到了1990年代初期,税收包干制产生了较大的问题——中央政府需要承担的责任很多,但财政收入占比却没有那么大,而且中国经济的区域平衡也难以实现,分税制改革的目标由此被提了出来。
所谓“分税制”,表面上看,是如何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收入蛋糕,也即区分中央税和地方税的种类,分别入库,分别支配,分别管理。但其真正的含义,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自实现自收自支、自求平衡,而且把这些东西通过制度规则长期固定下来,再也没有包干制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不在于市场会如何变化,而在于政府行为具有规范性和可预测性,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政府的行为规范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
具体到政府内部行为的规范性,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运作界限要明确,钱的分配上要明确,说到底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划分问题。
当今的世界,凡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实行分税制,因为,只有分税制,才能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关系纳入制度化的通道,大家不必“要向中央争取更大留成比例”,也不必为区域间经济的不平衡而额外操心,中央的归中央,地方的归地方,进而,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由此而来,而此事核心推动者,依然是刚才提到的时任副总理并主管经济的朱镕基,针对地方政府对于变更“包干制”的不理解和不愿意,他曾经专门到东部沿海调研,一个个省份地争取理解和支持。
中国经济能顺利转变为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部分“硬骨头”,都是由他来啃的,而中国经济能够顺利转型并且到今天强大如斯,我们应该给予这位老人以最大的敬意。
除国内各项“伤筋动骨”的改革之外,在国际经济统计领域,1993年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1993年2月,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27届会议讨论并一致建议通过1993年国民核算体系(SNA,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的修订草案,很快,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通过这一问卷,这意味着一种统一标准、适用于全球所有经济体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正式问世。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采用源自原苏联的物料平衡表(MPS,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统计国民经济变迁,这种统计偏向实质性物料的生产、积累和消费,对于服务性的产业则完全不予关注。自1956年开始,我国开始编制社会产品生产、积累和消费平衡表,国民收入生产、分配、再分配平衡表以及劳动力资源的生产和分配平衡表……
相比之下,早在1953年,联合国就制定并公布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辅助系统表》,这被称为“SNA体系”,主要统计和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社会总消费、社会总投资、社会总资产、国际收支等宏观经济指标,以便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1968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正式提出了修正后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此后有100多个国家,都开始采用SNA统计体系。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MPS体系无法反映中国经济的全貌,为形成一套国际可比较的、又能反映经济全貌、又能适应中国国情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84年国务院成立国民经济统一核算标准领导小组。经过8年的忙活,1992年底,以SNA体系为基础,适用于中国且能够国际比较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出台。
1993年开始,中国的宏观经济统计体系,彻底取消了MPS的编制,完全采用SNA的编制方法,而就在1993年,恰逢国际上新的SNA体系完全定型,中国在深入研究1993年版SNA的基础上,开始逐渐完善自身的宏观经济统计体系。
因为采用了相对统一的标准,所以,正是从1993年起,中国宏观经济,才有了国际间横向比较的意义和准确度。
后来到了2002年,中国在1993版国际SNA的基础上,再加上过去10年关于SNA的实践,形成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此后这一核算体系一直沿用迄今。
国际可比较的宏观经济,应该从1993年算起,中国实体经济的各部门债务杠杆数据也是从1993年算起,我们所看到的关于中国金融体系的各项数据,也大都是从1992-1993年开始算起,都与SNA统计体系有关。
现在你该明白了,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人民币发行和信贷投放机制变革、中央银行体系建立、汇率并轨、分税制改革实施,以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宏观国际可比较性上,1993年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崛起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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