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尤(1892—1970),廣東海豐人,17歲來到廣州上學,19歲加入中國同盟會,1912年赴日本留學,1916年畢業回國,1931年加入中國致公黨。他曾參加廣州“黃花崗起義”,從此矢志革命;他曾因檢舉蔣孔家族發國難財而入獄,這種正義品質貫穿了他的一生;抗戰時期,組織致公黨發動廣大海外華僑華人捐資捐物支持抗戰;抗戰勝利後,為恢復與重建中國致公黨,積極主張致公黨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做出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前夕,他代表中國致公黨與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及無黨派人士在香港聯名通電,響應中國共產黨的“五一”號召,參與政協組織大綱的起草等工作,為新中國的籌建做出貢獻;新中國成立後,曾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務,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風雨同舟。
Image1892年,陳其尤出生在廣東海豐一個名門望族。1908年,17歲的陳其尤來到廣州“博濟醫學堂”學習。在這裡,他首次接觸到革命黨人。1911年,年僅19歲的陳其尤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同年4月27日,陳其尤參加了廣州“黃花崗起義”。
這次起義給年輕的陳其尤帶來的內心震撼非常巨大,雖然他只充當了普通一兵,但對他本人來說,卻是一個走上革命道路的全新起點。在正義的革命行動中,他深刻地感受到舍生取義、慷慨赴死的高尚品格。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
1912年,陳其尤赴日本留學,在東京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系學習。1916年,陳其尤畢業回國,在北方政府財政部任職。1917-1918年,陳其尤毅然辭去北方政府財政部的職務,南下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
1926年2月,致公黨以“致公俱樂部”名義在香港設立黨部。陳其尤“為創辦人之一”。1931年,陳其尤加入中國致公黨,在致公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被選舉為中國致公黨中央幹事會負責人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國家災難深重、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致公黨中央譴責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團結各黨各派共組抗戰政府,領導全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同時訓令:“海內外各處黨員,一致參加抗戰工作,出錢出力,以盡職責。”
1937年“七七事變”後,海內外僑胞懷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赤子之心,積極支援祖國的抗戰救亡。中國致公黨是組織海外捐款的主要力量。據統計,從1937年到1941年底,華僑匯款額相當於同期國民政府總收入的1/4,將近國民政府軍費開支的1/2。甚至後來的日本政府及學者都把抗戰時期的僑匯統統直接稱為“抗日戰費”。在這樣的背景下,1938年發生了一件改變陳其尤一生命運的重要事件。
海外僑胞積極籌款籌資支援國內抗戰。
陳其尤與蔣介石早年在北伐戰爭前的粵軍相識,並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1937年,陳其尤被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委任為駐香港的特派員。此時的香港正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對外採購軍火的一個重要場所和通道。負責國民政府採購軍火的人,恰巧是蔣介石手諭親命的財政部長孔祥熙的大少爺孔令侃。在這國難當頭之秋,孔令侃不顧手上握著的是廣大同胞(包括海外僑胞)的血汗錢,在香港打著蔣介石的招牌,瘋狂地從一筆筆軍火生意中掘取大量回扣,大發“國難財”。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每年購買軍火的款額平均高達2億美元,而當時軍火交易的佣金有的竟達到20%-30%。
紐約僑胞捐贈給八路軍的救護車。
看到此種情景,當時身為致公黨中央幹事會主要負責人之一的陳其尤義憤填膺,忍無可忍。1938年初,出於對國人負責和對海外廣大愛國僑胞的交代,陳其尤向國民政府揭發孔令侃種種觸目驚心的腐敗行徑,要求國民政府予以嚴懲。但是,陳其尤沒有想到,他的這一揭發非但未能把孔令侃繩之以法,反而因觸及到家族內幕而獲罪於蔣介石,給自己帶來無妄之災。
1938年末,陳其尤接到蔣介石要他到武漢向蔣匯報工作的電報,可是剛到武漢機場,他就被軍統秘密逮捕,囚於貴州監獄。一夜之間,陳其尤從蔣介石的座上賓淪為階下囚,這一事件不僅使早年便以身許國、一次次參加民主革命的陳其尤痛苦不堪,也使陳其尤更加徹底地看清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本質。
1941年香港淪陷後,致公黨總部宣布停止活動。就在這一年,陳其尤由貴州監獄轉到重慶改為軟禁。1942年初,陳其尤在重慶街頭邂逅時任《新華日報》社醫藥衛生顧問的少年好友黃鼎臣,這一邂逅,使陳其尤由此接觸到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有了進一步認識。在此後的三年中,陳其尤還秘密與八路軍駐渝辦事處和中共南方局負責人進行了更深入的聯繫和交流。
1944年抗戰勝利曙光初現之際,中共南方局向陳其尤建議:“中國致公黨是華僑愛國力量的一個基礎組織,恢復致公黨的活動,對海外華僑的愛國行動具有一定的影響。致公黨應盡快恢復起來並多做工作,以便為戰後實現和平民主及復興祖國的建設事業發揮更大的作用”。歷經滄桑的陳其尤對抗戰勝利後的中國致公黨應走一條什麼樣的路、以及如何改組和發展等重大使命,開始了認真的思考和積極的準備籌劃。
1946年初,陳其尤找到機會擺脫控制,由重慶到達香港,與堅持在港工作的原中國致公黨中央幹事會成員匯合。在陳其尤的領導下,致公黨總部逐漸恢復工作。1946年7月6日,致公黨以中央幹事會名義,在香港《華商報》刊登《致公黨組織概況》啟事。《概況》申述了致公黨的由來及其演變歷史,肯定了中國致公黨對辛亥革命、抗日戰爭作出的貢獻。《概況》還指出,總部正在籌備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整頓健全黨的組織,使黨適應潮流與新局勢要求的計劃。
《概況》發表後,迅速得到了中共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支持,以及各地致公黨和海外華僑的熱烈擁護,各地組織紛紛成立了整頓委員會,重新登記黨員和整理黨務。針對中國國民黨的干擾,陳其尤頂住壓力,立場堅定地指出中國致公黨只有在中共領導下,與國內各民主黨派結成一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才能徹底推翻國民政府統治,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繁榮富強的新中國。針對國民政府先後發動內戰、召開國大以及與美國簽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等一系事件,陳其尤以致公黨中央幹事會名義發表了一系列政治聲明,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和政治主張,有效地擴大了中國致公黨在國內外的政治影響。
1947年5月1日,中國致公黨在香港舉行了具有重大歷史轉折意義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討論修改了致公黨的《政綱》和《黨章》,發表了《宣言》、《告海外同胞書》和《致杜魯門總統文》。中國致公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制定的《政綱》規定:“為民族解放,國家富強,人民自由而奮鬥”。
1947年12月,陳其尤創辦《公論》。在《公論》中,陳其尤寫下多篇文章,在海內外廣為宣傳中國致公黨的政治主張,揭露蔣介石國民黨反人民、打內戰、搞獨裁的罪行,聲援“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的學生運動。
1948年5月,陳其尤代表中國致公黨,與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100多人在香港聯名通電,響應中共中央的“五·一”號召,擁護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1948年,陳其尤聯合遠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為籌備新政協、共商建國大計,紛紛踏上了到解放區去的征程。
1948年11月,陳其尤與郭沫若、沙千里、宦鄉、曹孟君、許廣平、馮裕芳等20多人,在中共地下黨的護送下,秘密離開香港到達東北解放區。陳其尤代表致公黨全體成員,向毛澤東、周恩來表示要為實現新民主,建設新中國作出貢獻。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開幕。作為中國致公黨的首席代表,陳其尤等還分別參加了政協組織大綱等的起草,以及新中國國旗、國徽、國都和紀年方案的審查等工作,為新中國的籌建作出了貢獻。
陳其尤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代表中國致公黨發言。
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百廢待興的新中國,陳其尤領導中國致公黨積極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如積極認購公債,團結海外華僑,幫助政府解決歸僑、僑眷的合理要求,爭取華僑投資,動員海外華僑知識分子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事業。
1951年7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建黨30年之際,陳其尤在《人民日報》上以個人名義發表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文。指出:“飲水思源,我們應當加倍的感激共產黨,崇敬共產黨”,“誠心誠意跟著毛主席與共產黨前進,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1950年4月在廣州召開致公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其尤作為中國致公黨第四屆主席團成員,第五、六屆中央委員會主席,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常委,第一至四屆全國政協常委以及廣東省人民政府委員,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風雨同舟。
1952年11月,致公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全體代表合影,陳其尤(前排中)為主席。
作為一個民主黨派的領導人,陳其尤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一生,也是為民主革命奮鬥的一生。他的一生所表現出的強烈的熱愛祖國、致力為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品格,是後人應繼承和發揚的一筆寶貴的政治財富和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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